总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一时间，农村教育再度成为热点。在我看来，农村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村教育话题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只是一个教育学关心的话题，还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只在乡村学校推广和应用一般教育理论就能解决乡村教育难题的，还要进行基于乡村的教育现代化探索和实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策划了三套丛书，即“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教育”丛书、“学科交叉中的农村教育”丛书和“教育实验中的农村教育”丛书，作为未来十年农村教育学基本学科建设的重点任务。“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教育”丛书着重把农村教育放置在社会变迁这一宏大背景中来考察，以辨识社会变迁与农村教育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科交叉中的农村教育”丛书着重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分析农村教育的重点、热点、难点、盲点问题。“教育实验中的农村教育”丛书着重回到教育过程本身，通过随机对照实验、行动形成实验等方法，探索结果导向的、有助于提升农村少年儿童认知技能和社会能力的教育策略。

历史证明，教育变迁和社会变迁之间是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的，有时教育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有时教育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有时两者又互为因果和条件。对中国乡村而言，近代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迁莫过于欧洲“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引入，即所谓的现代化运动。梁漱溟先生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原来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开明士绅，带着知识、资金、人才等全部进城了，留下来的大多为土豪劣绅，因此维系乡村原有义学、社学、私塾等教育秩序的力量逐渐从乡村抽离出去。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后，由于新式学堂几乎全部设在州县以上城市地区，乡村面临“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的教育停滞状况，乡村子弟向上进学的阶梯也被中断了，乡村教育遭到破坏之情状可见一斑。针对乡村教育几近崩溃的残酷现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发出了“到乡村去”“到民间去”“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号召，并身先士卒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宏观结构性或制度性社会变迁，也是一场国民心理性或心态性社会变迁。为了充分体现新社会教育之新性质，国家提出了“教育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的方针，大力兴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积极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教育，人民群众及其子女的学习热情日益高涨，但伴随而来的是轻视体力劳动和学位供不应求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两种学校教育制度构想，在此构想下乡村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到1965年，小学数量达到168.2万所，在校生数达1.16亿人。尽管“文革”十年先后经历了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的“教育革命”浪潮，教育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为穷乡僻壤的孩子们送来了一群独特的“乡村知识分子”——知青教师。知青教师在乡村播撒文明的种子，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让近1000万农村儿童获益终生。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社会先后经历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地三权分离制度创新”、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计划生育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等重大变迁。农村教育也经历了从“普及小学教育”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从“农村教育人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等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以来，当“城乡教育不均衡”遇上“新型城镇化”时，城乡社会变迁与城乡教育变迁不协调、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被加剧放大，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问题、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问题、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城镇大班大校问题、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关爱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升学问题、农村初中生辍学问题、城乡学生大学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社会变迁对城乡教育制度和城乡教育形态带来的挑战与影响。

本套“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教育”丛书以21世纪我国重大社会结构变迁为宏观视角，重点探讨社会变迁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以及农村教育的自主调适过程。农村教育变迁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只是由于城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城乡教育质量不均等过于严峻，乡村教育面临“凋敝”困境。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在同样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却出现了四川蒲江、江西弋阳、甘肃平凉等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样板，这里的乡村教育不仅是高质量的、有特色的，而且是现代的、田园的。尽管优质乡村教育的力量还很微弱，但我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完全可以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去振兴乡村教育，并通过乡村教育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城乡是一体化社会，是教育命运共同体。如果乡村教育质量不高，国家不仅难以大面积地获得高质量的人才资本，城市也难以普遍地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量。为此，我们要秉持“政府主体责任”的治理理念。政府在直接提供有形教育公共产品的同时，还要提供制度、规则和政策等无形教育公共产品，激发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村教育治理，推进基层教育创新。我们要坚持“城乡包容一体”的发展理念。积极适应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统筹规划城乡教育，做强农村教育、做大城镇教育，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我们要确立“城乡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发展现代化农村教育不只是农村居民的群体福祉，更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对农村、城镇和国家均有裨益。城乡是互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农村人口思想和行为的现代性转变是城乡共同的资本与财富。

我们生长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扎根中国大地，真实记录并勇于思考农村教育这一时代课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当前，学术界对农村教育的现实性研究居多，理论性探索略有不足。本套丛书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者在长期学术积累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提炼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性和创新性。我衷心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激发更多高水平农村教育研究成果的涌现。

邬志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8年6月3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