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印精准扶贫模式与绩效比较

张建英[1]

本章对中国精准扶贫的绩效研究是基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而展开的。以中国和印度70年的人类发展水平为切入点的主要原因有：其一，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考虑了居民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这些指标本身就可以对贫富状况进行评价；其二，中印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规律与中印扶贫绩效的差异的潜在逻辑具有紧密联系。基于中印人类发展70年的进展可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中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更早地考虑了居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提升的问题，这反过来为经济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中国和印度在扶贫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是如此，研究表明不是经济发展越快，支持贫困人口的资金越充足，扶贫成效就越明显。减贫工作就是要致力于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从而使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并且针对致贫原因结合当地客观条件制定和实施特色扶贫支持计划。

为了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在200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以前将全球贫困水平减少为1990年贫困水平的一半。经过15年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根据《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按照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9亿下降到2015年的8.36亿，减贫幅度达到56%。人们的卫生医疗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全球获得改善饮用水源的人口占比由1990年的76%提高到9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0年的9.3‰下降到2015年的4.3‰，全球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45%。占全球近1/5人口的中国提前十年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是该项减贫计划中的主力国家。1990年中国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以下的农村人口占46%，到2005年已经下降到10.4%；其间，全球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以下的人口减少了4.18亿，占比下降了23%；如果不考虑中国，那么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5800万人。[3]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加快了全球减贫计划的实施进程。

不过，从贫困人口的结构来看，中国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510.2/686.3元人民币）到2007年变为3.33∶1（13786/4140元人民币）。[4]2007年，中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278元，分别只占全国农民纯收入的55%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5%。正是由于贫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实现了联合国制定的减贫目标以后，中国的减贫事业并没有就此停止。为了消除贫困，面对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农村扶贫开发纲要，针对2000年以后的扶贫开发工作明确提出了十年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尤其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针对老、少、边、穷、特困地区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基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从长期发展、贫困现状以及扶贫理念和举措等方面剖析了中印两国的扶贫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指出了中印在国家发展和减贫事业方面的根本差异，并对中国的精准扶贫成果进行了总结。本研究的目的是，在2020年这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对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基于跨国比较的总结，这对于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展乃至对于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减贫之路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