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精准扶贫理论反思

现有的中国精准扶贫研究总结了大量的工作部门实践和基层经验，并结合各地实施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和方法。但由于精准扶贫案例的地域性、片面性等局限，统一并具有普适性的精准扶贫理论反思较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精准扶贫中“精准”所产生的反作用的学理思考，二是针对反贫困投入如何更好地作用于扶贫效果持续性的理论探索。

（一）参与式发展理论

精准扶贫是由中国扶贫思想结合反贫困现实需要发展而来，多年反贫困历程遗留下的贫困人口贫困深度大、贫困原因复杂、返贫风险大，在分批分类原则和物质精神扶贫相结合等扶贫原则下，尽量避免了“越扶越贫”的不良现象，但仍然需要对抗贫困标签的负效应。中国扶贫工作中存在个人问题社会化的现象，即在无限放大了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无限缩小了个人责任，进而弱化了贫困者的主体性和责任感[35]。精准扶贫以贫困者为目标对其行为进行干预，精准识别在为精准帮扶提供瞄准支撑的过程中，对于贫困者的建档立卡、公示公告、信息录入等步骤，也使得贫困户身份进一步固化，在扶贫过程中形成“等、靠、要”等负面思想，削弱了贫困政策的成效。

面对贫困标签的负效应，参与式发展理论不仅要求增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性，更要求使贫困人口在参与扶贫活动的过程中增强责任意识。参与式发展理论强调贫困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广大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36]，在确实提升贫困群体权利位置使之处于与政府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将在政府内部以及贫困社区内部系统的合作视为提高反贫困成效的重点[37]。精准脱贫中的致富带头人策略，是贫困人口主动参与方式之一，体现了贫困人口不再只是扶贫的客体。但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截至2018年底共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52713名，只有9553人创业成功，带动贫困人口21.44万人[38]。

因此，强化贫困人口的脱贫参与还应该强化其长期的责任意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由社会政策、社会发展及其地理区域导致的贫困已由国家和社会组织承担，而个人化的贫困理应由个体主动摆脱，寻求更长效的个人能力培育路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精准脱贫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顺利去除精准识别贫困者的“贫困标签”，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二）人力资本超前投入

面对20世纪末扶贫历程中出现的问题，21世纪扶贫各个阶段都在扶贫方式、扶贫目标、扶贫主体、扶贫资源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但历经多个扶贫阶段均未完全解决的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和顽固性，需要在扶贫工作中不断反思并探索有效解决路径。众多研究表明造成贫困群体长期以来能力不高、难以真正脱贫的原因是中国开发式扶贫对于预防贫困、切断贫困链条具有重要作用的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仍然不足[39]。

学界对反贫困中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在可持续生计与贫困治理方面，并认为包含教育、健康和劳动技能在内的人力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关键[40]。在贫困治理中，深度贫困地区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教育医疗条件得到保障、掌握增收致富的生计技能是贫困户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稳定脱贫的有效途径[41]。但中国扶贫开发中教育、医疗对贫困的改善作用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差距。2012～2016年国家扶贫产出效率逐年增加，在医疗文化和生活质量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大，但效果不太明显[42]。1989～2015年教育对于相对贫困的改善作用逐步减小[43]。随着人民发展对整体生计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教育、医疗等的需求不断升级，精准扶贫解决贫困户可持续生计的难度增加。

从中国农村贫困人群和劳动力分布来看，中国贫困发生率与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程度负相关，农村健康程度较差的人群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并且发展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群体的贫困发生率相对偏高。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贫困发生率仍相对较高，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中仅22.7%的接受过技能培训，且在2018年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6.5%，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2.4%。同时，农村健康程度较差的人群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2018年身体基本健康的人群贫困发生率为1.9%，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贫困发生率为2.6%，均高于同年全国贫困发生率。农村老人和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17岁及以下青少年贫困发生率为2.2%，60岁以上老人贫困发生率为2.2%，均高于其他年龄阶段人群贫困发生率。

从扶贫投入来看，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凸显了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的重要性。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克强表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截至2019年，教育投入和救助覆盖范围从幼儿园扩大到大学，享受面向因病致残致贫家庭的多个健康扶贫政策的贫困人口占比达24.28%。2016～2019年，中央财政下拨医疗救助补助资金889.96亿元，用于支持各地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应急救助[44]。

中国的精准扶贫中，虽然重视教育、健康等人的生存发展能力方面的投入，但受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程度等生存发展能力较差群体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于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可见，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与贫困户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正相关，但相对于贫困人口贫困的顽固性和脱贫的长期性，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扶贫效果不明显，需要保证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投入，以保障扶贫效应的长期发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源于其相对超前的人力资本投入。而要实现相对超前的人力资本投入就要求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民众，要求在承认社会成员对社会贡献存在差距的前提下，充分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从而使得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公正地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大基本权利。[45]由此可见，为了从教育、健康方面提高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能力，保障扶贫效果的长期性，需要重视对人力资本超前投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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