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以学术为业(2)
不过我相信，您实际上还想再听我说点别的东西，想听听关于学术的内在使命的事。在今天，与作为一种职业来经营的学术相反，学术的内在使命首先受到了这样一种现状的制约，即学术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状况在未来也将一直持续下去。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来看，事实都是这样的：个人只有在进行最为严格的专业化研究时，才有把握认为自己能在科学领域中取得一些真正卓绝的成就。而所有延伸到相邻领域的研究课题——像我们就只是偶尔涉及，而社会学家们必然会一再地进行这类研究，都承载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思想：我们最多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帮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他很难从专业角度想出来的，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肯定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唯有借助于严格的专业化，科研工作者才能终有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充满信心地认可自己：我达成了能够流传千古的成就。今天，任何最终真正达成的丰功伟绩，往往也都是专业性的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戴上眼罩，也不能设想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份手稿中的这一处上做出正确的推断，那他就只能与学术渐行渐远了。他也从不会在自身中体验到人们称之为学术“经历”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被所有门外汉讥笑的少有的痴迷，没有这种狂热，这种“你生之前千载岁月已匆匆而逝，尚有千载在未来缄默着静候”的豪情——这有赖于你能否成功做出推断——那你就不会将从事学术研究作为你的使命，而去做别的事了。因为就人之为人而言，如果他做一件事时没有任何的热情，那么这件事就是毫无价值的。
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是：尽管我们抱着极大的热情，并且这份热情可能是如此的真挚和深沉，却还远远不能强求出一个成果来。当然，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要素的一个先决条件。如今，在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研究已经变成了一道数学样题，只需要借助于冷静的理智，而完全不需要“心灵”，就能在实验室中或者统计学的卡片索引中把它生产出来，就像“在工厂里”生产产品那样。对此我首先要说：无论是对于工厂里的生产活动，还是对于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他们大多都一窍不通。在这两种地方，人们都必须得突然冒出一些想法——也就是说一些正确的设想——并借此成就一番有价值的事业。但这种灵机一动的闪念是强求不来的。它与冷冰冰的计算无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计算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例如，任何社会学家，即使是在他年事已高时，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或许能在大脑中算出需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来完成的数以万计的琐碎计算。如果人们想要取得一点成果——即使最终收获到的只是寥寥无几的成果——那就绝对不能将职责推卸给循规蹈矩的助手，否则只能自食恶果。但是，如果他在自己计算的目的上和计算过程中所产生的单个结果的意义上，都不能“冒出”一些明确的想法，那他就连这点微小的成果也得不到。一般而言，这种闪现的想法只能建立在非常艰辛的科研工作的基础之上。但也可以说，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业余工作者也能在科研方面提出一些和专业人士处于同等程度甚至具有更大价值的想法。许多在我们之中最有见地的问题和观点能被提出来，恰恰要归功于这些业余人士。业余者与专业者的不同之处——就像赫尔姆霍兹对梅耶尔的评价那样——仅仅是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缺乏持续的可靠性，因而他们通常没有能力对其想法的价值进行检验、评估以及贯彻执行。这种想法不能代替研究工作。而另一方面，研究工作也不能代替或强行得出想法，就像热情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工作和热情这两者首先要结合起来，才能诱导出想法。然而，想法不是我们想让它来的时候就会来，它只会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出现。事实上，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伊赫林所描绘的那样，最好的想法突然降临于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雪茄之时，或者像赫尔姆霍兹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陈述自身时所说的那样，是在一条徐徐上升的街道上漫步时出现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时刻，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不期而至的，而不是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得来的。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在书桌前的那种苦思冥想作为支撑，并热切地求索着问题的答案，这些想法也不会一下子在我们的大脑中浮现出来。但不管怎样，科研工作者也都必须经受得起这种伴随于所有学术研究工作的风险，即：“灵感”到底会不会来？一个人可以是非常优秀的工作人员，但却从来没有过独到的创见。如果以为这只会发生在学术研究上，而办公室里的情况会与实验室多少有所不同，那就陷入到很严重的误区中了。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工业巨头，如果没有“商业头脑”，也就是说没有诸多灵感或天才般的构想，那么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好也不过是个小职员或者技术官员——他绝不会在组织上做出什么创新之举。灵感在学术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程度——正如自负的学者所想象的那样——远远比不上一位现代企业家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在艺术领域所起到的作用——这往往被人们所低估——也并不比其在学术领域的作用更小。以为数学家用一把直尺或者其他一些机械工具、计算器之类的东西，就能在书桌前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科学成果，这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当然，一个魏尔施特拉斯[6]在数学上的想象力，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结果来看，在其目的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于一位艺术家的想象力。但是，二者在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痴迷（柏拉图意义上的“迷狂”[7]）和“灵感”。
那么，一个人是否有学术上的灵感，就取决于对我们来说很神秘的命运，还有就是“天赋”了。现在，由于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相，一些偶像崇拜的行为——尤其是在年轻人那里非常流行——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想法，而今天这种崇拜活动随处可见，甚至我们在任何一个路口和任何一本杂志上都能看到。这种偶像就是：“个性”和“体验”。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行的看法认为，后者构成了前者并且归属于前者。人们绞尽脑汁地想要去“体验”——因为这的确是一种个性应有的标准生活方式——如果“体验”不成功，那人们至少就得装出一副天赋异禀的样子来。以前用德语来说这种“经历”就是：“感觉”。我相信，关于“个性”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有了更加精确的理解。
尊敬的各位来宾！在科学领域中，只有那些完全投身于事业的人才具有“个性”。而这种情形也不仅仅出现在科学领域。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曾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即便这位艺术家具备了像歌德那样高水准的个性——如果仅将其艺术纳入到我们考虑的范围内——他要是想自由地把他的“生活”也融入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那他就会自食其果。如果有人对此抱有疑虑，那么为了能够使上述情况成为可能，他至少得先成为歌德吧；并且大家总算都得承认：即使像歌德这样千载难逢的人物，也要为这种任意妄为付出代价。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不过今天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有人将他本应为之献身的事业当作是一场演出，而他作为经纪人去登台演出，只是想要通过这样一种“体验”来证明自己，并问道：“我要怎样表现出自己不仅仅只是个‘专业人士’呢，我又该怎样发言，才会是大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闻所未闻的呢？”那么这样的人是没有“个性”的。现如今，这样一种现象已频频发生，好像到处都是一片浮躁之气，也让那些如此发问的人被轻视贬低了，因为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热衷于其事业，不是仅仅希望在这份他早就想为之献身的事业上提升自己的高度，获得应有的尊严。这对艺术家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我们的科研工作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前提，但科学与艺术活动之间却注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科学研究已经被卷入到进步的历程之中了。而在艺术领域中并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进步观念。某一时期的一件艺术作品，如果掌握了新的技法或透视原理，就因此说它在艺术上比那些对这种方法和原理一无所知的作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这是不对的——只要后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适宜的，也就是说，它在对其题材进行选取和建构时，就算不采用那些方法和条件，也能达到艺术的要求。真正“完满”的艺术作品，从来不会被超越，也从来不会过时；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但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说，一件在艺术上真正“完满”的作品，会被另外一件同样“完满”的作品而“赶超”了。在学术领域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所研究过的课题将会在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内过时。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命运，也是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通常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文化领域。但与之不同的是，科学研究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屈从和投身于这种命运的：任何一种科学的“完满”都意味着新的“问题”，它期待着被“超越”，期待着过时。因此，每个想要为科学献身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点。科学研究自身具有艺术特性，因而能作为一种“享受方式”，或者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持续不断地保有其重要影响。但是，在学术上被超越——让我再重复一遍——不仅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如果我们不盼望着别人将会比我们更进一步，那我们就无法进行研究了。这种进步在原则上是永无止境的。并且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学术的意义问题。因为如果某件事受到了这样一种法则的制约，那么它本身具有的意义和合理性，就其自身而言将会是难以理解的。人们为什么要从事一项在现实中无穷无尽并且也不可能有终点的工作呢？这首先是出自纯粹实践性的目的，而就其更进一步的词义来看，是出于技术性的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使我们的实践活动能够遵循科研经验所揭示给我们的期望。这是件好事，但这也只对实践家来说有意义。而科研工作者本人在面对他的职业时，其内心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如果他确实想从根本上探求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他会声称：他是“为学术本身”而从事学术的，而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别人借助于学术而取得了商业上或技术上的成就，也不是为了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开明、更为自律才从事学术工作的。但是，他在完成这件永远注定要过时的作品的时候，在从事这项日趋专业化的、永无止境地运转着的工作时，他相信自己到底能取得怎样有意义的成就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一般性的考察。
科学进步是理性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进程我们已然历经了数千年之久，然而事到如今，我们通常会以一种极其否定性的方式来看待它。
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这种借助于科学和以科学为导向的技术而实现的理性合理化过程，在实践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我们，例如现在坐在大厅里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赖以存在的生存状况，要比一个印第安人或者一个霍屯督人[8]了解得更多呢？这很难说。我们中乘坐电车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位物理学专家的话——是不知道电车是如何运行起来的。他也无须知道这一点。只要他能够“信赖”电车的运行时间表，并据此来安排自己出行，也就足够了；然而关于一列可以行驶的电车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他就毫不知情了。野蛮人对于自己的工具的了解，要比我们清楚得多。我们今天在花钱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有时用这笔钱买到的东西多，有时却买到的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敢打赌，即使在座的诸位中有国民经济学的同事，大概每个人都会给出各不相同的回答。而野蛮人对于如何获得他每天的食物，以及哪些习俗可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日益深化的理性化和合理化进程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其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的一般性知识有所增益。而是说，它意味着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我们想知道，我们就能随时知道，因此在原则上，再也没有什么不可揣度的神秘力量会对我们施加影响了，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控所有一切事物。而这就是对世界的祛魅。我们不再需要像野蛮人那样——他们还相信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为了支配和祈求神明而必须掌握巫术的手段，而是用技术手段和计算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理性化的首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