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以学术为业(1)

根据诸位的期望，我应当谈一谈“以学术为业”这个题目。既然从问题的外部情况开始谈起往往是我们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的某种学究习气，那么在这里我也想依此行事，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作为职业的学术就其物质方面而言，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而如今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几乎就是在问：一个决心在学院里为学术献身并以此为职业的毕业生，会处于何种境况？为了了解现存于我们德国的情况的特殊性，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比较和回想一下国外的情况，而在这方面与我们形成最鲜明对照的国家就是美国了。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儿，一个有志于为科学研究献身的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开始于“编外讲师”这个职位。在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商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并以一本著作和一次通常只是走形式的系内考试为基础，他才能取得在一所大学授课的资格，然后才可以开设课程，而课程的内容要在他的讲授许可范围内选定，但是，除了学生们的听课费作为报酬之外，他没有薪水可领。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即首先被聘用为“助理研究员”。这大致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大型研究机构中所发生的情况，只有一小部分的助理研究员能通过努力获得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并且经常是在很久之后才能取得。这种不同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这儿，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是完全建立在金权政治的前提之下的。因为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年轻学者来说，要去经受学院生涯的现实状况的洗礼，是极其冒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必须能够维持生计，并且无从得知他以后是否有机会谋得一个确保衣食无忧的职位。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薪酬。当然，这份薪酬很微薄，大多数时候勉强相当于一个半熟练的非技术工人的薪资水平。但至少在表面上，他是以一个稳定的职位为起点的，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只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一旦他不符合某些期望，就会像我们的助理研究员一样，可能被解雇，而他必须经常冷静地对此做好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能让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但这不会发生在一位德国的编外讲师身上。因为他一旦拿到了这个职位，就绝不会再放手。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他却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在他工作了多年之后，他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会对他有所顾及。在讨论是否给予其他编外讲师授课资格时，人们也应当考虑到他——这往往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从原则上看，我们是应当授予所有已证实为有能力的学者以任教资格，还是要考虑到“教学需求”，也就是应当给予现有的讲师以授课垄断权，这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学术性职业的两面性有关。在大多情况下，人们会决定选第二个选项。而这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增加，即相关专业的教授，无论他客观上怎样地尽职尽责，都不免会偏袒他自己的学生。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本人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的：即由我授予博士学位的学者，必须在另外一所大学获得除我之外的另一位教授的认可，才能取得授课资格。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最具才能的学生之一被其他大学拒绝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这个理由。

德国与美国的另一不同之处是：在我们这儿，编外讲师所开设的课程一般而言比他希望的要少。尽管按照规定，他可以讲授他专业范围内的任何一门课程。但是，这将会被视为对较为年长的现任讲师的轻率无礼之举，并且按照惯例，“重要”课程是由教授开设的，而讲师只能满足于次要课程。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学者在年轻的时候有空闲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尽管他可能有点儿不情愿。

美国在原则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的。讲师的青年时代，也正是其工作负担尤为繁重的时期，这恰恰是因为他有薪酬。例如，在德语系中，一位正教授也许只讲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足够了；而年轻的助教在每周十二课时中，如果能在反复教授德语之外，还能被指派去教一些如乌兰德[1]之类的诗人的课程，就会很高兴了。因为官方的学科主管机构规定了教学计划，并且助教就像我们这儿的研究所助理一样，依赖这些机构。

现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众多学术领域中，德国大学的新近发展势态正在趋向美国的大学。医学或自然科学类的大型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支持，这些机构就难以运转。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萌芽的所有领域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了。”劳动者，也就是助理研究员，依赖由国家提供给他使用的劳动工具；而他就像一个工厂里的职工依赖其雇主那样，同样依赖着院系的主管——因为院系主管天真地以为学院就是“他的”学院，并且处于他的掌管之中——助理研究员时常像“无产阶级”或者美国大学的助教一样，处于困窘之境。

我们德国的大学生活，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在变得美国化，并且我相信，这种发展态势也终将会蔓延到研究者个人仍持有劳动工具（这里主要指私人藏书）的那些学科，完全就像过去工场里的老工匠身上曾发生的那种情形，而如今我本人的学科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情况。而这一发展态势已呈现出全面之势。

但就像所有同时伴随着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一样，其技术上的优势是完全不容置疑的。然而洋溢于其中的“精神”，还是与德国大学古老的历史氛围有所区别。在这样一种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式的大学的主管者与普通的老派教授之间，无论是就其外表还是就其内在而言，都存在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并且在心态方面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不想对此再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了。无论从外观上还是从内核上看，旧式大学的基本方针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但是，大学的职业生涯中所特有的一种情形被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即这样一位编外讲师——更不用说一名助理研究员了——能否在日后晋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院领导，是一件纯粹靠机缘的事。当然，机遇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职业，其中机遇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尤其有权利这样说，因为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聘为我们专业的正教授，而那时在这一领域中无疑有许多比我做得更出色的同龄人，我本人必须将这归功于完全的偶然性。我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经历，我练就了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许多人都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命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机遇都碰巧在他们那里发生了翻转，因而尽管他们才华横溢，却无法在这种选拔机制中达到他们应得的职位。

机缘而非才干在这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不能单纯归因于人性，甚至人性也不是首要因素，因为学术界的选拔完全就像所有其他的选拔一样，自然都会涉及这个因素。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把如此之多的平庸之辈却能毫无疑问地在大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件事，看作是学院或者教育部门本身水准低劣的过失，却是有失公允的。这是出于人类共同合作的法则，特别是出于一种若干团体组织间的共同作用，而在这里指的是：有举荐权的学院和教育部门间自在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追溯贯穿了几个世纪的教皇选举过程来对照一下：这是同类人才选拔中最重要的可控例证。所谓的“广受欢迎”的红衣主教，恰恰很少有机会赢得选举。而获胜的通常是排名第二或第三的红衣主教。美国总统的选举情况也是如此：最出众的或者说呼声最盛的候选人，能获得党代表大会的提名并在之后进入到投票选举环节的，往往只是例外情况，而大多数时候是排名第二的候选人，甚至经常是排名第三的获得大选。美国人已经从技术上为候选者的类型构建出一套社会学术语；通过这些例证来考察集体意志的形成，并研究出选举的规律，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过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些规律也适用于大学里的教师们，但令人惊奇的，不是那里经常错误百出，而是尽管如此，恰当任用的数量总还是非常可观的，这是相当值得敬佩的。只有在议会（例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例如迄今为止的德国）——这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以及目前掌权的革命者出于政治的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地方，我们才可以肯定会有左右逢源的庸碌之辈和善于钻营之人只为自己谋求机会。

没有什么大学教师喜欢回想起关于任用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很难令人感到愉快。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熟知的为数众多的事例中，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一种能够根据纯粹客观因素做出裁决的善良意愿。

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得明白：学术命运之所以如此广为“机缘”所操纵，却不只是由于通过集体意志进行选拔这种方式的不适宜。每个有志于学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等待着他的这项任务是具有两面性的。他不仅要具备学者的资格，而且还应该是个高水平的教师。而这两者不会完全同步进行。一个人可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却同时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我想到了像赫尔姆霍兹[2]或者像兰克[3]那样的人上课时的情形。而这绝不是少有的例外。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小型的院校，相互间处于一种极其荒谬的招生竞争中。大学城的房东会以庆典的方式喜迎上千名学生的到来，而如果招徕了两千名学生，他们甚至会乐于为其举办火炬游行。相邻学科中的“有吸引力”的教师能够带来听课费的收益——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除此之外，听课人数的多少也正是一个可通过数字来证明其能力优劣的鲜明标志；然而学者们的才能却是难以衡量的，特别是对于有独创性的创新者来说，更是要经常面对种种争议，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受到因听课人数众多而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好处和价值的强烈影响。如果某位讲师据说是个糟糕的老师，那么通常就相当于判处了他在学术生涯上的死刑，哪怕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可是，评价他是个好老师还是个坏老师，是由大驾光临他课堂的学生老爷们的人数决定的。而现在的事实情况是，学生们是否会涌向某个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纯粹外在的因素：如老师的脾气好坏，甚至嗓音的悦耳与否等，——而这些方面的重要程度，应该在人们看来已是不可想象的。根据我还算相当丰富的经验，并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后，我对那些座无虚席的课程抱有很深的疑虑，尽管这类事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只存在于它适宜的场合。而学术训练，正如我们依据德国大学的传统所推行的那样，是一种精神贵族式的教育，对此我们也不应有所隐瞒。当然在另一方面，通过将学术问题陈述出来，以使得未经训练而易于接纳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并能引发其对此展开独立的思考（这对我们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也许确实是所有教育任务中最艰巨的一项了。但就此而言可以肯定的是，这项任务的完成与否，并不取决于听课人数的多寡。并且——为了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这种教学技艺恰恰是一种个人天赋，也绝不会与学者的学术才能完全契合。不同于法国的是，我们德国没有“终身院士”[4]的科研机构，而按照我们的传统，各个大学都应当同时满足研究和教学这两方面的要求。至于这两种能力能否汇集到同一个人身上，则完全靠运气。

因此，学术生涯就是一场荒唐的冒险。如果青年学者想为取得教职而寻求建议的话，那么对他进行鼓励劝说差不多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他是个犹太人，我们当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5]。但是在面对所有其他人时，基于良知，我们都必须问一句：您真的相信，您能够年复一年地忍受得了那些碌碌无能之辈接二连三地爬到您头上去，而不会怨恨愤懑、心灰意冷吗？接下来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天职”。但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一切，且内心不会受到丝毫损伤。

有关学者一职的外部条件所必须予以说明的，看来也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