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以学术为业(3)

那么，这种在西方文化中持续不断地经过了数千年祛魅过程的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这种其中包含着作为环节与动力的科学的进步，是否具有某种超越纯粹实践与技术层面的意义呢？您可以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被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提了出来。就此，他通向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他所思考的全部问题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疑问展开并日益深入：死亡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并且他认为，对于文明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文明人的个体生命已经被纳入到永无休止的“进步”过程中了，因而就其自身的内在意义而言，不允许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终结。因为对于那些处于进步过程中的人来说，他们面前总是有再进一步的余地；没有一个有死者，能够攀登上顶峰，因为顶峰的高度是无法穷尽的。亚伯拉罕或某个古代的农民在临终时都是“寿高年迈，享尽天年”[9]的：这是因为他是处于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的。就其自身的意义来看，在他生命的黄昏之时，他已经得到了生命所能够给予他的全部；因为再也没有他希望去解决的谜题了——因此，他能够对他这一生感到“知足”了。但是一个文明人，身处于一个借助于思想、知识和问题来持续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明社会之中，他只可能变得“厌倦生命”，而不会享尽生命。对于精神的生命所持续产生出的新事物，他只是随意一瞥，当然只能捕捉到极微小的一部分，并且永远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而非最终产物，因此死亡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正因为死亡是毫无意义的，文明本身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样地，它也恰恰是通过无意义的“进步性”，给死亡打上了无意义的烙印。这种思想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基调，在他晚期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进步”本身也具有如此一种超出技术层面的显而易见的意义，以至于使得服务于它的工作能成为一项有意义的职业吗？我们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不再仅仅是关于将学术奉为职业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不单是“以学术为业对于那些为其献身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人类的总体生命中，学术的使命指的是什么，以及其价值在于何处？

就这一问题而言，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您可以回忆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开篇处[10]的那段绝妙的比喻：洞穴中那些被绑住手脚的囚徒，面对着他们身前的岩壁，而光源就在他们的身后，但他们却不能转身看到，因此他们只关心被投射到岩壁上的影子，并试图探究这些影子之间的关联。直到他们中的一个人成功地挣脱了束缚，转身看到了太阳。他眼花目眩地在四周摸索着，并结结巴巴地描述出他所看到的东西。其他人都说他疯了。但他逐渐学会了适应光线，而他之后的任务就是回到洞穴中的囚犯们那里，并带领他们走出洞穴，见到阳光。这个人就是指哲学家，而太阳则是指科学真理，只有这样一种真理追求的才不是假象和影子，而是真实的存在。

现在还有谁对科学持有这样的看法呢？现如今，年轻人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刚好与之相反：科学思想所建构的是一个人为抽象出来的世界背面的阴影之域，而这样一种抽象致力于用其干瘪的双手去俘获真实生命的血液与生气，但这是徒劳的。在这里，在这样一种被柏拉图视为探究洞穴里岩壁上的影子晃动的生活中，真正的现实在脉动着：其他的东西都是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是毫无生机的幽灵，仅此而已。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热忱，最终只能被解释为在当时其意义已被有意识地发现了的、所有科学认知中最伟大的工具之一：概念。它的价值已经被苏格拉底揭示出来了。不过在这世界上，有此发现的人不仅限于苏格拉底。您可以在印度找到一种与亚里士多德非常相似的逻辑学的开端。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在这里，人们似乎第一次拿到了一种能够用以将某人夹到逻辑的“老虎钳子”上的工具，如果那个人不承认他是一无所知的，或者不承认这——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真理，并且是永恒的真理，绝不会像盲目的人们所做的事或所追求的东西那样消失不见，那他就不能从上述窘境中逃脱出来。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所感受到的非凡体验。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人们能够发现关于美、善、勇气、灵魂或者其他这类事物的正确概念，那他就可以掌握其真实的存在[11]；并且这似乎也为人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告知和教导人们如何在生活中正确行事，主要就是：依照作为一名公民应做的事去行动。因为对于彻彻底底以政治的方式去思维的古希腊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人们也是因此而从事学术的。

除了对这样一种古希腊精神进行揭示，人们还发现了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的第二种科学研究的伟大工具：理性实验。它作为一种可以控制经验的可靠工具，缺少了它，今天的经验科学就不可能成立了。人们以前也做实验，例如在印度为提升瑜伽的苦行技艺而进行的生理实验，在古希腊时期为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数学实验，以及在中世纪为采矿而进行的实验。但是，将实验提升为研究本身的原则，是文艺复兴的成果。也就是说，这一道路的开拓者是艺术领域中的那些伟大的创新者：达·芬奇以及他这一类的人物，特别是在16世纪的音乐界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使用试验钢琴的实验者们。这种实验是从他们开始的，再主要通过伽利略而传播到科学领域，并经由培根进入到理论界；尔后欧陆的各个大学的各项精确科学也都采用了这种实验方法，特别首先是在意大利和荷兰的大学中。

那么，科学对于这些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些达·芬奇式的艺术实验者和音乐开创者来说，科学意味着一条通往真正艺术的道路，并且对他们来说同时也是一条通往真实自然的道路。艺术应当被提升至科学的层级上，这同时也就首先意味着：艺术家就其社会价值和生命意义而言，应该能达到博士的水准。例如，达·芬奇的《绘画论》[12]就是基于这样的抱负而创作出来的。那么今天的情况呢？“科学作为通往自然的道路”这句话在年轻人听来，就像是渎神之语一样。更进一步地说，他们的看法与前人完全相反：要从科学理性化的过程中解脱出来，以便能够回归到其本身的自然中去，因而也就是回到一般性的自然中去。那么，科学是通往艺术的道路吗？这种观点甚至都不需要评判了。——但是在精确的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科学还抱有更多的期望。如果您能回想一下斯瓦默丹[13]所说的“我通过解剖一只虱子，来向您证明上帝的旨意”这句话，您就会发现，当时的这种受到新教和清教（间接）影响的科研工作，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指明通往上帝的道路。而当时的人们已不再从哲学家们以及他们的概念和演绎那里来找寻这条通路了——当时所有的虔敬派神学，特别是斯彭内尔[14]，都知道不能再到中世纪时期已走过的这条老路上去寻找上帝了。上帝是神秘的，他的道路并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不是我们的意念[15]。但是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借助于物理学把握到上帝的创作，因而也希望通过这条线索来领会上帝关于这个世界的意图。而现在呢？今天谁——除了一些大龄儿童，可以在自然科学界找到这类人——还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这类学科，能够传授给我们一些并且也只能给出一些关于世界意义的知识：告诉我们可以沿着何种路径来找寻到这样一种意义（如果有的话）的踪迹呢？一旦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学科就会尽可能地从根本上拔除掉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一种类似于世界的“意义”这样的东西。总之，科学是作为“通向上帝”的道路，还是一种远离上帝的特殊力量？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没有人会从心底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愿意承认这点。而从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中解脱出来，是与神共生的根本性前提：这种要求或者某些有着相同意义的想法是一种基本的口号，所有那些已经经历过宗教体验的或正在极力追求宗教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听出它的弦外之音。并且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体验，还有一般性的体验。只不过他们现在所选取的道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即理智主义迄今为止唯一尚未涉及的非理性的领域，而这一领域现在却被提升到意识之中，并被他们细致而详尽地考察着。因为这实际上是由现代理智化进程中的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所引起的。这种从理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路径可能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而不同于那些沿着这一路径行进的人本身所期待的目标。经过了尼采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人”的毁灭性的批判[16]之后，对于那种最终以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的方式将科学——也就是一种基于科学来支配生活的技术赞颂为通往幸福的道路的观点，我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了。除了那些讲台上的或编辑部里的大龄儿童，谁还会相信这种事呢？

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既然诸如科学是“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通往真正艺术的道路”“通往真正自然的道路”“通往真正上帝的道路”以及“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等所有这些先前的幻想都已成为过去了，那么在当前这种内在的前提下，以科学为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托尔斯泰为我们提供了最言简意赅的答案：“科学没有意义，因为它在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上没有提供答案，它没有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而科学没有就这类问题给出答案，这是一个完全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仅仅在于，科学是在何种意义上“没有”给出答案的，以及它能否不再无动于衷，而为那些问对问题的人做点什么？如今，人们通常习惯于说科学是“无前提”的。真有这回事吗？这要看人们如何理解这一点了。在任何一项科学研究中，逻辑规则和方法都被假设为有效的，即假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辨别方向的一般性基础是有效的。至少就我们的特定问题而言，这些假设是最不成问题的。但我们又进一步假设，科学研究所产出的成果要具有“成为知识的价值”，这种意义是很重要的。显然，我们现在的所有问题都出自于此。因为这一假设本身是无法通过科学方法而被证实的。它只能基于其最终意义来进行解释，而每个人也都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抱有的最终态度，要么接受它，要么拒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