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開朗的突破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物理學的中心問題是“量子電動力學”，描述原子及電子怎樣吸收或發射光子。1948年的春天，美國兩個年輕科學家，哈佛的舒溫格（J. Schwinger）和康奈爾的費曼（R. Feynman），分別有了重大的突破。

當時，從英國來的24歲研究生戴遜（F. Dyson）都在康奈爾大學，他還沒有資格參加名家之間的討論會，但一早便知道費曼有本領計算出電子和光子之間相互作用的種種結果，又快又準，神乎其技。一般物理學家的辦法，總是先寫下一些方程式，然後去求解。費曼則完全不搞這一套，他的腦子裏總能泛起有關這些物理運動的圖像，就憑這些圖像，不需再進行多少計算，就能寫下答案。一般人的思考是分析性的，他則是視像性的，其他人難以領會。

於是戴遜經常去找費曼。後者如果有空，就很熱情地和他談，往往一談就好幾個小時。一天又一天，戴遜凝視費曼在討論時畫在黑板上的種種圖形，漸漸竟吸納了視覺式的思考。

學期結束了，戴遜的導師貝特（H. Bethe）安排他到密歇根大學的一個夏令班，去聽舒溫格講授他的量子電動力學理論。費曼剛要駕車到新墨西哥州去，戴遜與他結伴同行了半程，途中又有機會深入討論費曼的物理觀。戴遜在密歇根的五個星期，除了聽課外，還經常去找舒溫格請教。每個下午他還總躲在頂樓的房間內，細緻核算了舒溫格討論的每一句內容；他用舒溫格的方法計算了種種難題，算式算符填滿了好幾百張紙。五個星期眨眼過去，他已可以肯定，除了舒溫格本人之外，自己比誰都要通透舒溫格的理論。

戴遜一時再不想碰物理學了，他乘着灰犬巴士（Greyhound bus）穿州過省到柏克萊逗留了十天，覽閱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 Joyce）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及印度總理尼赫魯（J. Nehru）的自傳，白天則到處遊覽。

九月初，他又乘搭“灰犬”，日夜兼程往芝加哥。他坐在車裏看着窗外，滑入了一種舒泰的渾茫境界。第三天火車穿越內布拉斯加州時“……整整三周我從未想過的物理學，竟像轟雷般闖進了我的意識。費曼的圖像和舒溫格的方程式以前所未有的澄澈，在我的腦海中自動梳理整合：我第一次能夠把它們砌合到一塊兒。在一兩個小時裏，我一再試着把各個局部分拆又再組構，肯定了的確已是天衣無縫。當時沒有紙筆，但一切太清楚了，實在毋須書寫……我找到的是一個辦法，把舒溫格的數學精確性與費曼的現實靈活性結合起來。……看着太陽在草原上冉冉下墜時，我在腦海中已擬劃着論文大略。”

從戴遜這次經歷，當然也體現了看似南轅北轍的兩套理論的“偶聯契合”；也體現了在創新過程裏，心智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反覆上落的“準備”、“孵育”、“頓悟”與“驗證”的四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