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自从有了这部书，西汉以前的古史，才第一次放出光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学方法写成的。

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

本纪和世家、列传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纪虽亦以人物为题，但并不是传记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就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例如《汉书》记李陵投降匈奴事，《武帝纪》中只说：天汉二年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而在《李陵传》中，则详述李陵和匈奴作战以及他投降的经过。

除纪传以外，有书有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的世次或年代，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附录。但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

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今天以前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造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朝鲜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央亚细亚诸国。

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注意到表面的政治现象，及文化、思想、宗教等等，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他的有名的《平准书》是后来各代史书《食货志》（注：是谈社会经济的书）的典范。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人物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地主阶级的“叛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艺人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如占卜的人）等等人物写列传。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锐敏的眼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评吕后，说她“政不出房户”；评汉文帝，说“赏太轻，罚太重”。不仅批判本朝皇帝，而且指斥他的当今皇帝。例如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在相反的方面，他歌颂项羽，说项羽是近古以来未有的人物；他歌颂陈涉，把陈涉的起义比之于汤武的革命。总之，他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