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企业成长理论概述

企业成长理论是建立在对当时企业经营方式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所以随着从工场手工业时代发展到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企业的外在经营方式也从简单的工场内分工合作形式发展为行业外分工同时行业内竞争的形式,从形式上看,企业的资本规模变大,产量增加,参与生产的人也在增加。在这种强调产品生命周期、市场竞争、产业结构变动为前提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家从诱导企业成长因素的来源的不同以及对企业生存、发展、消亡过程的认识出发,形成了一系列的企业成长理论和企业成长周期理论。

一、内源性企业成长理论

所谓内源性就是促使企业扩张成长的动力源自企业组织内部,比如企业内分工更加细致,企业可用的剩余资源增加,或是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发生了变革导致企业比原来有了更多的发展可能等。所以只要是认为企业扩张成长的动力来自企业内部的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

(一)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大量与企业以及企业发展、扩张有关的思想。斯密 (Smith,1776)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分工、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生产,而将这些动力结合在一起产生现实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就是企业,在当时 “企业”的形式就是 “工场”。这种对企业的最初认识和斯密生活在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很大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将企业或工场扩张和发展过程予以模型化、一般化,但是却将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思想分析得非常透彻,其中蕴含极其深刻的经济学思想。

斯密最先提出一个工人做同样的工种有利于增进工人工作的熟练程度,这在提高工人劳动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了工场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所谓的 “专业化经济”;同时因为有了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分工合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成了有利可图的生产形式,于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工场就成为重要生产形式。在这样的专业化合作生产的工场内,每个工种的工人所需要掌握的专业化知识要少得多,这就大大降低了工人在独立完成所有生产环节时从一个工种向另一个工种转换的成本,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因为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的工种才能有最终的产出,任何一个环节停滞都会影响产量,所以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生产协调风险也在随之增加,但只要效率的提高大于风险的增加,就会带来所谓的分工经济。这个过程中所蕴含的思想就包括了工场规模扩张的过程。最后,由于专业化生产对技能要求的相对简单意味着用机器代替工人进行劳动将更加可行,这就带来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而后面我们将说明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扩张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推动力。于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工场内部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将产生更多的外部经济,最终就是这种分工经济孕育并推动了企业的产生和扩张。

虽然工场这种生产方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但是在其中蕴含的 “企业是分工的产物”之思想越来越具有活力。企业作为分工的产物同时也是进一步增进分工水平的组织,其存在就是为了在更低的成本上生产,从而产生更高的利润。所以,单个企业的成长和分工水平、专业化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息息相关。只要市场能够扩展,那么进一步在企业内部发展分工和专业化就能进一步降低工作的复杂程度,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进而带来经济效益。而随着这一内生过程的不断进行,企业的规模也一步步扩张。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 (Yang and Ng,2003)在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基础上,综合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交易费用的理论,发展出了所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框架首先肯定斯密和杨格有关分工和专业化的观点,肯定 “市场大小决定分工水平”这一斯密定理,同时在现代数学工具的帮助下形式化了斯密的思想,得出 “厂商规模无关论”,即企业规模和交易费用大小密切相关,越是有利于降低 (增加)交易费用,企业规模就越趋向于变小 (变大),而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换句话说,企业只是一个决定是将某种分工纳入还是排除在其内部完成的装置,而最终决定因素就是这一理论中最重要的变量——交易费用。

为了说明这一企业内生扩张的过程,杨小凯采用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2]: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每人必须消费最终产品——假设为服装和食品;另外,生产服装需要一种可称为 “管理知识”的中间产品。在经济发展初期,交易不发达,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两种最终产品,并且需要学习生产管理知识,这个时候不仅没有企业这种生产单位,因为没有交易所以也没有市场,社会生产力低下。如果交易出现,人们就会在比较中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于是专业化生产和交易同时出现,市场也随之诞生,当然,此时的社会生产效率也会随之提升。如果管理知识也能够市场化,那么企业这种生产方式就会随着分工的发展内生出来,即专门有人从事中间投入品——管理知识的生产,进而成为企业管理者,有人专门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成为雇员,此时的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得到提升。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则最终需要将没有被纳入企业分工的生产活动纳入进来,延长分工链条进行迂回生产。这些上下游的分工关系外在表现为产业链,新产业的出现无非原有专业进一步专业化、企业化的结果。但是,一方面,这种分工生产发展得越深入,蕴含在其中的协作生产风险就越大,越容易出现生产链条的断裂;另一方面,决定企业能否继续发展分工的 “交易费用”这一因素不仅依赖企业自身,而且依赖整体经济环境。另外,交易费用的大小不仅仅由外生交易费用决定,更重要的是由内生交易费用决定,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交易费用,所以企业规模归根结底是由这些内生原因决定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交易双方互相赢得信任的成本很高,产权配置或者生产成果的分配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总体上这个社会中的企业规模将趋于扩大。杨小凯还通过考察OECD国家企业发展的实证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

不过,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将 “规模”定义为企业中供职的人数,并从人数是连续统的假设下出发才得出其后一系列结论是存在不足的,因为一方面,通常企业规模还需要考察资本量、营业额、利润、分布的区域、客户数量等,忽略对这些指标的进一步检验削弱了这一理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尽管 “人数”服从连续统的假设比较苛刻,但相对其他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统一范式的经济学理论对企业规模和扩张的解释力较强。

(三)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

彭罗斯 (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起源于对传统规模经济的批评,她从企业的行为、成长、组织以及管理等方面重新认识和界定企业,大大发展了企业理论的内涵。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成长经济”(growth economy),在彭罗斯那里,“成长”被描述为 “规模的扩大或是发展过程中企业质量方面的提高,这类似于自然界生物生长过程,生物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内部变化导致体型的不断变大,同时伴随着成长物体外部特征的不断变化,生存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因此 ‘经济成长’和‘经济发展’常常可以互换使用”^[3]。“成长是一个 ‘生物体’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形状的变大变小因而是一个持续发展或展开的伴随过程”^[4]。

所以在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中,以前所有企业理论所谓的 “规模”实际上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非核心的概念。因为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利用资源不断自然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如 “规模”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静止状态,没有历史,只有均衡。于是她建立了一个从企业到企业能力再到企业成长的完整分析框架,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的成长过程。其中,彭罗斯认为,首先,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企业能力的基础;其次,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于企业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拥有量,同时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积累将提高物质资源积累率;再次,企业未利用的内部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的产生和发展,而这种内部资源利用的不均衡也决定了企业创新的内生性,进而决定了企业成长能力的内生性;最后,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都将由企业的能力大小决定,尤其是管理能力。高效的管理活动就是发现并试图利用企业尚未利用的资源,而这种无法交易的管理能力资源将成为企业成长速度最终的制约因素,通常这种制约被称为 “彭罗斯效应”。当企业通过高效的管理活动组织和利用内部要素进行生产的时候,其规模就在不断扩张,同时企业也在不断成长。当然,这种成长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内部资源决定的。

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管理能力约束是企业扩张、成长的最终制约因素,虽然融资、制度变迁、外部需求都能够解释企业扩张,但是这些都是外部因素。在实证计量方面,理查德森 (Richardson,1964)、舍恩 (Shen,1970)、奥斯尔等 (Orser et al.,2000)、谭和马哈尼 (Tan and Mahoney,2003)分别运用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的数据验证了彭罗斯的理论,计量结果显示出与理论极好的拟合度。

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包括企业的性质、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一理论没有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没有构建各种数学模型,而是通过描述和分析并结合实际企业情况总结企业成长的路径。同时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反复强调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企业成长的过程性。这种理论表达方式也给企业扩张实践提供了更易于理解和操作的余地。

(四)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 (Schumpeter,l942)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从创新角度展开并且始终和企业家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视野中,企业就是企业家的外化,企业的成长扩张无异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熊彼特认为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在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价格因素而是创新,即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的竞争,或称为 “创造性毁灭”。这种创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而言之,企业家 “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企业家不是发明家,也不是资本家那样的风险承担者,而是进行 “创造性毁灭”的人,是将所有要素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进行重新组合、替代并产生更大效益的人。当企业家进行创新时,企业就开始从内部进行数量或者质量上的扩张,进而引致经济增长。熊彼特的 “创新”理论主要分析企业的供给方面,即如何通过新资源的引入提高生产能力,并由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和银行信贷周期性涨落实现企业规模的螺旋上升型扩张。

(五)钱德勒的 “看得见的手”

钱德勒分析企业成长的基点是从组织上将企业划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并且从历史和宏观角度对企业成长进行分析。他认为现代工商业出现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成长,而现代工商业的出现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以及企业内部科层结构的形成密不可分。在1977年出版的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 “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5]钱德勒认为尽管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是,由支薪经理管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是全面代替了家族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同时由于技术变革,出现了大规模分配和生产的方式,这使得管理过程复杂化,于是将交易放入一个企业内,通过权威的科层进行组织是有效率的。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首先建立这种科层式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才能进一步开展具体的营业内容,而且这种科层体制将会在企业存续期内一直保持,不仅在微观层面成为企业进一步扩张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 “看得见的手”导演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形式。在钱德勒看来,企业扩张是由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所间接引致的,而最终推动扩张的力量是企业管理,即 “看得见的手”。这只手促使企业在横向规模上发展出不同的职能部门,在纵向规模上发展出适合的科层跨度,这些都是从企业内部发端的扩张。

(六)马克思的企业扩张观点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后得出的一系列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理论,其中不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变动的具体的、历史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企业生产是协作生产,而协作生产是企业内部分工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协作 “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6]。而协作是建立在对小生产者的剥夺以及生产在另一些人手中集中的基础之上。协作较之于个体生产具有许多优越性:“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7]。马克思认为协作生产的原因就在于效率提高、成本节约。于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就必须协作生产,这导致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同时马克思认为:“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8]。所以这种不可分割的协作生产的最小单位构成了企业最小规模,而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逐是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协作生产的动力。随着资本数量的增加,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张,即企业扩张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本规模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和现代经典经济学理论是一致的。另外,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详细考察了 “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股份制”这一企业组织的变化,详细地从组织角度分析了企业的源起、进化和增长。他建立的从单个资本到联合资本的分析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与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相吻合。最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是对企业扩张理论的重大贡献。他指出:“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9]。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要以其简单再生产为基础和前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有其条件,即Ⅰ(v+m)>Ⅱc或Ⅰ(c+v+m)>Ⅰc+Ⅱc。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因为社会资本是互相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10]。“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11]。

对不同部类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就包括了完整的对企业扩张的理论论述,但是马克思没有解释企业规模为什么会扩张到几个不同的协作群,也没有解释企业为什么不能无限扩张,即没有解释企业扩张的边界。

(七)其他重要观点

查理斯·巴比吉 (Charles Babbage,1883)在其 “古典生产理论”中继承和吸收了斯密的主要思想,阐明了同斯密基本一致的观点,即由于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劳动过程的环节逐渐标准化,这在刺激机械化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企业成长。同时巴比吉还认为获得规模效益是企业最初的唯一恒久的动因,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通过专业化成长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进而获得分工协作生产和相当规模带来的收益。巴比吉的思想主要关注企业的 “规模”,虽然他也强调分工经济,但相对于斯密那种强调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还是存在一定差异。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 (Prahalad and Hamel,1990)在 《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 《企业核心能力》^[12]一文,首次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概念。所谓核心能力理论是在彭罗斯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兴起的,他们将企业那种具有价值性、异质性、不可仿制性、不可交易性、难以替代的能力称为核心能力,认为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现代企业生活在产品生命周期短、竞争国际化的环境中,而能够让企业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生存的最根本能力就是其核心能力。只有内生的核心能力不断转化为外在竞争优势才能使企业更好地生存和扩张。这一理论也是从企业内部出发寻找企业整体扩张的动力,但是由于企业的多样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没有能够统一明确地指出企业的哪一种能力是所谓的核心能力。寻找和创造核心能力的任务还要依赖管理者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核心能力理论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是统一的。

蒂斯、帕萨诺和苏恩 (Teece,Pisano and Shuen,1997)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即企业在变化的动态环境中能够不断学习并创造以前不具备的能力以适应各种变化,维持和更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不断发展扩张。^[13]另外,这种动态能力不仅可以从内部管理者的投资中获得,还可以从外部的技术和市场中通过交易本身和交易过程获得。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彭罗斯理论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能力不仅需要通过经营获得,而且有可能通过外部交易获得。

经理型企业理论的代表马里斯 (Marris,1994)认为,企业成长论的基点是在一定时期内假定所有变量以不变的速度增长,经理的目标则是企业增长率最大化。这一内生成长理论将企业的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相结合,构建了稳定的增长模型,认为只有当需求增长率和供给增长率相等时的最大企业增长率才是稳定的。

纳尔逊和温特^[14](Nelson and Winter,1982)是现代演化理论的奠基者。他们认为在自然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影响下,企业的成长将通过多样性、遗传性、自然选择性完成。在他们的演化理论中,企业犹如一个生命体,虽然其行为会根据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但更多的是按照企业本身的 “组织惯例”运行,所有的知识和记忆都存在于组织中并通过日常的运行进一步被复制和学习。所以该理论认为企业成长和扩张对初始路径有着严重依赖。因为该理论认为企业扩张的核心动力存在于企业内部,所以,我们仍将它归为内源性扩张理论。但该理论将企业扩张的结果建立在不可控制的因素之上,完全排除了企业家和组织本身的功能,所以它并不能从实质上解释企业扩张的原因和机制。

二、外源性企业成长理论

与内源性扩张理论相对应的外源性扩张理论主要以企业的外在表征为研究对象,比如产量、市场占有率、利润等,关注这些指标的增长和企业扩张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什么因素影响这些指标的增长,从而有效地改善了企业扩张的环境。

(一)马歇尔的企业扩张理论

马歇尔 (Marshall,1890)是经济学理论从古典向新古典过渡的重要枢纽,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既体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特质,同时又有对古典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理解。马歇尔的企业理论也认为规模经济决定了企业成长,并且认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分工导致了规模经济的产生。在解决古典规模经济理论中的垄断问题时,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和企业家生命有限性予以调和。除了这些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从马歇尔开始,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具有组织结构的企业逐渐被抽象为没有内部结构的生产函数,同时在边际概念的引导下使得企业扩张问题逐渐演变为要素替代问题,从而企业最优规模被等边界法则支配。在其代表性著作 《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指出,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但以后也许停滞、衰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落力之间的平衡或者均衡。他还认为,几乎每一种横向扩张都趋向于增加大规模生产的内在经济,但是通常地,产品种类的增加降低了在这个方面上的收益,也就是说,种类的增加降低了效率。马歇尔运用这一观点来说明大小企业的共存性,以及确定多产品企业的产品范围。一方面,当市场规模扩大时,集中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企业规模趋向于扩大;另一方面,由于需求产品的不一致性,扩大的市场规模带来专业化的深化,扩大的规模增加了纵向分解,小企业将在各种市场规模中生存。对于资本与企业规模的关系,马歇尔认为,一定数额的单个资本是企业产生、企业内分工与协作的前提,随着企业占有 (利用)的资本不断增加,一方面使劳动协作由简单协作逐步向分工协作和以机器为基础的协作发展,从而使劳动的规模经济得以发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极大的规模经济。随着企业占有的资本增多,有资本实力采用技术先进的专用设备和大型设备;这一方面扩大了企业规模,另一方面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单位产品消耗。资本增大使企业可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这样的企业扩张理论明显放弃了古典的内生路线而采用了外生扩张观点,强调外部要素和边际替代规律,用规模经济和内在经济替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经济概念。马歇尔的理论抽象使经济学家们很容易度量企业规模以及研究在何种要素条件下企业能够达到最佳规模,很好地揭示了企业规模在起点和终点的状态,但是忽略了如何从起点到达终点的历史过程,成为只有均衡没有历史的经济学理论。

(二)贝恩的SCP框架

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结构—行为—绩效)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权威乔·贝恩 (JoeS.Bain)、谢勒(Scherer)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 (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 (performance)的产业分析框架。SCP框架的基本含义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且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在各个方面的经营绩效,尤其是当企业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的战略调整和行为变化 (见图11)。

这里的外部冲击主要指经济环境、政治、技术、文化变迁、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变化;行业结构是指外部各种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所在行业可能的影响,包括行业竞争的变化、产品需求的变化、细分市场的变化、营销模式的变化等;企业行为主要是指企业针对外部的冲击和行业结构的变化,有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企业方面对相关业务单元的整合、业务的扩张与收缩、营运方式的转变、管理的变革等一系列变动;经营绩效则是指在外部环境方面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在经营利润、产品成本、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变化趋势。

在这一框架内,企业的扩张行为被市场结构所制约,从而产生与结构相适应的企业扩张行为,最终形成某种具体的绩效结果。所以在贝恩看来,企业的扩张行为和结果完全被外部市场结构决定,即完全由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决定,是典型的外部扩张。这种观点从产业这样一个中观视角考察企业的规模和绩效,与马歇尔的微观要素视角存在区别。

(三)交易费用的观点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在交易发生的时候,不仅有价格之类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存在所谓的 “交易费用”,或者称为界定产权的费用。这笔费用不能直接观察和测定,但是确实存在,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现实。科斯 (Coase,1937)和威廉姆森 (Williamson,1985)认为企业就是减少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结构,因为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涉及的签约、监督、追索等活动需要耗费大量成本,而这些成本都可以通过企业内的管理权交易予以内化,而且企业内部的这种交易要比市场交易节约得多。格罗斯曼 (Grossman,1986)和哈特 (Hart,1986)则用交易费用解释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现象。同样,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可以减少市场交易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不过被一体化的企业由于失去了激励将产生效率损失,这就是一体化的成本,而企业是否进行一体化则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显然,在收益大于成本时一体化发生,同时意味着企业扩张的完成。交易费用的观点将企业扩张的动力最终归结为交易费用的大小,并不考虑企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差异,对此阿尔钦 (Alchian,1950)与德姆塞茨 (Demsetz,1994)的 “委托—代理”理论试图弥补这一缺点,尤其是后来发展出的合约理论更是试图通过 “不完全合约”和 “信息不对称”来更加具体地研究交易费用的定性和定量问题。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减少这种理论对企业生产特征缺乏描述、解释不足的缺陷,用交易费用这一个概念概括企业以及企业扩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四)其他重要理论观点

鲍莫尔 (Baumol,1962)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的基础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形态,具体是指经理在股东的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收益最大化,同时给股东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但是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和经理销售收入最大化目标并不一致,因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告诉我们,销售收入在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达到最大化,但此时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不一定满足。换言之,经理可以在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内选择产量和销售量。而产量、销售量与员工数量、经理的工资以及税后净利润等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而不是与利润直接相关,所以,经理会在股东最低利润的条件下选择收益最大化,以扩大企业规模,促进企业成长。

波特 (Porter,1980)把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原因。他的 “五力模型”把产业的竞争状态归纳为买方、卖方、新进入者、竞争者和替代品这五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成长性取决于企业对这五种力量的把握。从这五种力量的界定来看,波特的理论明显是承认企业扩张的外生性。

施蒂格勒 (Stigler,1975)分析企业扩张的视角没有从企业而是从企业所在的产业开始。他首先分析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认为当新产业形成的时候,市场比较狭小,所以企业的规模不可能很大,这个阶段企业的扩张主要依赖企业内部那种斯密式的分工进行;随着这个产业逐渐被市场接受,产业链随之逐步延长,市场扩张,这时企业的扩张就有条件依赖企业间的分工得以实现,所以企业扩张的动力来自企业外部的产业和市场条件而不是企业内部。施蒂格勒和斯密观点的相似之处是,两人都认为企业扩张和分工之间存在关联,但是斯密认为分工是企业扩张的原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施蒂格勒则认为外部条件促进市场扩张,进而分工才有利可图,最终这些原因导致企业规模扩张。

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前面相关的企业理论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另一方面是借鉴了生物学理论中有关生物生命演变的特点和过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企业表现出成长和消亡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则是这类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在企业存续发展的要求下,该理论试图解释这种现象。

生命周期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是普通生命周期理论,即从企业管理经验出发,描述性地概括企业从建立、发展到衰退、消亡的表面特征;二是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即从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来源分析企业成长的过程。下面我们分别对它们加以论述。

(一)普通生命周期理论

基本上所有的普通生命周期理论都认为企业是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生命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空间上,企业是各种要素、资源或能力在结构上的不同安排,即构成企业有机体的那些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要素的有机结合;时间上,企业总是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投入产出不断地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只有企业存在的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相结合,才能形成企业这个有机的生命体。^[15]这一观点与马歇尔的论述类似,后者认为一个产业就像一片森林,大大小小的企业犹如森林中参差不齐的树木,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有凋零枯萎的命运。^[16]这也就是说,企业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并且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命周期,即所有企业都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幼稚到成熟的生命规律,它们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不同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了企业完整的生命变化过程。这种企业出生、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就是企业的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研究企业成长阶段模型为核心内容。这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繁荣于七八十年代,90年代末出现新的高潮,迄今为止,已有20余种生命周期模型问世。所有模型的共同之处在于:企业普通生命周期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律,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与问题,这也正是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本书将其发展历程归纳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萌芽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

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起步。马森·海尔瑞(Mason Haire,1959)首先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认为企业的发展符合生物学中的成长曲线,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停滞、消亡等现象,并指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企业在管理上的不足,即一个企业在管理上的局限性可能成为其发展的极限。

2.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系统研究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比前一阶段更为深入,对企业生命周期特性的研究也更为系统,主要代表人物有哥德纳和斯坦梅茨。哥德纳 (J.W.Gardner,1965)指出,企业和人及其他生物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但与生物学中的生命周期相比,企业的生命周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期性,一个企业由年轻迈向年老可能会经历20~30年时间,也可能会经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第二,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个既不明显上升也不明显下降的停滞阶段,这是生物生命周期所没有的;第三,企业的消亡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变革实现再生,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斯坦梅茨 (Steinmetz,1969)则系统地研究了企业成长过程,认为该过程呈S形曲线特征,一般可划分为直接控制、指挥管理、间接控制及部门化组织等四个阶段。

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模型描述阶段 (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在此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企业成长模型,开始转向注重用模型来研究企业的生命周期,主要代表人物有丘吉尔和刘易斯、格雷纳以及伊查克·爱迪思。

丘吉尔和刘易斯 (Churchill,N.C. and Lewis,V.L.,1983)从企业规模和管理因素两个维度描述了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提出了一个五阶段成长模型,即企业生命周期包括创业阶段、生存阶段、发展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根据这个模型,企业整体发展一般会呈现“暂时或永久维持现状”、“持续增长”、“战略性转变”和 “出售或破产歇业”等典型特征。

格雷纳 (L.E.Greiner,1985)认为企业通过演变和变革而不断交替向前发展,企业的历史比外界力量更能决定企业的未来。他以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为指标,根据它们在组织规模和年龄两方面的不同表现组合成一个五阶段成长模型:创业阶段、指导阶段、分权阶段、协调阶段和合作阶段。该模型突出了创业者或经营者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决策方式和管理机制构建的变化过程,认为企业的每个成长阶段都由前期的演进和后期的变革或危机组成,而这些变革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成长问题。

伊查克·爱迪思 (Adizes,I.,1989)是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 《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他把企业成长过程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初期、官僚期以及死亡期共十个阶段 (如图12所示),认为企业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可以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两个指标来描述:当企业初建或年轻时,充满灵活性,做出变革相对容易,但可控性较差,行为难以预测;当企业进入老化期,企业对行为的控制力较强,但缺乏灵活性,直到最终走向死亡。随着生命周期的不断演变,企业组织体系将会展现出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每当迈向新生命阶段时,组织体系都将面临某种阵痛。此时,若能通过程序的制定以及有效的决策来攻克难关,促成转型的成功,则所面临的问题均属过渡性的正常现象;反之,如果只是一味地走老路,那么更多的异常问题将随之而来,而且一再重复,将妨碍组织的发展能力。

资料来源:[美]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对于如何判定企业在生命周期曲线上所处的位置,爱迪思认为,不能试图把企业只放在生命周期的一个位置。企业中不同的部门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从总体上看一个企业在生命周期中处于什么阶段,与估算一个人年龄的方式很相似,必须进行推算。就像要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就必须了解他或她在大多数时间的心理和生理表现一样,要知道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年龄,我们就必须对其在大多数时间的行为进行分析。他指出,有时企业的行为就像它还处在生命周期的上一个阶段,而它的有些行为又来自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它的绝大部分行为表现出企业目前在生命周期曲线上所处的主要位置的特征,如果企业是健康的,其行为的 “标准差”将很小。^[17]

4.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改进修正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

阿里·德赫斯从企业寿命角度研究企业生命周期问题,其在 《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中总结了成功生存下来的企业的四个共同点: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并做出及时反应、凝聚力和认同感、宽容和保守的财政。

他认为,能在变化和竞争的动荡环境中经久不衰的是那些关注人员而不是关注物质资产的企业。虽然大多数大公司平均只存活了不到4 0年,但还是有一些出众的组织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考验。阿里·德赫斯还将当今社会的公司划分为两类:经济型公司与河流型公司。前者犹如一架公司机器,其经营目的纯粹是用资源 (员工被视为资金资产的延伸)创造最大的利润,而对公司员工没有任何责任感;后者有着河流般奔腾不息的生命,经营目的是谋求公司长期存在和发展自身的潜能,资金优化可视为人员优化的补充。显然,河流型公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寿公司,在这里公司价值观与员工个人价值观和谐共存,并且对外部也是完全开放的。

1995年美国学者高哈特和凯利提出了探讨企业生命特征问题的“企业蜕变”理论。该理论把企业生命周期形象地称为 “企业蜕变”过程,将企业体视为 “生物法人”(biological corporation),号召企业家创造企业体独有的基因构造,以确保企业健康成长。高哈特和凯利的企业蜕变理论以 “生物法人”作为逻辑起点,以 “十二大生物法人系统”作为分析框架,认为让企业永生不死的秘诀在于推动企业十二大系统同步蜕变,协调一致地追求相同的目标。企业蜕变理论的提出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企业整个生命过程中,存在着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企业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企业生命过程是一个系统作用的过程,由此引发了对企业生命系统性的思考。

在西方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此又进行了改进和修正,主要代表人物有陈佳贵和李业。陈佳贵 (1995)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重新划分,他将企业规模要素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并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 (见图13)。这不同于以往以衰退期为终结点的企业生命周期研究,而是在企业衰退期后加入了蜕变期,这个关键阶段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1 3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速建.企业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另外,陈佳贵等还将企业的成长方式划分为三类:欠发育型 (类型A)、正常发育型 (类型B)和超前发育型 (类型C)。简言之,欠发育型是指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始终没能成为大中型企业;正常发育型是指小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素质提高了,实力增加了,进而成长为一个大中型企业;超前发育型是指企业诞生时就是大中型企业,成长的起点高,实力强。

李业 (2000)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修正模型。与陈佳贵将企业规模大小作为企业生命周期模型的纵坐标不同,他是将销售额作为纵坐标 (见图14)。其原因在于销售额反映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销售额的增加也必须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增强为支持,它基本上能反映企业成长的状况。李业认为,企业生命的各阶段均应以企业生命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来界定,因此他将企业生命周期依次分为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图1 4

资料来源:李业.企业生命周期的修正模型及思考.南方经济,2000(2).

5.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延伸拓展阶段 (21世纪初期)

目前,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重点开始从原有的企业生命周期研究转向对企业寿命的研究,即如何保持和提高企业的成长性,从而延长企业寿命。

我国学者韩福荣等从企业成长、企业寿命周期和企业年龄三个方面,对企业个体生命周期进行了仿生学研究。在分析企业生命成长性特点的基础上,韩福荣认为,应变性、可控性和企业规模三个生命指标可以完整描述企业的内涵与外延。其中,应变性是指企业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可控性是指企业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诸要素的控制能力,企业规模则反映了企业的大小。将三个指标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三维空间企业生命周期模型 (见图15)。

资料来源:单文,韩福荣.三维空间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3).

图中S表示规模,N表示企业的应变性,C表示企业的可控性。企业 “年轻”说明企业应变能力强,做出变革调整相对容易,但控制水平较低,其行为一般难以预测。“老”则意味着企业对行为的控制能力较强,但缺乏应变性和变革的意向。

韩福荣等人认为,掌握生命周期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企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在综合分析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正确选择企业发展的空间和途径,通过组织再学习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可大大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

徐操志等人 (2001)则从组织创新出发,认为主要有三类模式:第一类模式把组织的发展分为若干个阶段,分别研究每个阶段组织创新的工作重点。第二类模式从企业的基本管理问题出发,认为每个时期的组织创新都应该是致力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解决问题→出现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不断循环的过程。第三类模式强调企业变革在企业组织创新中的作用,认为企业应该通过对文化及认知体系的分析和诊断来促进组织的变革和创新。

从上面这些普通生命周期理论中我们能够发现,不同学者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依据是不同的。萨默 (Summer)、李业、陈佳贵、弗莱赫特 (Flamholt)等人按照企业规模进行阶段划分。唐斯 (Downs)、李皮特 (Lippitt)、斯科特 (Scott)等人按组织的复杂程度进行阶段划分。周三多、邹统钎、奎因 (Quinn)、蒂蒙斯 (Timmons)、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等人则按企业经营策略或管理风格进行阶段的划分。由此可见,不同的学者往往是基于其自身研究目的确定企业生命周期划分的标准。

(二)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financial growth cycle of firms)总体上都承认企业发展具备一定规律,基本上能够用类似周期性的观点予以分析,但是在整个分析中融资安排贯穿企业成长始终。因为在企业成长扩张的不同阶段,企业在融资需求、方式、环境、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和特征都不同,所以这些差别应该与企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该理论认为中小企业在成长历程中都存在金融成长周期,在这个周期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经营业绩、积累度、信息透明度、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都会发生提高式的转变,而随着这种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选择也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在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的融资手段和融资规模存在差异。因此企业应该深入了解每种金融工具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并且以自身的综合实力为基础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资本来源。

韦斯顿和布莱汉姆 (J.FredWestonandEugeneBrigham,2005)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创立期、成长阶段 (一般又分为三个子阶段,即早期成长阶段、加速成长阶段、成熟成长阶段)、成熟期和衰退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也具有不同的资金需求特色。比如创立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主的自有资金,资本化程度较低;早期成长阶段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主的自有资金、留存收益、银行短期信贷及透支、租赁等,存在存货过多、流动性风险问题;而在加速成长阶段,资金来源除了早期成长阶段的资金外,还有来自金融机构的长期融资,但仍存在一定的金融缺口;成熟成长阶段除了加速成长阶段的资金外,还有来自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融资;成熟期企业拥有以上全部的资金来源,企业的投资回报增长平缓,趋于保守;在衰退期,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金融资源开始以并购、股票回购、清盘等形式撤出企业。

美国经济学家伯杰和尤德尔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渠道结合,发展形成了修正后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伴随着企业成长周期而发生的信息约束条件、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的变化,是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在企业创立初期,由于资产规模小、缺乏业务记录和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业信息透明度差,这使得企业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而主要依赖内源融资、商业信用和 “天使投资”。企业获得这部分资金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家、创业者个人的能力及信用状况,同时也与投资者对企业发展前景所持态度密切相关。当企业进入成长阶段后,由于市场行情好,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逐渐增大,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也在增加。另外,企业有了初步的信用记录,信息透明度有所提高,所以企业开始较多地依赖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同时,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共同基金也在这一时期提供了权益融资方式。在进入稳定增长的成熟阶段后,企业的业务记录和财务制度趋于完备,逐渐具备进入公开市场发行有价证券的条件。随着来自公开市场可持续融资渠道的打通,来自金融中介的债务融资的比重下降,股权融资的比重上升,部分优秀的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

四、我国学者对企业扩张理论的研究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为我国的企业扩张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土壤,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学者形成了能够部分解释中国企业发展扩张和周期成长的理论。在普通企业扩张理论研究方面,蒋一苇 (1980)在 《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的 “企业本位论”是我国较早对企业性质和扩张发表看法的文章,他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经济组织,是生产劳动者的共同体,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是能动的有机体,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的活的细胞,企业对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及劳动产品有增减权和选择权;企业应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经济关系,是利益关系”。刘诗白 (1998)认为,“企业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近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出现的集合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生产,求得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杨杜 (1996)基于彭罗斯的企业资源理论和成长理论建立了以经营资源和复合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企业成长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企业成长须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进步,同时技术、产品和组织的革新是达到成长和扩张目的的基础。赵晓(2000)则通过建立 “外部规制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技术结构”的三维框架得出企业成长的动力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平衡和组合,而促使这种组合产生成长经济的原因来自内部治理的能力,外部要素只起到制约的作用。毛韵诗 (2000)认为,“企业支配市场、创造市场、替代市场都造成了企业的大规模扩展”,“尽管企业替代市场的活动随着企业的成长、扩展而迅速增加,但是市场规模并未因此而缩小。相反,市场规模与企业规模都是同时扩大的”。他明确提出了企业扩张的本质,并认为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都是同时扩大的。樊圣君 (2003)基于演化理论构建了以 “感知—学习—交往”三个过程的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成长模型。邬爱其、贾生华 (2002)从影响企业扩张的不同要素的角度重新组织关于企业扩张的文献,其主要研究内容或视角的热点包括融资、法律等制度安排与企业扩张,企业扩张与产业演化,转轨经济与企业扩张等,其中的结论和原有理论的结论没有实质的不同。毛振华 (2001)通过将企业的物质内容 “资本化”重新分析了企业的性质。张维迎 (1994)通过对企业本质的重新考察,建立了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家模型。杨其静(2005)则再次考察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企业的关系,得出企业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定价器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从融资角度重新分析了企业的性质。这些文献从考察企业性质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内部结构和组织的形成、发展以及扩张,给企业扩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意识到的,“企业并非像经济学理论中所抽象的那种 ‘同质化组织’,而是具有很强的 ‘异质性’”^[19],所以研究企业不能停留在完全统一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中。这些对企业性质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对企业扩张理论的不同认识。

在金融周期理论方面,陈晓红 (2003)将企业成长阶段按照企业规模分类,并结合融资手段加以综合分析;田银华和宁康康^[20](2007)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了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从中得出的结论和金融周期理论基本一致。买忆媛和乔俊杰 (2005)^[21]、喻小军和金希^[22](2005)还将企业发展阶段和融资方式加以匹配,指导中小企业融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