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两次选举看参议会内部的派系分野

1930年修订的《市组织法》规定，市参议会应在区长民选后成立。为此需要先办理区长民选。但是1932年4月26日行政院第24次会议通过了《市参议会筹设之程序》，要求“自本年五月份起，限三个月完成区以下各级自治组织；又两个月成立市参议会”。按照由汪精卫担任院长的行政院通过的这个最新期限，北平市在1932年11月应完成区长选举并成立市参议会。但是实际上北平市并未如期进行相关选举，选举被推迟到次年上半年。从1933年初至该年8月，参议会选举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参议员的选举，二是议长的选举。这两个选举集中反映了当时北平市自治界的政治生态，并直接反映了此后参议会内部不同势力的派系分野。因此，本节即通过对这两个选举过程的描述来揭示参议会内部复杂的派系构成。

1．参议员选举中的政治交易

参议员的选举从1933年3月26日开始，但是选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3月30日，北平市教育会、工联会、农会、妇女救国同盟会及所谓“1321名市民代表团”五个团体指责该选举违法，成立了“北平各界反对违法选举联合会”，并组织了执行委员会推动反对事宜。联合会主要从以下几点对本次参议员选举提出异议。第一，认为北平市的自治成就不佳。“举凡《建国大纲》规定地方自治所必备之先决条件，无一完成，而自治之社会的基础，亦从未顾及。”因而不能举行选举。第二，指控选举违反内政部缓期规定。称北平市参议会选举委员会在一周之内，办理坊长区长及市参议员选举的举措，内政部已经电令缓期选举，“而该会竟视若无睹，依然抗令举行”。第三，指控选举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指出朱清华系势力在选举之前的公民登记上大做手脚，“市民及各界团体，妇女会等曾屡请登记，该会均置若罔闻，是实欲置地方自治于自己支配之下，以便营私，是以平市具有市民资格者，不下百五十万人，而此次市选仅数万人，且捏写伪造，内幕重重，实际出席选举者不过数十百人而已”。

平心而论，上述指控皆非空口无凭。以《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完成自治各项建设来考察，北平市自治的成绩的确不如人意。除了在自治组织的编制上进展顺利外，北平市各项实际建设的开展可以说乏善可陈，尤其在事关市民日常生活的处理污秽垃圾方面无所作为，导致市民普遍怨声载道。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是作为筹备自治的机关，受到这种指责倒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将这种缺陷作为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缓期的理由，未免陈义过高。按照国民党关于训政六年时限的规定，至1934年训政就应当结束。但是在这个时间限制内，当时能够满足《建国大纲》关于自治成绩要求的市县恐怕全国难寻。至于所谓社会基础，指的是向民众宣传国民党的一系列治国政策，训练民众行使四权的能力。就北平一地而言，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民众的接触不多，十分疏远，“过去的党部和民众，好像被什么东西切开似的，党自党，民众自民众，很少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人称党部为 ‘党衙门’”。国民党在自身应尽的工作方面也同样乏善可陈。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在当时社会要求实现训政的压力下，已经大大降低了对成立参议会自治成绩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自治成绩不佳指责北平市选举不符合条件而要求缓期，未免苛之过甚。

第三项指控则获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认同，当时报刊有不少揭发，矛头都是指向朱清华代表的北平筹备自治人员。朱清华在筹备员选聘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己的操作，安插私人势力，自不待言。1933年1月，报纸上有人揭露朱违背《市组织法》的规定，将非属本区公民的第十三坊居民王继周选为第十六坊的筹备员，引起轩然大波，该坊坊民唐易尘（后来当选为参议员）、孙鸿亮等到会请愿，并要求市政府和市党部予以彻底查清。该报并报道说：“最近筹备委员长朱清华氏，因为自治将要完成，所以各处的空额，便大批发表补充（筹备员）”，并认为朱清华会这么做，是因为“最近选期将届，乃朱某妙想天开，意图谋夺市长，乃竟分布私人，秘密进行”。而“反对违法选举联合组织”则进一步如前述指控其在登记选举方面舞弊，笔者也信其为有，因在后来当选的参议员中，就有被查出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吸食鸦片的第十五区某王姓区长、章备吾及梁家义。反对力量指责朱清华舞弊，在当时广受社会同情。

有必要深入分析的是第二项控诉，其中涉及此后北平市参议会内部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先要从反对市参议会选举的力量说起。上述北平市教育会、工联会、农会、妇女救国同盟会和“1321名市民代表团”五个团体组织成立的“北平各界反对违法选举联合组织”的构成已经明白显示了发起组织属于社会团体，而当时北平市的社会团体根据法律规定是受国民党指导控制的。农会、公会、妇女会在1931年后甚至在陈石泉的主持下一度暂停活动，因为“过去之五民众团体与中央法令殊多不合，是必要改组的”。董霖即是受陈邀请来北平襄赞国民党党务的，党部对民众团体的整理异常重视，先后派定指导员加以明确的指导，对工会、妇女会、学校、农会的控制尤其严密，如农会当时是受到国民党控制的社会团体，“但我各级农会负责人之态度行动及言论以观，则对本党主义尚能相当接受，一切活动亦能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实际上该反对选举组织也毫不避讳地就在北平市党部举行成立大会，其反对选举的举措自当具有党方力量介入。在反对选举的组织构成中，“1321名市民代表团”的立场显然和董霖系有异，但是他们能够和党方指导下的工会、农会等联合起来，至少其政治态度或至少利益方面和董霖系较为接近，笔者谨慎地推测这股力量包括不少此前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排挤的改组派部分党员和一部分非朱清华系的地方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在此后董霖系和朱清华系完成政治交易互相妥协后，仍然持续向中央部门陈情，继续其反对参议会选举的运动。这股力量曾经将他们的文章编辑成《如此完成的北平地方自治！》一书，用来刊布一年来他们为这项运动所发表的文件和相关记载，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期促进民众对于自治之观念，并借社会明了此项运动之真相耳”, 其中不少文章发表在《华北日报》上，而《华北日报》正是国民党在华北的官方报纸，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著者具有一定的党方背景。

现在我们再回到反对选举方的第二项指控。北平市选举委员会于1933年3月11日成立，在这次大会上，确定“区坊自治职员同时选举，从三月十五日起，分期举行”，预计到该月23日，即可选举完毕，同时分配了各区应选参议员名额，预备在完成区坊民选后的3月26日，即开始举行参议员选举。但是“1321市民团”在24日首先起而反对。这个时间点十分微妙，因为23日刚好区坊选举完成，因而市民团中的反对者，可能包括在区坊选举中利益未能得到满足的地方非朱清华系力量。更值得注意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及党务要员张厉生在23日来北平“视察党务”, 24日对北平市党部训话，要求党员要有自信能力、组织能力和生活能力。陈、张来平和“1321市民团”以及工联会发起的反对选举运动在时间上如此吻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国民党中央力量在其中的介入。由工联会代表大会也决议呈请市党部转请缓期举行来看，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在中央的支持下，有意借助上述力量来和朱清华系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方提出的理由除了前述选举时间过于集中短促外，还指责这种乘国难危机、长城要隘战争剧烈之际的参议员选举不合时宜，并称筹备自治委员会将区坊长民选和参议员民选于一周之内仓促办理，实是为了便于操纵选举。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另派合格人员筹办”。市党部根据这一呈控，要求内政部将选举缓期。内政部随即以北平靠近战争前线，举行选举难免扰及地方秩序为由指令选举缓期举行。内政部的这项缓期指令在24日发出，但是当时周大文主持的北平市政府称收到内政部的电文时距离预定的26日选举日期只有半天，无从遍行通知已经准备就绪的选举机关，回复内政部说区坊选举已经办完，秩序良好，应坚持照预定计划办理，以免失信于民。市府同时派定郊区选举监督员。26日，北平市37名参议员仍然按照原定计划选出。

实际上，在8月23日参议会议长选出之后，曾有一位看来深知内情的读者致信报社陈述个中机巧。据该人所言，当反对市选举运动发动时，有某市民劝告“某机关的负责人”，要求“某机关对地方自治事宜，也应有相当的注意才对”。该市民并在第二天亲自见到了某机关委员，据称“某委员自然极愿有人出头来反对此种自治选举的”，某委员当时并告诉去的那位市民说他所属的机关下午开会，当然对于反对市选举问题“有相当的办法”。果然，“内政部据某机关的电，来电制止参议员选举了”。自治筹备委员会和选委会接到内政部此电后，十分紧张，不断周旋，周旋的结果，“某机关某委员须由自治筹委会设法令其当选参议员，而某机关对选举事不再阻扰。果然三月二十七日午后参议员照常选举之下，选举结果揭晓了，三十四名参议员之中某两委员之名，赫然在目”。该文将选举参议员内幕全盘托出，不难看出，该报所谓的某委员即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董霖，选举中当选的两委员就是董霖和萧训。在反对选举联合会中，市民团一直“负较大责任”，而最初积极参与反对市选举运动的工联会后来“受有暗示，不便对此事再行过问”，进一步说明工联会正是受命于党部进行反对选举之事的。

市参议员当选后在得到内政部的核准并颁发证书后，才可正式当选。为此，北平市选举委员会致函内政部咨请称可否由该会制就参议员当选证书赉部印发以昭简捷，内政部答复称须“俟该项选举报告核准再行办理”。当选证书发下已经属于简单的时间问题。

在参议员选举上，地方力量尤其是朱清华系的地方力量获得了最大的政治利益。但是国民党市党部通过其中央政治资源，在幕后利用和策动各方力量反对选举，并以此为交换筹码令董霖和萧训当选为参议员，可以说尽管没能阻止朱清华系地方势力主导选举的大势，但是也有所收获，而双方的下一场较量要在市参议会议长选举中展开。

2．围绕参议会议长选举的政治角逐

参议员选出后，反对市参议员选举的力量一直在进行反对运动，不断向中央方面申诉。他们先是向内政部控告。但是北平市市长周大文在4月13日对各项指控做出逐项答复，如针对登记公民过少，他承认人数的确过少，但指出当时“市府曾转咨内政部请示备案，自治会于一月一、二、三日，发散传单十五万张，市民不予注意。市党部对登记人数过少问题亦加注意，一度开会并电内政部请缓期。后黄绍雄（内政部长）来北平，选委会呈阅一切法定手续，黄允许继续办理”。即是说内政部是认可北平市的选举的。反对市选举方见此情形，转而向监察院控告内政部也违法。此后整个案件进入踢皮球阶段，内政部第一次咨复要求北平市政府查复核夺，第二次则批复要反对选举市民于法定期限内“向该管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应无庸议”。最后参议员当选证书仍然发下北平市。有报纸认为，内政部在北平市党员数百人检举市选举多端违法的情况下，竟然认为不成问题不予以处理的原因是：“纯系某重要参议员从中运动，大家以市参议长为交换条件。”所谓某重要参议员即是指董霖，能够运动中央部门，且需要以此为竞选参议长交换条件获得参议员支持者，也只有董霖。这段话亦可证明北平市党部尽管控制在CC系的董霖手中，但是基层党员和党部存在不一致。

当选参议员证书发下后，市参议会即将正式成立。首要的任务就是选举出参议会正副议长。各参议员见活动时期已至，“遂纷纷向各方拉拢，或运动正议长，或运动副议长”。对于议长一职，竞争者主要是朱清华和董霖。报纸报道说：“现在运动正议长者，以筹备自治之某首脑，及市立某中学校长二人为最力。”并称：“当某中学校长欲出而竞选议长时，曾有人从中调节，欲以副议长舁之，不知此事何以未曾实现也。”此处筹备自治之某首脑，自是指朱清华，而市立某中学校长，则是董霖无疑。有报纸更直接指出：“市党部委员董霖，昨日亦在忠信堂欢宴平市各参议员，联络情感，以便选举议长。”本来朱清华对于自己当选参议长颇有信心，因为当选参议员“非其故友，即其昔日幕僚，所以他的运动是比较的来得容易。据昨晚所得消息……（支持）人数约有十九人之多。假若这是事实的话，则此君之于 ‘议长’，似乎已在掌握之中”。但是在董霖宣布参选议长后，鉴于参议员选举中他体现出来的实力，朱清华是万万不敢掉以轻心的。因为董霖有其不可忽视的中央资源，他出来参选，“乃因某两重要当局，皆其同乡也”。尽管在市参议员当中只有萧训作为他“同派一人，为之鼎力奔走”，但即使是萧训，平时也与董霖“并不谐和”，之所以相助实行合作，是“因利害关系”，所以董霖出来竞选议长，“尚有其他势力，为对方所忧虑者云”。同时董霖“在办事上占有优势，且有其同乡，及其个人所在之各机关为后盾”。不过该报记者仍然认为董霖如果没有别的力量，恐怕不能战胜朱清华。但是朱清华也有其弱点，即“市民对筹备自治向皆不满……同时某首脑之个性甚为倔强，开罪于人者时有之。彼即以利相诱，专利用此人为其爪牙”。为了拉拢参议员，朱清华和董霖均大宴宾客，各方均有固定的宴会场所，宴会无虚日。据报纸报道，当市选举委员会8月1日决定选举正副议长时，“其人选大致已决定。闻此次运动参议长者，以将来帮助民选市长为交换条件，故颇得巨大之助力”。甚至夹杂有利诱和胁迫事情。

8月3日，北平市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正式开始，出席的参议员有34人，杨绍业、高伦堂二人请假，孙绳武缺席。在会议刚开始推举临时主席时，竞选双方就展开了较量，“卓宏谋首推魏元祥，朱清华继推吕均。前者理由，谓主席可由公众推举，后者则谓主席应由年高望重者任之。互相起立说理，甚为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新任市长袁良出而调停，付众表决，结果为14 ∶ 14票，势均力敌，最后由袁良指定吕均为主席，双方才安定。接着开始投票，选举结果，董霖以18票战胜朱清华的16票。副议长选举，周肇祥得10票，朱清华得9票。选举结果显示朱清华个人完全被击败，他“目瞪口呆，颇有懊丧之状”，而“当选之副议长周肇祥，初犹演说甚欢。迨选出后，却目视群众，静默无言，抑若别有心绪也者”。次日举行正副议长就职典礼，朱清华在会后拒绝参加合影即拂袖而去，“观其举止，似颇为悲愤云”。记者极其含蓄的描述道尽此次选举之奥妙，笔者可尝做解释。朱清华的目瞪口呆，周肇祥的目视群众静默无言，表明选举结果皆出乎其预料。由于对自己在北平的势力培植成绩颇有信心，选举前他们成竹在胸。如果以此前报道的朱清华有可以稳稳当选的19票来参考的话（超过一半票数的17票），那么至少有3票临时改变投向董霖。笔者根据上下前后各方面资料推断，造成朱清华“目瞪口呆”最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吕均和白常文跑票倒向董霖。首先，选举议长时朱清华推举吕均为临时主席的举动和推重，表明他此时和吕均的关系十分融洽，视之为己方，但是在1934年3月份议长改选过程中，朱清华极力反对吕均、白常文当选为正副议长。这里面的态度转变十分耐人寻味。吕均改选为参议长后就任的要求则有“本人就职，须得到反对方面各参议员之谅解”，及“所有议长在本会应有之行政及任用人员等职权，须由本人负责执行”,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朱、吕之间在1934年3月间的确有相当矛盾，而这种矛盾显然是在第一次参议会议长选举之后形成的，只有突然的政治背叛才有可能让信心满满的朱清华“目瞪口呆”“懊丧”，甚至“悲愤”了。其次，从二者背离的可能性来说。吕均、白常文均非朱清华能够完全控制的筹备自治人员。吕均和朱清华一样是筹备地方自治的重要人物，在北平有历史、有社会影响力，非朱清华所能完全操弄之人，在朱清华势力庞大的情形下，有不满亦属正常。而白常文甚至属于一直持反对市选举态度的商会。董霖的议长当选得票刚好过半数达到18票，更有意思的是副议长选举中同一派系的朱清华和周肇祥得票之和恰为19票。但是朱清华乃竞争议长，而非副议长，居然有人投其选票，造成周肇祥票数分散，仅以极少多数票而当选，可谓赢得并不光荣。党方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操作得极其精准，无怪乎朱清华和周肇祥选后均神色失常。与选举参议员时朱清华大获全胜相反，参议会议长选举的赢家为国民党党方。

3．关于参议会选举的社会反应

1933年3月15～23日，北平市按照内政部的命令，在市属各区坊分别举行区坊长民选。选举由市府派往各区坊的监理员监督，这些监理员人选一般为此前各该区坊的筹备员或区坊公所常委，一般每一坊派一位区选举监理员与一位坊选举监理员，某区选举一般派遣他区公所常委监理，坊监理员派遣他区自治筹备员监理。按照《市组织法》的规定，内政部明令北平市区坊长民选之后即可进行市参议员民选，以完成自治的最后一步。北平市随即于3月份组织了参议员选举委员会，3月26日，参议员由各区选民选举完成，共选出37名参议员已如前述。但是由于复以参议员当选证书等各种手续问题，直到同年8月初各参议员才宣誓就职，参议会至此正式成立。北平参议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民选基础上产生的民意机关，此前包括北洋时期的参议员和众议院，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意代表性，但是由于选举对选民设定了一些关于教育和财产方面的资格限制，仍然算不上普选性质，董霖即指出：“当时全国依《市参议会组织法》而成立市参议会者，实际上只有北平一市。至于上海、汉口等地的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市长聘请，属于咨询性质，显非与市长平行对等的机构。”根据国民党中央统计处的一项统计，至1933年，各省市拟定县市参议会筹设程序先后经内政部核准备案的有浙江、河北、云南、贵州、山东、甘肃等省。但是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均以地方情形困难，请准暂缓设立。其余浙江、云南、贵州等省，则均依照核准程序，积极筹设”。各地最多只有拟定方案，可见董霖所言不虚。

北平市参议会的成立在当时受到各方关注。尽管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并不稳定，但是各地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对于北平市参议会的成立纷致贺电。这些贺电来源广泛，既有北平市的军政部门如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也有北平市社会团体和职业团体如北平市商会、农会和律师公会；还有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贺电，如立法院黄右昌的贺电，还有外地政府部门如湖北省政府、湖北教育公会、长安商会、济南市政府、昆明市政府、绥远省农会、青海省政府，以及职能相当的地方自治部门如天津市自治事务监理处、青岛市地方自治筹办委员会和江西省党部。其中最令董霖激动的一份贺电来自美国世界城市联合会，该函全文称：“亲爱的议长：世界城市联合会谨向其姊妹市——中国北平——致其庆祝并传达其善意之问候与和平之希望。今日本地报纸发表一重要消息，谓中国两千年来未曾有之第一个市参议会成立于北平，因此，世界市政联合会特向北平市民及中国之第一个市参议会致其诚恳之祝贺。”这些贺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褒扬北平市参议会的成立，“导民权于正轨，树全国之先声”。有意思的是，江西省党部的贺电亦在此类，而没有按照常规逻辑刻意强调党权的重要性。（2）表示要以北平市的自治经验为学习榜样，主要是北平临近的天津和青岛。天津市的来函称：“诸公均负地方重望，兹为市民领袖，市政前途当必有成效可观，维天津市与贵市在形势上有如辅车，其关系至为密切，所愿贵会树立模范，俾天津有所依循也。”（3）表示在具体的市政和国家建设方面有所期待的，这主要在北平市相关的社会团体贺电中提到，律师公会称赞说：“（参议会）诸公以党国柱石、社会人望，荣膺公选。”较之此前天津市自治监理处仅称北平市“诸公”为“地方重望”，多了对“党国柱石”这一新执政者的恭维，亦是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在社会团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表现。上述贺电虽然多属客套话，但是措辞差异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政治角色对于北平市参议会有不同的期待，这种期待正是由于北平市参议会为全国首次民选，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北平市参议会民选广受当时社会关注。但是在外界多表扬之声，北平市各界市民对市选举有所期待之外，也多有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体现出市民对选举舞弊给中国宪政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与愤怒。一封以第十五区460坊1万公民名义写的对参议员的警告书声称“今全中国二千多县，十几个市，都办自治，惟北平首先完成，这是何等光荣的事。三民主义试验之第一次，训政完成，宪政开始之第一个城”，要求参议员以身作则，珍惜北平市作为第一个开始宪政的城市的光荣，认为如果参议员往坏道上走，就会被官僚说自治不好，那时就会取消全民政治，取消宪法，归还大乱，归还军治，归还专制，“全国人民都要骂我们北平市民不该选出这样坏人，不该听着他们干坏事，我们市民挨不起骂，都要一齐起来，找你们算帐”。有人对北平筹备自治委员会仓促举行区坊选举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有四个弊病，“一曰误用劣绅办理自治；二曰政府放任，监督未周；三曰变更选举制，曲法从人；四曰民众麻木，抛弃公权”。要求重新民选，摆脱劣绅对选举的把持。说朱清华系在区坊选举和市参议员选举中存在政治操作乃至舞弊自是无疑，但是将区坊选举压缩在短时期内的做法，似不能完全归诸地方力量故意把持。实际上在1932年8月，由朱清华一手起用的龚杰就已经开始讨论区坊同选，而内政部制定的市参议会成立的时间限制可以看作促使这种想法产生的外部因素。年底才提出“俾于本会现在办理区坊选举之便，将市参议员一并选出，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庶几霹雳一声，民治异彩，可以首先放映于北平，以为全国倡导”。此时距离各项选举尚有几个月，后来各项选举同时进行的具体安排尚未出笼，变数不可预知。不过，要在普通的民众和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反对力量之间做出区别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号称市民团这样一度和党方采取合作姿态的反对选举的力量，其中也夹杂了商会、改组派及某些非朱清华系的区坊势力。笔者所看到的普通市民的反对声音，多集中在对朱清华筹备自治成绩不佳的批评方面，其中又特别集中在对清除秽土处理不力之事上。其他含有政治性的批评则不断地将朱清华描述为谋求私利、丧失公义的“土豪劣绅”（如前述云来在《大公报》上的文章）。

总体来说，对北平市参议会选举的社会反应内外有别，而其中又夹杂着不同的政治判断。所谓内外有别，即北平市以外的机关和观察者多抱有赞赏和学习的姿态；而北平市市民则相对来说反应比较多元，既有如第二十三坊坊长唐长风对选举舞弊极端悲愤的，认为这表示“中国无可挽救”, 也有抱持希望的，希望市参议员不要辜负期望，忘记自身责任，还有回护选举本身问题的，如市长周大文认为这次选举有问题，并不在筹备委员会和选委会，它与市民本身对政治冷漠有关，认为市民这次表示不满“表明市民开始注意选举。市选每年一次，明年举行时，正可以补今年之欠缺”。多元的社会反应至少表明了北平市参议会选举的历史价值。不过对已经成立的参议会本身来说，选举过程中已经体现出的参议员派系才是至关重要的。

4．参议员派系轮廓

1933年3月26日，北平市选举出了37名市参议员（参议员的基本概况见附录一），这37名参议员的当选区域和得票数见表2-1。

通过118044名选民选举出来的参议员，依据他们的政治经历及知识背景大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参与辛亥革命以来推进民国政治建设的人物。这些人既包括国民党（从同盟会发展而来，宽泛意义上的国民党）的人物，如董霖、朱清华，也包括虽非国民党，但是认同民国基本政治体制，曾在反对北洋军阀、维护民国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如早年曾经加入过进步党副议长周肇祥。另一类是积极推进地方建设，或在北平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名流、地方绅士，如陈宗蕃等。当然，上述划分仅仅是从参议员过去的个人经历而言，并非指他们在参议会的实际政治派系。

从前述两次参议会选举，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参议员选举显现的两派力量的四角关系。党方和地方力量是基本的力量划分。党方之下，又有中央CC系的董霖和改组派（萧训即曾为改组派党员）的力量，前者尽管在北平市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基础薄弱，只是由于有巨大的中央支持能够成为强大的力量一极。改组派代表长期在北平经营的地方国民党力量，这派在过去以汪精卫为核心，他们在党部人事权上处于弱势，但是在基层普通党员中有一定影响。党方之外，则是地方力量。其中主要是朱清华系的力量，占据自治区坊职位的主要人事权。此外还有朱清华系之外的地方力量，他们较为零散，而商会是其中坚力量。

具体而言，党方力量除了董霖和萧训外，根据前述在议长选举时推举临时主席时的表现，可知的倾向于支持国民党的参议员尚有卓宏谋、魏元祥。张师涛因为是属于国民党控制的市郊农会干事，自当属于党方。后来在董霖时期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的谢振翮亦倾向于国民党自是无疑。鉴于商会对市选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商会背景的参议员也可以视为倾向于党方。杨绍业、高伦堂虽然有商会背景，但是不出席参议会议长选举会议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较为中立，当时尚且在任同样未出席的孙绳武也属于不倾向于国民党或朱清华的中立参议员。在1934年初董霖辞去参议会议长后参议会选举新议长的争执中，时论对参议员政治姿态和人事关系也有一些透露。当时当选为正副议长的是吕均和白常文，赞同二人的至少有石小川、崔麟台等28人，反对方包括朱清华等10人，中立方即有杨绍业和高伦堂。但是，党方内部也有明显的区分。萧训和董霖分属于国民党内部两个不同的派系即改组派和CC系。就政治能量而言，董霖因有陈立夫支持无疑占据绝对优势，萧训的力量十分微弱，但是由于改组派在北平的长期经营，萧训拥有更多的基层党员支持。二者在参议会内以一个国民党的姿态出现，合作大于分裂。

地方力量也有诸多分野。其中朱清华凭借其在筹备自治过程中掌握的人事权，在区坊一级安插了大量亲信。1933年初报纸上有人揭露朱清华违背《市组织法》的规定安插亲信充任筹备员，将非属本区公民的第十三坊居民王继周选为第十六坊的筹备员，该报并报道说“最近筹备委员长朱清华氏，因为自治将要完成，所以各处的空额，便大批发表补充（筹备员）”。认为朱清华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最近选期将届，乃朱某妙想天开，意图某多市长，乃竟分布私人，秘密进行”。其竞争对手董霖在向陈立夫陈述竞选议长的困难时也指出：“北平当地有力者如朱清华等筹办区坊自治有年，党部并无此项下层基础，难以取胜。”可见朱清华主导了区坊筹备自治人员的人事权，在区坊自治机关安插了大量的私人势力，因此考察朱清华的力量要从考察参议员在区坊筹备自治的职务背景开始。通过检阅《北平市第一届区坊自治职员选举监理员题名录》，考察参议员此前的任职情况，可以发现大部分参议员都曾经在北平市区坊一级担任过区坊公所的常委或职员，或者是各该区坊筹备自治的职员及北平市筹备自治委员会的成员。此后选出的市参议员基本上都担任过1933年早期区坊选举中各区坊的监理员，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其监理的区坊当选为参议员。无怪乎有报道说选出的参议员“非其故友，即其昔日幕僚”。具有区坊自治背景的参议员名单见表2-2。

如前所述，表2-2中可以肯定为非朱系参议员的是中立的高伦堂、杨绍业，以及当时尚在任而未能出席会议的孙绳武（孙居祺是在9月份递补孙绳武而上的）。倾向党方的是卓宏谋、谢振翮。郭岳昆虽然担任过筹备员，但是他担任此职是由于旗民强力支持，最后筹委会无奈之下承认的，因而他和朱清华的关系较为淡漠，亦可排除在朱清华系之外。剩下16人（包括朱清华本人）和朱在参议会议长选举中得到的16票完全一致。在国民党中央势力强势介入华北地方政治，以及北平市地方党方（CC系）的强势政治运作压力下，可以说这16票背后的人是朱清华的坚定支持者。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较有把握的朱清华系参议员的名单。

就国民党而言，董霖曾经回忆说，在参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党部委员当选参议员的仅他和萧训两人。尽管如此，国民党在北平市参议会内部并非孤家寡人。具体而言，国民党在参议会内部的支持性力量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在国民党内具有传统影响力的职业团体的参议员，包括国民党刻意经营的郊区农会。如前所述，部分由于整个30年代国民党一直在加强对人民团体和职业团体的指导，可以说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基本上是其支持力量。我们从前述工联会、妇女会反对选举的态度即可知道。（2）一部分非朱清华系的地方力量因为利益与朱清华不一致而支持国民党。如商会力量和没有区坊背景的地方文化名流，如吕均、陈宗蕃等。不过有的商会参议员较为谨慎，不愿得罪任何一方，杨绍业和高伦堂请假不出席即是这种谨慎的表现。

从董霖自述其选举议长的努力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作为国民党CC系的董霖在北平实际上也没有太坚实的社会基础，他在陈立夫的鼓励下参与北平市参议会议长的竞选时，曾有过很大的疑虑和担忧。在选举前一个月，国民党中央曾电召董霖赴南京，洽商如何在这个全国第一次民选的参议会中取得领导地位，董霖“率直告以北平当地有力者如朱清华等筹办区坊自治有年，党部并无此项下层基础，难以取胜”。造成董霖无信心竞选参议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北平地方力量朱清华“蓄意竞选首届特别市参议会议长”，且拥有多年培植的区坊地方力量的支持，即使国民党方面也认为董霖“缺少区坊支持”；二是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断，未能团结一致，士气消沉。一方面，“北平特别市党部的大部分委员对于参议会的选举，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董霖明确指出北平市国民党党员互相嫉妒，某些党员还担心他当选议长后可能与当时在华北掌权的政学系领袖黄郛等合作，对国民党反有不利。但是董氏最终还是参与了议长竞选，并最终当选，其中的胜因又在哪里呢？从董氏自述其竞选经过可见一斑：“党部少数委员虽抱冷淡态度，但党的基层组织及人民团体却予热烈支持。我每晨四时起，驰赴四郊向农民讲演，然后回到城内向工厂工人、大学生、商会会员、及自由职业团体分子说明参议会的重要以及我竞选的理由。每至深夜方归。”由此可见，董霖的主要支持来自北平市职业团体，包括一些工人团体和自由职业团体。前述卓宏谋即是印刷业的代表，而谢振翮则属于自由职业的律师团体成员。朱清华尽管在北平拥有巨大的地方力量作为基础而仍然不能当选，关键在于支持朱清华的区坊力量并不占据绝对多数。前述22名地方区坊参议员，除去接近党方的卓宏谋、谢振翮以及其他几位态度模糊者外，全力支持朱的参议员只有15人。这里面既有权衡当时国民党实际政治影响的结果，也有对朱清华系把持不满等因素的作用（如前述朱清华的性格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对北平市非朱清华系的地方参议员的拉拢争取是双方胜利的关键。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拥有更多的压力渠道获得这些参议员的支持，而朱清华尽管拥有他一手培植的区坊背景参议员的绝对支持，终因人数不足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董霖当选议长也是势所必然。综合上述对参议会两次选举的分析，对30年代北平市参议员的政治态度可以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区分（见表2-3）。

通过北平市参议会内部的两次选举，可以看到参议员划分为以区坊背景的朱清华系力量，以及国民党方和支持党方的力量。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各方参议员的政治态度也并非绝对恒定不变，涉及具体的事务时，不同政治身份的参议员也可能由于私人关系或者实际利益影响到个人政治选择，从而影响参议会内部议案的决定。随着市参议会和市政府之间的力量角逐和各方力量有关实际利益和政治判断的变化，这些参议员的政治态度也有相应的调整。其中支持董霖当选参议长的参议员成分十分复杂，尤其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平，实为地方势力的参议员，如吕均、白常文、郭岳昆等，他们在竞选参议会议长上支持董霖，是多方权衡利害关系的结果。他们的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不赞同朱清华个人，未必即表示他们在此后的议事中一定以国民党甚至以董霖马首是瞻，他们有自身的利益考量。根据笔者观察，除了卓宏谋、谢振翮等少数几个人外，党方的坚定支持者并不多。具有浓厚地方背景（比如商会）的参议员容易因其利益需要而在议事上与党方保持距离。相较而言，朱清华系的参议员利益较为接近，因而其行动较为一致，成员很少游离于本派系之外。

北平市参议会内部存在的两种核心力量各有其核心代言人，其中地方区坊力量的代表自然就是朱清华，而党方代表人物则是议长董霖。考察二者的经历及思想，对于了解参议会内部两种主要力量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