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和政治时代法国师范教育的新内涵

从本质上看，师范教育是世界历史步入近代社会的产物。进一步剖析师范教育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有着不同的解读。有研究将师范教育诞生的源动力解释为：1.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2. 普施义务教育，需要大量的合格师资；3. 教师职业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的专业。也有研究根据美国经验，将师范教育出现的动因解释为：1 .人口的增长、工业革命的发展、政党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等社会变化对公共教育的影响；2. 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3. 学校教师人数缺乏与水平低下。尽管这两种研究有着不同的解读，但都殊途同归地指向“对师资的需求”，上述列举各项“对师资的需求”的子因素，从本质而言，未能脱离文艺复兴时代教育家对“教学法”孜孜以求的窠臼，归根结底仍然属于“技艺层面”的需求。单单“技艺层面”对师资的需求，显然无法解释法国大革命以降世界师范教育大势的浩浩汤汤。

法国大革命赋予了师范教育全新的内涵——除古典意义上“技艺层面”的师资需求之外，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层面”（或者可以更具体的说“共和政治层面”）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再生”的期望。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后短短数年光景完成“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变革，法国上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围绕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拉锯斗争，成为法国共和政治肇始阶段的主题。在此种背景之下，民众的政治取向对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共和制度的巩固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事共和政治研究的法国学者克洛德·尼科莱指出：“共和国当然需要熟练的生产者、学者，但是，他首先需要共和派，即公民。”

新兴的共和国需要造就一代新人，共和政治呼唤公民教育。“大革命”的迅猛发展显示与“旧制度”的全面决裂，共和肇始不啻为“民族再生”。“民族再生”归根结底又成为一个对人的教育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教育，将旧制度下的被动的‘臣民’改造成新制度中的主动的‘公民’，新的社会大厦才能建立牢固的基础”。也正因此，公民教育成为大革命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根据刘大明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公民教育的内涵包括公民道德的教育、公民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和公民实用职业技术的教育等三个方面，特别是在大革命的初期即共和政体肇始之时，公民道德教育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党人特别注重全体社会成员与旧制度的决裂和新制度的认同，以及对共和主义道德的培养。

对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视，热月党国民公会和督政府时期通过的两个著名的教育法令可以作为例证。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实施拉卡纳尔教育改革法令。法令规定：在各级学校中废除宗教教育，以道德和公民教育为主体，以实用为原则；小学用法语教学，接受前职业技术的基础知识和道德教育，教学内容包括读、写、法国宪法和人权宣言、共和主义道德、基础法语、简单的计算和测量的方法、地理及自由人民的历史等。

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通过多努教育改革法令，尽管明确放弃了初等教育免费和义务这两个基本的教育原则，但仍然把读、写、计算和共和主义道德基础的教育，作为小学教学科目的最低要求。

从拉卡纳尔教育改革法令和多努教育改革法令可以看出：在新生的共和体制下，初等教育在高扬公民教育——特别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初等教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读、写、算等实用知识，而是将以爱国主义、民族国家构建与共和思想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作为初等学校优先发展的内容。根据曾晓阳的研究，除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之外，公民教育还渗入历史、语文等课程，建立起多学科的公民教育体系，切实肩负起培养共和国的未来公民的使命。

小学教员是初等教育的行为主体。根据法国史学家乔治·杜沃的研究，在法国官方语言中，小学教员的称谓在大革命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大革命之前，小学教员无论是在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中，都被称为“maître d’école”或“régent”，大革命后，“instituteur”一词用来专指小学教员。从“maître d’école”或“régent”向“instituteur”的转变，不仅仅是称谓表达的转变，更意味着社会功能的变化：在共和国时代，“instituteur”的任务不仅仅限于教育儿童，更多承担着政治教化的重任，要向公民普及道德规范与原则、国家法规等知识，提高全体公民政治思想素质。《拉鲁斯电子版百科全书》指出，“instituteur”一词在国民公会时期普遍使用，带有浓郁的共和色彩，被视为“共和主义和国民理想的传播者”。为了更准确地体现大革命后小学教员在法兰西政治舞台上更多扮演的政治教化的角色，曾晓阳对“instituteur”一词提出了“国民教师”的译法。

共和国肇始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当中，都把共和国宪法、公民权利与义务和爱国主义教育列为必修课内容。国民教师当仁不让成为赋予儿童公民教育、培养共和道德与爱国思想的先锋。在这种时代命题和需求逻辑下，培养彰显政治教化功能、富有共和道德理想的国民教师，自然成为大革命以降师范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和三年雾月9日（1794年10月30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创办巴黎师范学校（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以“培养人类精神的复兴者”。法令要求从每个县招收4名受过教育的年轻公民，在人类知识的各门学科中最有能力的教师的指导下，接受为期四个月的科学的教学技艺培训，使他们结业后能在各县开办一所教育学校，培养小学教师。法令还要求师范学校招收的学生必须具有高度的公民素养，具有“知识、爱国主义精神和无可指责的品行”。

1795年1月20日，巴黎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国民公会议员拉卡纳尔在典礼上诵读建校宣言：“鉴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让共和国全体公民能得到统一的教育，国家议会颁布以下条例：一、在巴黎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召集全国受过应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各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传授教学法……”

由大革命后创办的巴黎师范学校的个案可以看出，大革命后的师范教育既保持古典意义上“技艺层面”“教学法”和知识的教学，更有着共和政治时代“意识形态层面”对公民道德教育的鲜明要求。也正因此，法国大革命之后，师范教育与共和政治有着愈加紧密的逻辑和内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