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操

第一节 曹操与文学

曹操（155—220），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运用巧妙的政策方略，“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征讨不庭”，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打败了许多强大的对手。此外，他极重视人材的接纳和使用，曾多次下令求贤，“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甚至说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应予重用（《举贤勿拘品行令》）。以致他幕中聚集了许多文臣武将，实力日渐壮大。他又坚持推行耕战政策，参照“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置屯田令》）的“先代良式”，在建安元年就开始推行屯田制，藉此逐步建立了强兵足食的优势。从曹操毕生的政治军事经历和政策方略中看，曹操的基本思想性格特征，就是头脑清醒，料事准确，机智灵活，谋略盖世，知人善任，“难眩以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文治武略，手段多样，严刑峻法，赏罚分明，“兵无常势”，善于权变，又“性不信天命”，总之，他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魏志》注引《异同杂语》），在他身上，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

出于这种实用理性精神，曹操在思想上并不专宗某家，而是根据现实情势需要，兼采各家之长，为我所用，并随着时势的变化移易而适时调整，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位杂家。例如他的社会政治理念是“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以高柔为理曹掾令》）这就是儒法兼取，礼刑互用。当然，由于曹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拨乱”事业，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重法治甚于礼治，“持法峻刻”（《魏志》本纪注引《曹瞒传》）。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也决不轻视礼治的作用。他对战乱中儒学弛废现象颇多感慨，建安八年，即官渡之战后的第三年，他就颁布《修学令》，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显然，他是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改“拨乱之政”为“治定之化”的。儒法两家之外，曹操最重视的是兵家，曹操深知“礼不可以用兵”（《孙子·谋攻篇》曹操注），在当时战乱环境中，这是安身立命创业成败所系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他对古代兵书悉心钻研揣摩，成为优秀的军事家，且著述甚多。曹操善用兵，他的对手亦多叹服，刘备就曾说他“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蜀志》本传）。此外曹操对农家、墨家、道家等都有所浸染，要之他从实用理性出发，吸纳先代诸家之长，揆时度势，变化运用，做到“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让县自明本志令》）。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也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对经学有相当造诣，据王沈《魏书》载，他在光和年间曾因从妹夫宋奇被诛而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所谓“古学”，当指古文经学，盖马融、郑玄所传之学。曹操古学修养之深厚，从他引述前代典籍中可见一斑。即以《诗经》为例，在今存著述中引用不下数十处，如引“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求贤令》）等等，又引述《论语》、《尚书》、《易》、《礼》、《春秋》亦复不少。此外又引述《楚辞》如“舍骐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敕王必领长史令》）等。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十分突出，史载他“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贞、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张华《博物志》）。毫无疑问，曹操是当时各路军阀和实力人物中文化水平最高者之一，如袁氏兄弟、孙氏父子、吕布、公孙瓒、刘备等，皆非其匹；他著述极丰，足以名家，文化上的优势，也是他陵轹群雄、鞭挞宇内的重要凭恃。

曹操重视文学事业，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首先表现于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上。汉末文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散处各地，是曹操将他们陆续吸纳罗致到自己幕中，徐干、阮瑀、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玚、王粲等无不是在曹操本人的感召或延揽下，先后来到邺城，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分子，即如曹植所说：“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此是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根本贡献。曹操平日军国事繁，不可能参与很多文学活动，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核心无疑是曹丕、曹植兄弟，但是曹操是他们事实上的领袖，此点不容置疑，王粲在诗中称曹操为“贤主人”（《公宴诗》），道出了绝大部分建安文士与曹操关系的实质。其次，作为“主人”的曹操，鼓励文士们在为曹氏效力的同时努力从事写作。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的激赏，“数加厚赐”（《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因于马上草具，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同前），亦受到表彰。第三，他自己“登高必赋”，“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兴之所至，也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形成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影响很大，起了推动风气的作用。如建安十七年邺城铜雀台新成，曹操率众登临，亲作《登台赋》，并命诸子同作。类似事件当日恐不少。于是形成文士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的局面。完全可以说，没有曹操就不会有邺下文人集团，就不会有建安文学的繁荣。

曹操对文学问题也有他自己的见解。因文献散佚太甚，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难称系统，然自今存若干片断资料看，其见解亦颇具特色，且有一定深度，足堪重视：

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

——《文心雕龙·章句》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

——《文心雕龙·章表》

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文心雕龙·诏策》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文心雕龙·章句》

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文心雕龙·事类》

可知曹操曾经论文、论诗、论赋，他也是一位文论者，所论问题虽多技术性的，仍可看出其基本态度是要求“指事而语”，反对“浮华”、“肤浅”，反对“无益文义”。他还批评那种“专拾掇”前人文句语辞以为点缀的文风。曹操的此种文学观念，是同他作为负有重大实际责任的政治家身份直接相关的，在他看来，文学与政治当然不可分割，而政治是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工作，所以文学也必须是务实的，尚朴的，一切“浮华”、“靡丽”，都在应予摈斥之列。反对浮华的思想贯穿于曹操毕生，《度关山》一诗是正面表述其社会理想主张的，诗中说道：“……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宣扬上古淳朴俭约民风，批判奢侈习俗，推重墨家精神，态度鲜明。他在用人方面一向重真才而轻虚名，“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论吏士行能令》）。他在克服河北不久，针对冀州风俗，接连下了《整齐风俗令》、《禁复仇厚葬令》等，严厉扫除浮华浇薄风习。他杀孔融，原因固然很复杂，而所用口实则是“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宣示孔融罪状令》）。仍然是浮华乱俗。他逐祢衡，杀杨修，也都有此种因素在内。他禁止厚葬，还实行在自己身上，临终遗令薄葬，“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题识送终衣奁》）。他本人及家眷生活朴素，甚得时誉，曹植妻崔氏衣绣，被他得知，竟下令赐死。就是在继承人选择问题上，他的最终取舍也未始不是考虑了丕、植兄弟在这方面的各自表现。这是我们理解曹操文学思想的基点。

曹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注“梁三十卷，录一卷”。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魏武帝集新撰》十卷。此是别集，外尚有《魏武帝兵书》十三卷，《魏主奏事》十卷，《魏武帝太公阴谋解》三卷，《孙子略解》三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魏武四时食制》等。曹操别集，《旧唐书》、《新唐书》、《通志》皆著录三十卷。原本已亡，今存明代张溥所辑《魏武帝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又近代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内亦有辑本《魏武帝集》四卷。严可均辑其文入《全三国文》卷一至三，逯钦立辑其诗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一。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曹操集》，此本以丁福保辑本为底本，稍加整理补充，并增入《孙子注》。曹操作品的注释本，有黄节《魏武帝诗注》，安徽亳县译注组《曹操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