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国后期文学发展概况

三国后期文学，指曹植卒后至司马炎代魏称帝（233—265）之间三十余年文学。其间年号以正始最长，且正始末发生了高平陵事变，是为司马氏篡政之始，以故文学史上常以“正始文学”代指本期文学，犹以“建安文学”代指三国前期文学。曹植卒后，建安文士凋落几尽，新一代文士崭露头角，重新构筑曹魏后期文坛。后期文学与前期文学相比，呈不同面貌。首先规模略小。后期虽然也存在士人群体，主要有被称为“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的两批人物，但远不及建安文士的“盖将百计”之数。正始名士包括傅嘏、荀粲、裴徽、何晏、夏侯玄、王弼、锺会等，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山涛、王戎、阮咸等。不过“名士”不等于文士，其中真正可算文学之士的也就是何晏、阮籍、嵇康等数人，其馀主要是思想家、学者；有些连学者都不是，如山涛、王戎、阮咸等。总观此时期，优秀文学家不多，唯嵇康、阮籍二人而已，其次为应璩、刘劭、何晏、向秀、刘伶等。此情形与前期大相径庭。究其因，主要是此时期玄学勃兴，作为新兴学术，吸引诸多士人注意，人们专注于幽思玄想，校练名理，诗赋文章之事，遂相形见绌。

其次在文学精神上，三国后期与前期亦有明显不同。建安前期，文学在战乱时代产生，文士以忧国忧民心情关注时事，针砭社会，由此涌现一批“诗史”式作品；建安后期，文士追求功名，热情高涨，文章写作被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予以重视。即使到了黄初、太和年代，曹植身受迫害，发出大量忧生之嗟，其诗赋文章中仍念念不忘时政，要求“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建安文学的主流，显然是积极用世的文学，是重人事的文学，是修齐治平的文学。三国后期则异于是，玄学的兴起改变了士人的生活态度及文化观念。玄学的基干是老、庄思想，老、庄对世俗社会生活的疏离，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的蔑弃，影响了一部分士人的人生态度，他们服膺“以无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强调自然之旨，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甚至“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所谓“以无为本”，所谓“自然”，都是与儒家重人事、重政教相反的精神。在玄学精神影响下，魏末直到两晋的社会风尚都为之大变，此从《晋书·裴传》的记载中可知其大要：

（裴）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大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

这里指出三点：思想文化上“不尊儒术”，政治伦理上“不遵礼法”，士子作风上“不以物务自婴”，总之是“风教陵迟”。这使士子精神面貌大异于建安。出于儒家传统的那种忧国忧民精神，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民本思想，乃至对社会事务的执着热情，都有所减弱；士流所被，唯尚“放荡”、“浮虚”。这种风气，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只能起疏远作用。在魏晋玄学家眼里，“文章”不可能是同“经国”、“不朽”有必然联系的“盛事”。不过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止于此。它蔑弃传统儒学所体现的面向社会的修齐治平精神，这是一方面；另一面，“不尊儒术”、“不遵礼法”，也不可否认具有冲破传统思想道德禁锢，瓦解“独尊儒术”僵化文化格局的作用。在那种僵化环境中，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性举措，往往被视为异端而受排斥、压制。因此，玄学的出现，不应认为是纯粹的消极文化现象，它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发展了一种精致的思辨方式。应当看到，玄学的出现，是在传统儒求文化体系内兴起的一次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是对汉代“独尊儒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反摆。一般来说，魏晋玄学并不根本上否定君权（除个别持“无君论”者如阮籍、鲍敬言等外），王弼还论证过“以君御民”的合理性。儒术与玄学的扞格，主要在前者要将社会文化思想全部纳入“礼法”、“名教”的框架之内，代表了文化统一的取向；后者则要挣脱“礼法”、“名教”的约束，代表了文化分立的倾向。儒术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实施权力统制，体现文化对政治的臣服；魏晋玄学则超越“名教”，否定“礼法”，体现文化对政治权力的抗拒和疏离。

三国后期的玄学大家，首推王弼、何晏。他们提出“圣人体无”、“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强调“无”和“自然”的本体性质，以“名教”为派生物，代表了魏晋玄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阶段。他们理论的实质是抬高玄学的地位，使之驾乎儒学之上。王、何只是玄学的理论家，并非玄学实践者；他们在处世态度上并未表现出很强的“体无”或“自然”色彩，倒是另一位玄学家夏侯玄更有玄风。在文学创作方面，王、何也少有玄学印记。例如今存何晏的《景福殿赋》，难以看出其中的玄学成分。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嵇康，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又说“礼岂为我设耶！”（阮籍）根本上否定儒术，比王、何更进一步，代表了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嵇、阮等人在行为上也放浪形骸，步趋老庄，身体力行玄学理想。他们在政治上对司马氏集团取不合作态度，自有一些具体的缘由，但道家传统对世俗政治的鄙薄态度，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此点，一般论者认识不足。在玄学与文学的关系方面，阮、嵇比王、何重要得多，他们是融玄学于文学的能手，运用诗、赋、文等诸种文体，弘扬老庄，敷述玄理，同时对代表政权主流的“礼法之士”展开猛烈攻击，揭露其丑恶心理，谴斥其虚伪表现，显示了强大的批判力量。这种批判性，在阮籍作品中表现最为尖锐激烈，其名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等，对“缙绅好事之徒”、“礼法君子”的伪善面目，作了严厉抨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思想倾向略同，只是态度稍为平缓。在诗歌方面，阮籍《咏怀诗》中也有部分作品，矛头指向礼法君子，如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第六十首（“儒者通六艺”）等；嵇康《赠秀才入军》末章（“流俗难悟”）也相类。正是这种批判性，给三国后期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这方面看，三国后期文学，也呈现出衰世文学的特征。

玄学对文学的另一方面影响，表现在文风诗风上。在文的方面，此时作者们通过“校练名理”，熟习了对玄学理论的诠解和阐释，通晓了抽象理念的思考和论辩，他们竞相撰写玄学论文，表述自己的玄学见解，因此思辨风气大盛。就论说文体而言，魏晋作者的水平明显度越前修，这与当时思辨风气的发达直接有关。从阮籍、嵇康所作长篇论文看，其析理之精细，论证之严密，皆显功力；而文章本身之结构布局，尤见匠心。在诗的方面，作者们明显表现了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诗歌风致的追求。这种风格追求，当然是同玄学精神相表里的，是与玄理相配合的诗风。它的形成，亦可理解为玄学诗人们景仰追慕老庄文风的结果，因为《老子》、《庄子》的文风就大体上属于清虚旷远一类。此种诗风，与三国前期诗歌“真、高、刚、直”指向，无疑有很大距离；这距离实质上即是玄学与儒学距离在文学上的反映。这种诗风，其实际效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开拓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形成一种与传统的求实、求真诗风不同的诗风。清虚旷远诗风，此前还不曾在文学史上出现过，因此这是三国后期诗人，尤其是阮籍、嵇康二人之创造性功绩。请举数例以明：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

——阮籍《咏怀诗》之四十七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同上之五十八）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俯仰慷慨，优游容与。

——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之一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同上之十四）

诸篇皆有明确诗旨，既有现实生活感受，更含理想生命意识，而无不着意悠远，境界高旷。“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写出何等人生高致！此种诗风，无疑渗透了玄学情趣，“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已经道出玄机。它在玄学背景下得以产生，亦可谓玄学对文学的一项贡献。清虚高远诗风，后世续有发展，尤其在东晋玄言诗发展到极致，成为一极重要的风格类型，唐代司空图《诗品》所述“冲淡”、“自然”、“飘逸”、“旷达”诸品，皆与此种诗风有关，甚至可以说由此演化而出。

另一种效应是，由于玄学对文学的过度浸润，或者一些作者出于本身兴趣所钟，以诗歌为敷述玄学理趣工具，无视诗歌固有文学特征，使诗歌迷失本性，而向玄学论文靠拢，“玄言诗”遂得以产生。玄言诗的得失功过，前人早有评骘，如锺嵘说两晋时诗：

……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诗品·总论》

所下评语，贬义甚明。“理过其辞”，“平典似《道德论》”，为其实质；“淡乎寡味”，为其表现；“建安风力尽矣”，则是从诗歌流变史角度所作总结。然而此种“理过其辞”倾向，滥觞于三国后期，嵇、阮已肇其端，二人个别篇章，实已充溢玄理，旨多虚胜。如：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惶惶非我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阮籍《咏怀诗》之七十四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遇过而悔，当不自得。垂钓一壑，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气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

——嵇康《代秋胡歌诗》之五

篇中亦有对于世事批判，然主在揭橥庄老玄理，“去来味道真”、“游心于玄默”，此其旨归也。玄言诗当溯源自此。

影响三国后期文学风貌者，除玄学思潮外，尚有另一要因，此为政治环境。魏明帝曹睿临终，使八岁孩童继位，是为少帝曹芳；又命曹爽、司马懿夹辅左右。至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羽，是为“高平陵之变”。自此开始司马氏专权时期，在十六年间，司马氏父子先后废弑三名少帝，又杀戮大批异己，一时血雨腥风，气氛惨酷。罹祸者不唯曹氏宗室及帝党，亦殃及不少名士。何晏、夏侯玄、桓范、李丰等皆一时俊彦，悉被杀害。“魏晋名士，少有全者”，此是实情。于此残酷政治环境中惨遭杀害者，尚有杰出文学家嵇康，此是司马氏集团对文学事业的直接摧残，罪恶昭彰，令人切齿。在此环境下，文士心灵受到极大压力，言行受到严重束缚，文学写作自不免有所顾忌。以故当时诗文，极少写及时政，与建安文学形成极大反差。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在当时诗文中竟毫无反映，此非文士闭目塞听或麻木不仁，而是确有难言之隐。即有言之，亦必闪烁其辞，以免得咎。以嵇康、阮籍二人而论，他们内心对司马氏都存不满，而平时言行，颇为谨慎。史载“（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本传）。嵇康的表现则是：“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此皆全生远害手段甚明。与此相应的是，在其诗文中，激烈尖锐的批判仅限于对儒术、名教、礼法及礼法之士，而不涉具体政事、人物。阮籍《咏怀诗》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颜延年等曰：“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

三国后期诗歌风格与前期亦有内在贯通之处，此以“尚气”之点最为明显。刘勰曾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师心”即纵心，与“使气”对举为文，义近。此已指明嵇阮诗文尚气特点。阮籍《咏怀诗》虽“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锺嵘《诗品》卷上），但其慷慨尚气特点亦颇显著。锺嵘即谓其“颇多感慨之词”（同上），所谓“感慨”，即刘勰所说“梗概而多气”义。在《咏怀诗》中，诗人或“慷慨叹咨嗟”（之七十八），“慷慨将焉知”（之八十），“慷慨各努力”（之七十一）；或“烈烈有哀情”（之六十一），“惆怅念所思”（之四十九），“怆恨使心伤”（之七十九）；或“愤懑从此舒”（之五十九），“夸谈快愤懑”（之五十四），“日久难咨嗟”（之八十二），“忧戚涕沾襟”（之四十七）等等，诗人自述“有悲则有情”（之七十），“人情有感慨”（三十七），其情绪之强烈，诚为“使气以命诗”。正是在尚气之点上，嵇阮作品继承着建安文学“风骨”，而与后世玄言诗之间存在着不同。这是作者性格气质之差异，也是时代风气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