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宋风何以成韵

“恭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这是南宋人史尧弼在自拟的科举考题中，对宋代文化欣欣向荣所下的断语。在他看来，“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此中所谓文章，不独诗文而已，而是和他所说的“文物”一样，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盛衰特征的那些文化成就。而宋人对自己的文化成就自视甚高，以两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文物之盛”，足以超越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史尧弼生活的南宋前期，国运不振，国势日衰，早已偏安江南多年。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了中原河山的宋人，在本朝文化的自信上，却有着天命在我的气势。当年孔子在被匡人围攻，情况凶险万分之际，曾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感叹。夫子以斯文自许，在生死之间，不惧生死，坚信自己身负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不过，细想一下，夫子此时说出这样的话，恐怕更多的是对时局败坏到已无可奈何的激愤之词。

“文之用否，其大矣哉！”——史尧弼这时的慨叹却是真诚的，尽管南宋立国之际，被金人按在地上摩擦多年，之后又以屈膝投降换来二十多年苟安的和平，但他却坚信，宋代的文化，有足以与汉、唐比肩的盛世之风——“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在今人看来，我“弱宋”也敢去碰瓷汉、唐，简直是丧心病狂！

可宋代的文人就是有着如此疯狂的斯文自觉，这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大时代。北宋文学家尹洙曾夸下海口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对汉唐故土的统一，北宋自开国起就心心念念了一百多年，甚至北宋亡国，也是徽宗君臣那不切实际又爱慕虚荣的幽云心结造成的恶果。尹洙生活的北宋中期，开疆拓土的功勋，竟已不及文字游戏的荣耀。

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书生们又有着如此这般的迷之自信。尹洙的这段独白，大概是在后世最给宋朝“招黑”的段子之一吧。可反讽的是，尹洙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他的状元梦其实只是他的少年梦。成年之后的尹洙，最大的梦想却是为大宋王朝驰骋疆场，当然是以书生的方式。

欧阳修在尹洙死后，给他写的墓志铭里说，仁宗前期，大家都沉浸在天下太平的喜悦中，只有尹洙，“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创作了《叙燕》《息戍》两篇雄文，“行于世”。不久之后，元昊称帝，西夏事起，尹洙投身陕西前线，先后任陕西经略判官、秦州通判、泾州知州，协助宋军前方统帅夏竦、韩琦等对夏作战。欧阳修说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

尹洙在宋夏战争的第一线奋战了五六年。身临北宋中期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战场，当年大言“凯歌劳还，献捷太庙”不如状元及第的尹洙，此时却成为最喜欢谈兵论兵的人。《宋史》本传评价说，他深得兵制利害，“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南宋学者叶适则说他论兵皆有助于实用，非为空言高论，“尹洙早悟先识，言必中虑，同时莫能及。《叙燕》《息戍》《兵制》与贾谊相上下。适会其时，故但为救败之策尔。洙亦善论事，非所擅长于空文者也”。

其实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对于军事问题兴趣不大。仁宗前期，刚刚考中进士，还只是一名地方小官的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大夫耻言兵事。”可没过几年，宋夏战争爆发，文人士大夫就开始纷纷谈论起兵事来了。后来的大学者张载，当时还是十八岁的热血青年，也“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正在陕西主持战事的范仲淹论战守之策。事实上，宋夏战争的前线统帅，夏竦、韩琦、范仲淹，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

张载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自任自重”的气魄，实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最鲜明的印记。正是在这个时候，文人论兵的风气兴起。除尹洙、张载以外，张方平著《平戎十策》，丁度上《备边要览》，欧阳修、宋庠、宋祁、富弼、文彦博、苏颂等一大批文臣都纷纷在军事问题上各陈己见。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北宋中期的文臣、大书法家蔡襄发现一个不妙的现象，整个朝廷都是依靠文士在运转。他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文士在宋代，无所不在，似乎也无所不能。

古人讲察势观风，蔡襄观察到的，就是宋代最真实的风向。事实上，在宋代，连皇帝的喜好，都是被士人所左右的。宋哲宗年幼登基，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给皇帝讲课，都是不假辞色，一次讲到《尚书》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再诵”，并大言敲打哲宗，“愿陛下留听”。直到哲宗“首肯再三”，范祖禹才肯罢休。哲宗在休闲之时，喜欢写字练字，有一次哲宗把所写的书法赏赐给范祖禹。皇帝的书法在宋代被称为“御书”，一般人都以拥有御书为荣。

本来哲宗此举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老师范祖禹的眷顾之意的，可范祖禹拿到哲宗的御书后，却板起脸教训起皇帝来，他说“忽颁宸翰，获睹飞毫，乃知陛下闲燕之中，留神笔画，研精储思，欲臻其妙”，意思是说，要不是陛下赏赐我你的大作，我还不知道你平时有空的时候喜欢写字呢！有没有一种发朋友圈晒照然后被老师“抓包”的感觉啊！接下来他就教育皇帝说：“臣愿陛下笃志学问，亦如好书，益进道德，皆若游艺。则圣神可至，事业可成。”意思是，早知道你这么有空，应该多让你上点课，多学点东西的！

哲宗的另外一位老师吕公著发现皇帝喜欢摘抄唐人诗句，还喜欢亲笔书写唐诗赏赐给近臣后，对此也颇有微词。当时的近臣多以得御书之赐为荣，而吕公著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皇帝沉迷于唐诗不是好事，建议哲宗就算要练字，也最好是抄录一些有益于圣学的内容，如《尚书》《论语》《孝经》之类儒家经典。为此他特地上奏皇帝说：“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身为皇帝，不是以声色犬马为休闲娱乐之事，而是一心练字，亲近翰墨，哲宗的爱好比起汉唐的帝王，其实已经相当文艺了。可在北宋后期的文臣们看来，练字而抄写唐诗，却多少有些格调不够的感觉。

有趣的是，北宋前期，士人们梦想的神仙中人，还是李白。宋太宗年间的大才子王禹偁因为读了《谪仙传》，以“未识谪仙之容，可太息矣”为憾，他更衣沐浴，收拾干净床榻，甚至特地和老婆分床睡了一个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独自一人，“拂榻而寐”，就是想“求吉梦而觇仙姿也”，可是坚持了一个月，还是美梦难成，始终没有梦见李白出现在他面前。

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赵公子那里发现了一幅李白的画像，才终于满足了他亲眼一见传说中的谪仙人之夙愿。他激动地说：“予乃弹冠拭目，拜而窥之，宿素志心，于是并遂。”看了画像之后，他被李白的神采风姿彻底征服，“观乎谪仙之形，态秀姿清，融融春露，晓濯金茎；谪仙之格，骨寒气直，泠泠碧江，下浸秋石。仙眸半瞑，醉魄初爽，海底骊龙，眠涛枕浪。仙袂狂亸，霓裳任斜，松巅皓鹤，宿月栖霞。龙竹自携，乌纱不整，异貌无匹，华姿若生”。

李白的身形气格，迥出凡人之上，这使他相信，李白的确是“真所谓神仙中人，风尘物外者也”。最后他不禁感叹，李白在盛唐的出现，犹如神仙来去，耸动天上人间，“仙之来兮峨眉扃，曳素衣兮游紫庭。仙之去兮骑长鲸，拂霞袖兮归沧溟”。李白以布衣入宫得唐玄宗亲自接见，力士脱靴，贵妃研墨，素衣游紫庭，视帝王将相、功名富贵如无物。世言李白以落水捉月而死，骑鲸入海逝，又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李白在人间走这一趟，真是不虚谪仙之名了。

好玩的是，几十年后，王禹偁自己也成了宋代士人的梦中人。苏轼曾经在苏州的虎丘寺见到王禹偁的画像，一向自视甚高的苏轼，竟然被他折服，苏轼说：“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苏轼引经据典地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一个国家的维系，靠的是君子，而王禹偁正是有宋的第一代君子，“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无独有偶的是，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也见到过王禹偁的画像，黄庭坚在画像赞中对王禹偁的学问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天锡王公，佐我太宗。学问文章，致于匪躬。”又说：“惟是文章，许以独步。”当然，黄庭坚也非常景仰王禹偁耿直敢言的德行，他在赞辞中感叹王禹偁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是朝廷群臣的中流砥柱——“太阿出柙，公挺其锋。龙怒鳞逆，在廷岌岌。万物并流，砥柱中立”。

王禹偁被他的后辈钦羡，固然是因为他的文采出众，但更重要的是其刚直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官场人生，不可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和黄庭坚都意识到了直道而行者的这种悲壮命运，苏轼看着王禹偁的画像哀叹他曾有“三黜穷山，之死靡憾”的觉悟，黄庭坚道出了王禹偁一生“白发还朝，泣思轩辕。鸡犬狧鼎，群飞上天”的悲怆遭遇。但苏、黄还是坚定地以王禹偁为榜样，并且坚信“一时之屈，万世之信。纷纷鄙夫，亦拜公像”，个人在官场上的得失，比起流芳千古的美名，这点挫折，可谓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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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士人群体都不乏对喜怒哀乐的表达，可宋代士人的喜怒哀乐，充满了一种力量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士大夫们都不会伤春悲秋地作小儿女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独范仲淹如此。初唐诗人刘希夷看着镜中的自己，哀叹的是白发已生、容颜不再，他在《览镜》诗里说：“青楼挂明镜，临照不胜悲。白发今如此，人生能几时？秋风下山路，明月上春期。叹息君恩尽，容颜不可思。”

白发焦虑几乎贯穿了唐代诗人的始终。中唐诗人权德舆看到镜中的自己忽生白发数根，有“秋来皎洁白须光，试脱朝簪学酒狂。一曲酣歌还自乐，儿孙嬉笑挽衣裳”的末路狂欢的苍凉，他以放浪形骸来反抗岁月的无情，以表面的欢歌笑语来掩饰对老之将至的恐惧。白居易从三十九岁首次发现自己早生白发，写下《新磨镜》，到年近六十岁时终于放下执念，坦然接受老死是人生之必然阶段。他的这首《对镜吟》，充满了对个体生命悲欢的觉悟：

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

二十年前一茎白，如今变作满头丝。

吟罢回头索杯酒，醉来屈指数亲知。

老于我者多穷贱，设使身存寒且饥。

少于我者半为土，墓树已抽三五枝。

我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

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

二十年前的一缕青丝，变成今天的满头白发，白居易也从中年大叔变成白头老翁。他庆幸自己比大多数人都过得要好，他在诗里感慨，认识的人里面，年纪比他大的，大多混得不如他，而他却无穷贱饥寒之忧。年纪比他小的，又活得没他久，大半已身死入土，连墓上的树枝都已枯木逢春了。世人不愿见白头，他却以无灾无难得到白头之年为幸。

事实上，仔细体会这首诗，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的白发焦虑并没有放下，他只是以自我调侃的方式苦中作乐罢了。

宋人面对白头，也常常苦叹光阴易逝，“拂拭菱花试一临，貌随年改叹光阴。朱颜惨淡尘埃满，白发萧疏瘴雾侵。自笑腐唇因苦学，谁知瘦骨为愁吟。平生履行无人识，嗟尔顽铜岂照心”，这是北宋后期诗人孔平仲所作《览镜》诗。他看到镜中的自己，朱颜不再，白发又生，不免哀叹光阴。可他对于个体生命行将终结的忧心其实并不深沉，在苦学与愁吟的生活中，他更担心的是平生道德文章无人识。

淳熙十一年（1184年），六十岁的陆游看着镜中的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吟诗一首：“局促人间百不如，每看清镜叹头颅。醉来风月心虽在，老去轩裳梦已无。棋劫正忙停晚饷，诗联未稳画寒炉。乘除尚喜身强健，六十登山不用扶。”陆游虽然感叹年华易逝，却积极乐观地投入平凡的生活之中，下棋下到饿了不肯按时吃饭，写诗写到冷了无暇生火。他庆幸，虽然升官发财的轩裳梦因为老去而无法再做，所幸身体强健，六十岁了还可登山不用人扶。陆游的老年生活，老而不衰，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感。

四年前，五十六岁之时，壮志未泯的陆游，一边感叹自己功名不成，“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但他却视功成名就为探囊取物，深信自己有这样的实力，坚决不肯为了功名利禄而与俗流同污，“剑外江南，飘然幅巾。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

陆游的功名，不是求富贵之阶梯，而是成就国家民族事业的斗志和雄心。七十岁时，他又照了一次镜子，写下两首绝句，“凋尽朱颜白尽头，神仙富贵两悠悠。胡尘遮断阳关路，空听琵琶奏石州。”容颜衰老，白发满头，个人的得失，他全不在乎，唯一关心的是胡骑踏出的尘土，边关来报的风烟。“七十衰翁卧故山，镜中无复旧朱颜。一联轻甲流尘积，不为君王戍玉关。”七旬老翁带着衰病之躯，心中所想还是立功疆场，为国戍边。

常言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宋人哪怕是穷困之时，胸中也一样装着天下之事，陆游并不是个例。

南宋初年，四十二岁的郑刚中发现自己长了白发，人到中年，科举屡试不第，年将半百，还一事无成，“短发不盈梳，年来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满百”，不但实现不了人生的抱负，甚至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负郭苦无田，安居未成宅”。可他还在为国家危亡忧心，并且从个人的遭遇，想到国家的际遇，再想到天地的境况，“况复世路艰，国步日侵迫。未必松楸旁，常得看书册。区区抱短见，贫贱中外隔。寄此乡国间，踪迹亦如客。览镜酒杯空，浩歌天地窄”。

宋代士大夫从小所受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豪迈，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自重。

庆元六年（1200年）二月八日，暮年的朱熹登上建昌军南城县的吴氏社仓书楼，看到了吴氏兄弟请人为自己所画的写真像。他目睹自己的“苍颜”，想到时日无多，虽然有些怅然，但没有为个体生命的即将终结而悲伤。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的满腹经纶还没有全部写下来留给世人，“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两个月后的三月九日，七十一岁的朱熹与世长辞。

朱熹晚年，经常看着自己的画像陷入沉思。他在自己的画像上题写了如下的句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暗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与唐代的那些对镜看白发，悲叹个人生命的短暂不同，朱熹在面对人生苦短的这一千古困境时，已不再忧心个体生命的长短，而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奋力追求自我道德修养上的完善，礼法与仁义的弘扬，才是他日夜忧思的关键。

无论是看镜自省，还是临像自赞，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都对自身的形象有着强烈的关注。朱熹与画家郭拱辰交好，朱熹和他的朋友都找郭拱辰画过不少像。似与今人喜欢拍照一样，宋人也喜欢留下自己的形象，供自己和朋友观看，文人士大夫可以说尤其乐此不疲。

不过，与今天相机必有滤镜不同，宋人不在乎外在形貌的美丑，而是在乎画家能否显现出人物的“风神气韵”。

朱熹喜欢郭拱辰的人像画，因为他不只是画得与真人相像，而且可以把一个人的“精神意趣而尽得之”“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但郭拱辰的本事却不是一般以技法见长的画匠所能匹敌的。虽然在画得像这方面，郭拱辰的技法也极受时人的追捧，他所到之处，“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卒无不似”，但更绝的是，他能用笔墨在纸上把一个人的“风神气韵，妙得其天”的特质呈现出来。

朱熹说，郭拱辰给自己画过两幅画像，一大一小，见过画像的人，无论认不认识我，都能一眼从画中人的气质中猜到是我，“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麋鹿姿与林野性，表现了画中人物不热衷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态，靠着准确把握这一风神气韵，画中人是谁，一目了然。

画像在宋代还发挥着远程社交的功能，陈亮与朱熹书信交往多年，双方因为主张不同，时有争论。有一次他见到朱熹的画像，就从画像中看到朱熹的刚健浩然之气，佩服不已。他说朱熹：“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

陈亮被画中人身上的“纯正”之气折服，世人都认为，朱熹为人刚健不屈，胸有浩然正气。不过风韵这种东西，其实最难捉摸，不知道画家是如何体现这种感觉的。事实上，陈亮自己也有着极强的阳刚之性，只是与朱熹又大不相同。他请人给自己画过像，在为自己的画像题写的赞辞中，他是这么打趣自己的：“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陈亮一生命途坎坷，倡导事功之学，却久困科场，报国无门，功业难就。虽然才华名闻天下，却直到五十多岁才状元及第。好不容易科举成功，也得到皇帝的重视了，刚进入官场，却在中状元后一年就死了，终其一生，可谓壮志未酬。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有龙虎之姿，真是一派宗师气象。

宋人相信，可以从相貌中看出一个人的秉性，而且也极力追求把自己的精神特质展现到脸上。南宋理学家陈淳连做梦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长相，他希望可以通过学识的积累，道德的修养，改善自己的形貌，最终展现出圣贤气象该有的样子。他说：“天赋尔貌，幽乎其闲。地育尔形，颀乎其宽。视诸孟子之睟面盎背，孔子之温厉恭安，须力学以充之，而无愧乎圣贤之容颜。”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着无愧圣贤容颜的气度，反之，他们把“面目可憎”视为个人修为上最不可饶恕的罪过。黄庭坚的书法名迹《小子相帖》上题有一段文字，上言：“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因此，士人们不肯从俗，不愿让世人看到自己一副俗人的模样。

要想不俗，则需与众不同。理学家张九成给自己的自画像题写赞辞时说，他本人看上去就是一副“不务寻常，惟行怪异”的样子，在学问、文章、诗词、书法、参禅、为政等各个方面，与世俗流行的风尚格格不入，“经术不师毛、郑、孔、王，文章不法韩、柳、班、扬。论诗不识江西句法，作字不袭二王所长。参禅则不记公案，为政又不学龚黄”。如此特立独行，在官场上必然要备受打击，他说自己“贬在大庾岭下十有四年”，受尽折磨，但他的意志从未消沉，“归来虽白发满面，而意气尚是飘扬”。

宋人对于一个人风韵神采的把握，有时可以仅凭“颜值”就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情和神采。南宋末年的教育家、巽斋先生欧阳守道曾见到某个名号“理堂”的人的一幅画像，他“未见其人，见其写真”，可仅仅是看了他的写真像，欧阳守道就能从“纸上之颜面，寻笔外之精神”，脑补出理堂其人有“今古填胸而渔樵争席，藜藿在釜而堂室生春”的神采风韵。

宋人的风韵又是多样的，同一副面孔，也可以有不同的神韵，宋代的很多文人士大夫，就是分身有术的角色扮演大师。大诗人杨万里看到张镃的画像，觉得他一会儿是僧人，一会儿又像书生，一会儿又是佳公子，一会儿又是穷诗客，方外方内，风流穷愁，不知哪个是真面目，哪个是伪装相。其辞曰：“香火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带诗书，步武琼琚，又何儒也！门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约斋子方内欤？方外欤？风流欤？穷愁欤？老夫不知，君其问诸白鸥？”

宋风的神韵就隐藏在宋人的形貌之中，所以当神形俱衰之时，也就是大宋风韵凋零之秋。文天祥在南宋亡国之后，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憔悴不堪的形骸时，发出了“今日形骸迟一死，向来事业竟徒劳”的悲鸣。这一天，他看到镜中的自己，“须髯消落，为之流涕”，写下了绝命诗以明志——“万里飘零等一毫，满前风景恨滔滔。泪如杜宇喉中血，须似苏郎节上旄。”亡国泣血的杜宇是他的结局，持节不屈的苏武是他的底线。可就算到了穷途末路，文天祥仍然有“青山是我安魂处，清梦时时赋大刀”的豪气干云。

“门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终日面崔嵬。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终将落幕，宋风远去，宋韵何在？想望千年之前的那个繁华与离乱并存的岁月，对文艺青年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