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辟入仕与第二次入京任尚书郎考

《晋书》本传云：“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索靖应辟入仕的时间虽然难以详考，但可以以他与傅玄、张华的交往以及举贤良方正为线索略加推测。傅玄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七月受封鹑觚男，返回京城洛阳，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六月病逝（《晋书·傅玄传》）。15又据《晋书·卫瓘传》，咸宁初年，索靖已被擢任尚书郎。据此推断，索靖与傅玄、张华见面的时间，应在咸熙、泰始年间（264—274）。由于《敦煌名族志》残卷有索靖“不应辟召，乡人号曰腐儒”的记载，所以索靖应辟入仕的确切时间，应该在魏晋易代彻底完成且政局已趋平稳的泰始四年（268）以后。据《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六月，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16考诸《晋书》，挚虞、郤诜、夏侯湛等人都是泰始年间所举贤良方正之士，且据《晋书·挚虞传》，此次举荐人数众多，仅策为下第者就有十七人，而如此大规模的举荐完全是泰始四年十一月举贤诏的必然结果。由此推断，索靖被举贤良方正当与挚虞等人同时，具体时间应在泰始四年年底或泰始五年（269）。傅玄、张华与索靖见面并厚交，也应就在此时。17

史载索靖对策高第，西晋王朝“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但因其同郡人张勃的举荐，擢任尚书郎。于是与卫瓘、罗尚、潘岳、顾荣等名士同台共事，留下“一台二妙”等佳话。索靖任尚书郎的具体时间，可以依据一些史料详加稽考。据《晋书·卫瓘传》，卫瓘“咸宁初，征拜尚书令，加侍中。……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18。《法书要录》卷八引《书断》亦云：“瓘弱冠仕魏为尚书郎，入晋为尚书令，善诸书，引索靖为尚书郎，号‘一台二妙’。”19卫瓘任尚书令的时间，《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有明确记载：咸宁四年（278）九月辛巳，“以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冬十月，征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20。据上述记载，索靖至迟于咸宁四年十月或稍后已任尚书郎。又据《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王隐《晋书》：“太康六年，荆州送两足虎，时尚书郎索靖议称‘半虎’。”21这一记载与《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二十八《五行志中》所载太康六年荆州南阳获两足兽之事互相印证，说明索靖于太康六年（285）仍为尚书郎。由此可以推断，从晋武帝咸宁四年到太康六年，索靖一直任尚书郎。

索靖初任尚书郎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咸宁四年。因为从泰始四年（268）十一月诏举贤良到咸宁四年，其间历时约十年之久，又据《晋书》本传，太子仆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说明索靖实际并未出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之职（即使出任，时间也不会太长）。依此推断，索靖可能于对策高第后拜驸马都尉，不久即任尚书郎，时间在泰始五年或稍后。《书断》所谓卫瓘援引索靖为尚书郎之事不一定属实。

从史籍记载不难看出，索靖之所以能够任职尚书台，主要由于“才艺绝人”，故而张勃举荐，卫瓘称引。唐李嗣真《后书品》所谓“无愧珪璋特达”（《法书要录》卷三引），正是此意。明刻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引挚虞《决疑要注》说：“尚书台召人用虎爪书，告下用偃波书，皆不可卒学，以防矫诈。”22说明作为朝廷重要的行政官署，尚书台对官吏的书法比较看重，而且垄断了“虎爪书”、“偃波书”一类的书体，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工作环境中，才有“一台二妙”的雅号产生并广为流传。

《晋书》本传又云，索靖任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索靖与罗尚诸人同任尚书郎的时间，史籍没有确切记载，稽考史料，可能在太康四年（283）至六年。理由如下：

其一，罗尚任尚书郎之事，《晋书》本传失载。《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云：“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临州（此谓益州刺史）。”23据此，则罗尚确实曾任尚书丞、尚书郎。据《晋书·罗尚传》、《华阳国志》卷八等记载，永康元年（300），赵廞反于蜀，乃拜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出任梁州刺史的时间，《晋书》本传系于太康末年，但万斯同、吴廷燮等编《晋方镇年表》俱不信从。吴廷燮据《华阳国志·后贤志》、《大同志》等记载，确定太康十年（289）至元康七年（297）的梁州刺史依次为寿良、杨欣、粟凯，元康八年（298）始为罗尚。24就前引《华阳国志》所述罗尚仕历分析，吴廷燮的系年比较可信，罗尚很可能于太康末年出任武陵太守，此后又转任汝南太守，元康末年迁为梁州刺史。据此推断，罗尚于太康年间任尚书丞、尚书郎合情合理，也恰好与索靖同台共事。

其二，据《晋书·潘岳传》，潘岳在出任河阳令、怀令后，因勤于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但并未记载职位徙转时间。由于多数学者认为《怀旧赋》是潘岳离开怀县回洛阳任尚书度支郎时所作，今人王晓东根据《怀旧赋序》提供的历史信息，推断《怀旧赋》作于太康四年（283），最迟也不会晚于太康五年（284），所以潘岳大约在太康四年任尚书郎。又据《晋书·挚虞传》，潘岳任尚书郎期间，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潘岳与挚虞曾就古今尺长短问题有过辩难。王晓东依据《晋书·五行志上》的记载，推断陈勰掘地得古尺，当在晋武帝太康八年（287）年初改修太庙“筑基及泉”之时。25其说有据，可以信从。如此，则潘岳自太康四年至八年一直任尚书郎，索靖的确有过与潘岳同官的经历。

其三，据《晋书·顾荣传》，顾荣为江南望士，“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26。说明顾荣在入洛的早期曾任尚书郎。又据《晋书·陆机传》，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张华素重其名，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27已知吴亡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所以二陆入洛可以确定在太康十年（289）。如果顾荣与二陆同时入洛，索靖此时可能已经出任雁门太守，不可能与顾荣同台共事。综合考察相关记载，顾荣入洛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太康十年。首先，如果顾荣与二陆同时入洛，张华所谓“利获二俊”之说明显忽视了顾荣，不符合张华广交名士的一贯作风。其次，稽诸史籍，晋武帝太康年间吴人入洛，规模较大者计有三次：太康元年五月，封孙皓为归命侯，“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晋书》卷三《武帝纪》），薛莹至洛阳，“特先见叙，为散骑常侍”（《三国志》卷五十三《薛莹传》），葛悌“以故官赴，除郎中”（《抱朴子外篇·自叙》）；太康四年，诏征南士陆喜等十五人，随才授用（《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附《陆喜传》）28；太康九年（288），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晋书》卷三《武帝纪》），陆机、陆云等于次年北上洛阳。如果顾荣确实曾与索靖同台共事，其入洛的时间应该在太康四年，此时索靖正任尚书郎。

总之，如果《晋书》本传记载属实，索靖与罗尚、潘岳、顾荣等人同官共事的时间，应在太康四年（283）至六年（28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