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問題之内容及資料
政治思想之内容，從所表現的對象觀察，可分爲二類：一曰純理，二曰應用。純理者，從理論上懸一至善之鵠，研究國家當用何種組織，施政當採何種方針……等等。應用者，從實際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種組織某種方針……等等如何始能實現。此兩者雖有區别，然常爲連鎖的關係：純理必藉應用而始圓滿，應用必以純理爲其基據。
從能表現之主格觀察，亦可分爲二類：一曰箇人的思想，二曰時代的思想。箇人的思想，爲大學者或大政治家腦力所産物，其性質爲有意識的創造。時代的思想，由遺傳共業及社會現行習俗制度混織而成，其性質爲無意識的演進。兩者亦常有交光的關係：箇人能開拓時代，時代亦孕育箇人。
吾儕欲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其資料當求諸何處耶？以吾所見，區爲四類：
第一類，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此爲箇人創造力之完全表現，例如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尹文、孟子、荀卿、韓非、賈誼、董仲舒、仲長統、桓寬、司馬遷[1]、杜佑、司馬光、鄭樵、王夫之、顧炎武、黄宗羲、戴震、譚嗣同等，皆有著述傳後。吾儕將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脈絡焉。此外或無著述，或雖有而已佚者，則從别人所徵引彼之言論以窺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時代爲較多，例如鄧析思想，見於吕氏春秋；許行思想，見於孟子；惠施思想，見於莊子；宋鈃思想，見於孟子、荀子之類是也。
第二類，政治家活動之遺蹟。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不同。哲學思想爲學者所獨有，其發表之形式專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與實際問題相接觸，一有機會，則不惟坐而言，直將起而行。故凡屬有主張有設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産、孔子、商鞅、李斯、漢高祖、漢武帝、王莽、諸葛亮、崔浩、蘇綽、唐太宗、劉晏、陸贄、王安石、明太祖、張居正、清聖祖、曾國藩之流[2]，無論其人爲賢爲不肖，其事業爲成爲敗，要之其關於政治上之設施，皆其思想之現於實者也。故此等人之傳記，實斯學主要資料之一種。
第三類，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實現，恒結晶以變爲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單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經、漢律、漢官、唐律、唐開元禮、元典章、明會典、清律例、清會典，乃至如通典、文獻通考等類之政書，與夫歷代詔令奏議。凡此類法制之書，雖大半遞相沿襲，而其間有所損益，恒必與其時代之要求相應，此即彼時代政治思想之表現也。至於立法時贊成、反對之意見表於言論者，尤足爲時代思想之徽幟，自無待言。
第四類，歷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凡思想皆應時代之要求而發生，不察其過去及當時之社會狀况，則無以見思想之來源。凡一思想之傳播，影響必及於社會，不察其後此之社會狀况，則無以定思想之評價。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須對於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風俗史等有相當之準備，然後其研究不至歧誤。又各時代中一般人（指學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論，往往有單辭片語，優足爲當時多數人意識之代表，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足以覘時代思想之全内容。此種資料，既無完善之成書可供採擇，則亦惟泛求諸群籍而已。
右四類，前二類爲研究箇人思想之資料，後二類爲研究時代思想之資料[3]。其實兩者有交光的關係既如前述，則此種界限，殊無取細分也。以吾所見，中國政治思想史現存之資料，可謂極豐富。獨惜散在群籍，非費極大之勞力，不能搜集完備；且非有鋭敏的觀察力，時復交臂失之。此則凡治國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問題爲然耳。
資料審擇，又爲治國故者一種困難之業。因古來僞書甚多，若不細加甄别，必至濫引而失真。例如以内經爲黄帝思想，以陰符爲太公思想，以周禮爲周公思想，以家語、孔叢子所記爲孔子思想，以列子、關尹子、鬼谷子等書各爲其本人思想，乃至以僞古文尚書爲三代時思想，雜讖緯諸書爲邃古時思想。如是必至時代背景與思想系統完全混亂，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僞書而已，即真書中所記古事古言，亦當分别觀之。蓋古代著述家，每將其理想託諸古人以自重。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堯舜，而趨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與辯儒、墨之誠乎？”此語最能道出先秦諸子託古之真相。孟子稱“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豈惟許行，實亦可謂有爲堯舜之言者孔丘、孟軻，有爲大禹之言者墨翟，有爲黄帝之言者莊周也。故雖以此等大哲之著書確實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蹟及言論，大半只能認爲著書者之思想，而不能盡認爲所指述之人之思想。
又不惟專家著述爲然，即諸經諸史中資料，亦當加審慎。孟子論治詩也，謂當“不以辭害意”；其論治書也，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蹟由後人追述，如水經沙濾，必變其質。重以文章家喜爲恢詭詄蕩之辭[4]，失真愈甚[5]。吾儕既不能吐棄此等書以孤求史蹟，而其所記載又玉石混淆。則惟有參徵他種資料，略規定各時代背景之標準，其不大繆於此標準者則信之而已。此則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書所能臚述也。
辨别僞書，凡以求時代之正確而已，不能因其僞而逕行抛棄。例如謂管子爲管仲作，商君書爲商鞅作，則誠僞也；然當作戰國末法家言讀之，則爲絶好資料。謂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則誠僞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爲西周遺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現春秋、戰國乃至秦漢之交之時代背景，則固可寶也。又如内經決非黄帝時代書，自無待言；然其書實戰國末陰陽家言所薈萃，陰陽家如鄒衍之徒著述已佚，此書即其絶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禦寇作而爲晉人僞撰，亦略有定評；然晉人學説，傳今無幾，即以此書覘當時時代意識之一斑，計亦良得也。
尤有一類資料決當揀棄者：漢代策問郡國所貢士，已開奬借空言之漸；唐宋以還，斯風彌扇。如韓愈、杜牧及蘇洵、軾、轍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爲膚廓之政論，濫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談政本必“危微精一”，論政制必“封建井田”。塵土羹飯，屢嚼而穢不慚；優孟衣冠，久假而歸無日。凡兹讕言，概宜芟汰。要之學者之學説，當以有無創造力爲價值標準；政治家之績業，當以有無責任心爲價值標準。合此標準，可以厠諸思想之林，否則毋慁我爲也。
[1] 稿本無“司馬遷”三字。
[2] 曾國藩 稿本、初版本作“胡林翼”。
[3] 之 稿本作“的”。
[4] 喜 原作“善”，初版本、合集本同，據稿本改。
[5] 愈 稿本、初版本作“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