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珊

巴金

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等荣誉。巴金先生在当代的价值，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非人道迫害，晚年撰写五卷本《随想录》，提倡人道主义，反对非人道的“文革”，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巴金先生的主要文学创作都在1949年之前完成，代表作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长篇小说《寒夜》与中篇小说《憩园》亦广受好评。巴金也是一位编辑家，曾发现曹禺的经典剧本《雷雨》。1957年，巴金与靳以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并担任主编，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话剧《茶馆》等，《收获》杂志其后一直坚持出版优质作品，在中国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翻译家，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和王尔德的童话小说《快乐王子》等。“文革”刚结束，巴金就开始撰写《随想录》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上。《随想录》传回中国内地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也成为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的标志。这些情感真挚、让人心情沉痛的文章，提倡人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倡导讲真话，抨击虚假和丑恶，引起了全国读者和作家的强烈反响。巴金也成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先锋和集大成者。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了。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1]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的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了。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2]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分析

1972年8月，年仅五十一岁的萧珊因为罹患肠癌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盛年早逝。一直爱用笔在纸上倾吐感情的巴金，在告别爱妻后的那几天里，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为什么爱与痛的深挚情感无法倾吐？“难道给关了几年‘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被批斗、受侮辱、遭关押，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知识分子被贬为“牛鬼蛇神”，关押在“牛棚”里——有些人肉体没有变成牛，精神上可能已经成了甲虫。思想不自由，则表达无头绪。“文革”结束之后，巴金在精神上重获自由，从“牛”形恢复“人”形之后，被压抑了六年的感情才喷薄而出，诉诸笔端，写在稿纸上。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3]，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还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饭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做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4]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唤着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儿。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筋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导读 她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

这篇长散文《怀念萧珊》是巴金先生五卷本散文巨著《随想录》中最感人的一篇作品，我反复阅读，不忍放弃，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

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家》等作品，影响了当时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读者。其中有一位浙江宁波鄞县的十九岁读者陈蕴珍，就是萧珊，在与巴金通信半年后，1936年8月在上海见到了巴金。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近八年的恋爱，1944年5月结婚，从此相濡以沫。

巴金先生回忆，他们结婚二十八年，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巴金在《怀念萧珊》的文章里，用深挚的文字，追忆比自己小十三岁、有许多美好理想和梦想的爱妻，写她在“文革”中如何以柔弱的身躯和非凡的勇气来保护他。

巴金先生一直深深地想念在非正常年代去世的妻子，然而却在妻子去世六年之后，才能真正抬起笔写出来。他蕴含了六年的无处可说的情感，最终以这篇感情深厚、真挚动人、蓄着巨大力量的散文《怀念萧珊》来表达。

在那个灵魂和精神饱受压抑的特殊时代，巴金一句话也写不出来。

他说：“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

他反思：“……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

那时，六十多岁的巴金被关在“牛棚”里被强迫“改造思想”，每天写思想汇报，像牛一样干活，像牛一样反刍，试图把自己变成一头不思想或者没有思想的老牛。

但人是有思想的，尤其是曾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大作家，即使在那样的重压下，他的思想也是不会停息的。即使他真的打算“改造思想”，但把自己真诚的、丰富的思想转换成那些虚假的、邪恶的思想，又是他做不到的。

巴金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对爱妻的思念和真诚的反思，构成了这部作品中最核心的力量。核心中最关键的几个部分是爱、忍耐、人道主义。在一个“非人”的时代，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特质是要被邪恶势力消灭的，但恰恰是这些人性中的闪光特质，让人在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坚持下来。

巴金在“文革”开始前就遭到批判了。那些“头头”们、“红卫兵”们对这位曾经受到广泛尊敬和赞誉的大作家呵斥、责骂、蔑视、唾弃、批斗。可以想见，年轻时的萧珊该是一名多么骄傲的妻子，那时巴金是多么受人尊重的大作家啊，他们在武康路的家里接待过国内外多少大作家和好朋友啊。“文革”开始，一切都崩塌下来，她要保护先生（额头上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内心的压力多么巨大。在这种艰难时世，她仍默默承受不公平的命运。在灰暗世界中，她还努力鼓励巴金先生：要坚持下去！

这里写到了几件事情：

（1）萧珊为保护巴金向派出所求救，不但没有得到保护，还反遭“红卫兵”殴打；

（2）萧珊两次被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并“陪斗”；

（3）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张贴着批判巴金及其家庭的大字报，还显眼地写着“臭婆娘”来攻击萧珊，“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

（4）萧珊遭受人们的白眼和冷嘲热骂，“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

（5）“作协分会”的头头、两个“工人作家”写了凶狠攻击巴金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面目》刊登在报纸上。巴金把报纸藏起来了，怕她看见。但她找到了报纸，“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然后，巴金先生以一个细节对比，写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妻子对周信芳的伟大的爱，然后反衬萧珊对自己的保护所包含着的深沉的爱。

京剧大师周信芳和夫人裘丽琳的爱情故事在上海滩曾被传为旷世奇恋。裘丽琳出身豪门，却对当时身份不高的周信芳情有独钟，夫妻俩曾享受着荣华富贵，却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而死。裘丽琳也是一个奇女子，她对人与事有着极其独特的敏感和判断，“文革”之前就遣走了自己的所有孩子，让这些孩子散布在世界各地……她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少“挨打”而被“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而萧珊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

萧珊是一名坚强的病弱女子，她以默默忍受来对抗那个非人的黑暗世界；而在致命手术醒过来后，她还想着儿子，关心他怎么样了。这也是那个时代中最令人沉痛的部分。

多么深挚的情感，不离不弃的爱，都在细节中体现：萧珊仍在默默忍受苦难，多次对巴金说“你辛苦了”；除了担心输血过多付不出医药费，“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眼睛很大，很美，很亮”。这是一段交织着爱与痛惜的文字。

巴金重读梅林的《马克思传》，书中提到马克思写给女儿的信里谈到燕妮的死“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巴金再一次提到萧珊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双眼睛就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她惨淡的人生和不甘的心。巴金最难过的是，萧珊死时家人都不在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一个人不该这么凄凉地死去，而应该有温暖。

一代文学大家的妻子生病了却得不到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医治——那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时代？这是低声的诉说，也是最深沉的控诉。

在那个可怕的年代，巴金连陪一下妻子的权利都没有。那个头头“执法如山”地说：“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现在的年轻读者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改造”，这个名词带有一定的科幻小说性，即“改造思想”。在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被关押在郊区或者山区农场里，他们被强迫进行体力劳动，在筋疲力尽的劳动之余，每天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思想汇报，以便“改造思想”，这样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妻子在重病期间，年近七十的巴金仍受到各种非人道的限制而无法在医院里陪伴妻子。这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悔恨：“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这是多么沉痛的反思。一名热爱写作、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却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产生了悔恨。这种悔恨是因为什么呢？他因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儿和无法给妻儿更好的生活而产生深深的愧疚。

散文在写到萧珊悲惨死去之后，重新回到文章开头，巴金花了六年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内心，但仍然无法平静。“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在这六年间一定反复地思考、回忆、沉痛以至于无语凝噎。“动乱”结束后，他才开始抑制不住地想表达出来。每次纪念朋友，都想起“自己最亲爱的朋友”萧珊，“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是无数次思考之后的结果：“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样，再开始倒叙两人相识、相恋和走到一起的往事。

在后面这部分里，巴金先生重新回忆两个人的相爱与相伴，以及两个人经历的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两人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

那么混乱的动荡时势，他们始终没有分别，而是坚持在一起。可是到了非战争年代，却发生了“文革”，这位享誉已久的文学大家，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甚至在她生病时连基本的人道主义治疗都难以获得。这种回忆，带着深刻的情感。

文章中写了人世间最值得珍视的爱，这是直面惨淡人生和特殊时期的勇气的来源。

巴金写到了萧珊的自我克制与坚韧，写到了萧珊对巴金的默默支持，为保护巴金甚至不惜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皮带，写到了萧珊即使在病中，仍然保持着对自己家庭、对孩子的爱。那个时代，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分崩离析、妻离子散，但萧珊和巴金不离不弃，这是在黑暗年代的光明。

通过这篇情真意切、痛彻心扉的文章，巴金深刻地反思了“文革”和那个时代对整个国家、对无数个人的残害。

他不用控诉性的、呐喊性的语言，而直接、深沉地叙述，这样所展示的那个特殊时代的人生悲剧更直观。

重读这篇情感深挚的文章，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如果不彻底反思给我们的国家、给千千万万中国人带来无尽苦难的“文革”，我们的国家将不能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国家。

思考

巴金与萧珊相识、相恋、相伴前后三十多年，其间多少风雨，多少相濡以沫的快乐、幸福。但巴金只是写了自己遭受迫害的那些年，这期间萧珊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目的很明显，为盛年早逝的妻子哀悼，控诉那个时代。散文写作也需要根据作家的思考核心，选取重点，而不用面面俱到。在这些真实而有力的细节中，散文具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

延伸阅读

巴金《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