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方面对“协和语”现象的关注与研究

中国学者对“协和语”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始于日本战败撤出中国以后。目前能查找到的与“协和语”相关的资料，可以追溯到1947年。无论是《物调旬刊》中的《协和语与国语对照表》，还是《生活报》中的《“填鸭式”与“协和语”》（作者不详）和《六要六不要——写作漫谈之一》（作者是魏东明），均认为“协和语”源自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是日语与汉语的杂糅。本书通过大量的例证与考察辨析，找到了“协和语”并非起源于伪满洲国的证据，而且根据史料推测出，“协和语”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甚至更早的时期，同时进行了必要的考证。

20世纪50年代，即1954年文风、王正发表于《中国语文》上的《肃清残存的“协和语”》、1958年同刊物发表的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和1959年《戏剧报》上登载的黎挚的《“怪话”可以少讲》三篇文章，是“协和语”研究发端以后，探讨与其相关的话题的重要成果。首先，这三篇文章都认为“协和语”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有关，其中《“怪话”可以少讲》提出的“协和语”的“怪话”不仅存在于日本侵略下的中国东北，还包括华北等地，是当时“协和语”研究中的新观点。笔者通过调查，不但证实了“协和语”现象存在于伪满洲国，而且证明了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存在的地方几乎都有“协和语”的影子。此外，《肃清残存的“协和语”》举具体例子说明“协和语”的样态，并呼吁彻底清除掺杂在汉语里的“协和语”。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虽然提出了“协和语起源于协和会”的观点，然而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证。该文作者王立达认为，“大小汉奸在讲话中喜欢夹杂几个日语字眼”，这是对“协和语”的一种误读，不但缩小了“协和语”的使用范围，框定了使用者，而且对于“协和语”的产生与发展等的认识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协和语”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0年，王文襄、缑瑞隆发表于《汉字文化》上的《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以1906年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1920年在大连创办的《关东报》和伪满洲国时期的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纂的《修身教科书》等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词语、语法等方面的例证分析，发现“协和语”具有日语、汉语杂糅的特点，并且认为这种“杂糅”方式的表意并不准确，它只能进行“大体意义”的表达。此外，研究者认为，“协和语”的表达方式没有丰富汉语词语，而且破坏了汉语词语系统的规范性。虽然该文的论点明确、论据较为翔实，但是没有对“协和语”的使用人群、流传范围等展开论述。

除了上述观点以外，20世纪80年代至今，认为“协和语”是一种“洋泾浜语”的观点也十分突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1980年陈原对“协和语”的论述。他认为，“协和语”是对语言的“污染”，在将“协和语”划入“洋泾浜语”范畴的同时，他将19世纪中国人与英国人在进行贸易往来时使用的“洋泾浜英语”看作“一种败坏语言规律的‘协和语’”^[16]。1991年，李元授在《交际学》一书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我国解放前的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上海就流行过一种‘洋泾浜英语’，其主要特征是用汉语的语法规则，把英语的词汇组织起来进行交际。这虽然不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但它的出现也是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是本地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如从事商业贸易等互相迁就而形成的一种‘协和语’”^[17]。由此可见，这种认为“协和语”是一种“洋泾浜语”的观点虽然拓展了“协和语”研究的视野，但是此种观点在“协和语”与“洋泾浜语”的概念划分上不但有模糊之处，而且有脱离日语与汉语混合的“洋泾浜语”进行研究的偏颇。

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1905年—194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期间，产生了一种汉语和日语杂交的语言——洋泾浜协和语。协和语只使用于中国人之间，与洋泾浜英语用于中国人与英美人之间有所不同。其特点是在表达中不仅夹杂一些日语词，而且借用了部分日语语法。因为协和语是由学校强迫教学引起的，所以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和城镇居民用得较多，也用于新闻报纸和教科书等出版物上。”^[18]这种认为“协和语”产生于1905年的观点突破了将“协和语”框定在伪满洲国时期的研究现实，但是没有举出确切的例证予以支撑。实际上，使用“协和语”的人不仅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也是使用“协和语”的一个并行主体。此外，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和城镇居民用得较多”的观点虽然有可以肯定之处，但是该观点完全忽略了日本侵略军的存在。笔者通过考察，证实了“侵华日军是使用‘协和语’的主要群体之一”。

近年来，随着对伪满洲国史料的发掘，对于伪满洲国时期奴化教育的研究也在大踏步前进。其中，一部分学者证实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过程中，大肆普及日语，造成日语和汉语混合的事实：“协和语式教科书，伪满奴化教育教材。就是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理科课本中，把外国地名、人名、技术专有词等用日文的片假名写，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用中文写，造成在一课书中出现汉语和日语混合的所谓‘协和语’。1935年2月出版的西洋史教科书，是协和语式教科书的开端。”^[19]

实际上，“协和语”不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且是在那个时期的整个社会都十分流行的一种语言，只从教科书的角度探讨“协和语”还是有些片面的。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宗旨是推广日语，虽然其从未有过推广“协和语”的原始动机，但是在教科书中千方百计渗透日语的努力，实际上造成了汉语、日语混淆的结果。如果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推广“协和语”的话，那么这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初衷是有抵牾的，也不符合史实。

2003年，石刚在《殖民地语言政策研究》一书中提到：“‘协和语’的出现，与‘满洲假名’有很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被迫使用的压力之下，不仅词语，而且连语法都发生了两种语言混合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协和语’。”^[20]目前，国内已有专业研究表明，“满洲假名”系日本利用伪满洲国的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一套拼音体系，旨在推广和传播日语，而不是“协和语”。^[21]用日语假名注明汉语词语读音，是将日语渗透到汉语中的一种方法；“满洲假名”的使用同样是为日语，而不是“协和语”张目。

2012年以来，有关“协和语”研究的新成果出现在佳木斯大学张守祥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满洲国”地区的日语语言景观：从图片资料看日语的普及史》中^[22]。该论文的第七章题目为“满洲国的语言接触”，其以日本侵华战争时流通的大量的军事明信片以及相关数据库为考察对象，通过实例分析表明，存在于伪满洲国的语言接触形式具有多样性。与此同时，其亦从语音、词语、语法、句型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协和语”的构造及特点。该文用日语写成，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发行，因此，不懂日语的中国研究者仍无法了解该论文的具体内容。此外，虽然张教授推动了“协和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其仅考察了“协和语”在明信片等印刷物中的样态，并没有从其他方面展开相关研究。

2014年，于湘泳、张守祥发表在《边疆经济与文化》上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一文，将“汉语的协和语”细分为“沿用日语汉字词”等六种情况，是“协和语”研究的新面貌。但是，该文仅以从伪满洲国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中抽取的例句为例进行说明，缺乏更多的史料予以证明。

综观二战后中国学者对“协和语”的研究，虽然在不断深入，但是受到前人研究成果的影响，呈现进展缓慢的状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协和语”研究大抵属于语言学、史学领域。不但没有有关“协和语”的专门研究，而且已见的专业论文缺乏实证性，较少做到扎实可言。因此，这也导致对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了半个多世纪的“协和语”的认识具有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