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学视域下的“协和语”

“协和语”的产生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流传时间大体集中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协和语”主要在伪满洲国流行，亦存在于日本侵华期间有日本士兵或者日本人存在的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者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

“协和语”这个词语中的“协和”，源自日语词语“協和”，它对应的汉语词语是“和谐”，因此，“协和语”一词本身即为“协和”之意。一种说法因此认为，该词源自“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友好相处的‘日满之协和’”^[11]；另外一种说法则主张该词基于“体现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五族协和’”的口号出现。据日本学者樱井隆考证：“协和语是中国人之间使用的名称，后被引进日语之中。”^[12]而中国学者则认为：“协和语”“意在表达对日伪统治者鼓吹‘民族协和’的嘲讽。”^[13]

此外，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日语与汉语混杂的语言即“协和语”的描述性称谓有“日满合办语”、“日中合办语”、“日中合并语”、“日满亲善语”、“日本语的满洲语”、“日语化的汉语”、“没有变成日语的汉语”、“没有变成汉语的日语”、“变形的汉语”、“变形的日语”、“ぽこペん汉语”（不够本汉语）、“ぽこペん语”（不够本语）、“只言片语的日语”、“只言片语的汉语”、“日汉混淆变态语”、“兴亚语”“大东亚语”、“日满语”等。这些名称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当时多么流行，最终都未能登堂入室，渐渐被历史潮流淹没。

日本中京大学教授明木茂夫将“协和语”分为“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两种，认为“汉语的协和语”指的是“在汉语中引入日语词语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日语的协和语”则指“由满洲非日本人使用的一种夹杂有大量汉语词语的新式日语方言”。^[14]明木茂夫关于“协和语”的思考具体细致，而且提出了进行分类的新方案，这显然有利于对“协和语”进行研究，但这毕竟已经是2007年的事情了。

在此基础上，于湘泳、张守祥在2014年发表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这篇文章中，将“汉语的协和语”细分为“沿用日语汉字词”“音译日语词”“中日混合语”“借用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的’”“日语格助词变为‘的’”“沿用日语语序”六种情况。^[15]此种分类方法大体上概括了“协和语”的基本特点。实际上，其还应该包括“简化语言表述的烦冗、竭力突出中心词”等特点，如“メシメシ”“辛苦辛苦”“来来”“明白明白”等便能体现出来。

除了上述词语和语法方面的特点以外，在日本侵华期间发行的报纸、杂志中，对汉语标点的使用也表现出受到日语影响的倾向，如简化标点、多用顿号和句号等，这使自古以来汉字表述方面形成的标点系统以及不同标点之间的区别和作用，统统被这种外来语言抹杀了。

此外，在战时出版的某些日文刊物里，凡在表示“马车”“人力车”“小孩”等意思时，基本上都会用日语假名注明其汉语读音或者直接使用其汉语读法，如“馬車（マーチョ）”“洋車（ヤンチヤウ/ヤンチョ）”“子供（ショウハイ）”“マーチヨで行こうか、ヤンチヨで行こうか”“私と桂子さんとニーヤのショウハイとは大へん仲良しです”等。

与“子供（ショウハイ）”类似的还有“姑娘（グーニヤン）”“博役（ボーイ）”“阿妈（アマ）”这三个词，它们基本上为当时在华日本人对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佣人的称呼，与今天现代汉语中未婚嫁的年轻女性、侍者、某些少数民族对妈妈的称呼多少有些不同，这反映了日本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存在刻意使用汉语，促成日语和汉语混合表述的“协和”的意识。因此，笔者将“馬車（マーチョ）”“洋車（ヤンチヤウ/ヤンチョ）”“子供（ショウハイ）”“姑娘（グーニヤン）”“博役（ボーイ）”“阿妈（アマ）”也归为“协和语”词语。

“汉语的协和语”也好，“日语的协和语”也罢，其本质均为日语和汉语不同程度的混合表述。这两种特质和规律完全不同的语言，也因此受到了毫无理由甚至莫名其妙的冲击，例如，“你的、什么。我的、大大やかましい、やかましい、ぢやないか”（你是什么人？我很吵吗？）；“这个大々新しいさしみ饭饭顶好”（这个很新鲜，做生鱼片很好。）。

需要注意的是，在“日语的协和语”中，存在如下两种典型的表现方式。一是在强调中国人作为使用者时，常用“ある”代替日语动词进行结句，如“わたし日本へ行きたいある”（我想去日本）。二是用“よろしい”表达请求、商量或者命令等语气，如“カンカンよろしいあるか”（看一看）。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协和语”，都是语言规律之外的一种不是汉语也不是日语的“语言怪胎”。在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碰撞的过程中，“协和语”多来自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死了死了”一词，本是日语中表示“流畅、流利”的副词“すらすら”，中国人因其发音（si le si le）误解其具有“弄死你”之意，久而久之便有了“死了死了”的说法。

此外，“开路”这个词的原型是日语中表示“回来”之意的动词“帰る”的推量形“帰ろう”。由于该词的日语发音“ka e ro u”和汉语的“kai lu（开路）”相近，其被误用并传播开来。

再如，“咪西咪西”这个词，源自表示名词“米饭”或者动词“吃”的日语词语“メシ”。由于它的发音是“me xi”，久而久之，“メシメシ”即“咪西咪西”成为表示具有“吃”之意的动词。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对于将日语视为“精神血液”的日本人来说，“协和语”是对日语的亵渎，因此，其在产生之初就遭到了某些日本人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对中国人而言，“协和语”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而且，这种因侵略战争产生的异变语言，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还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和系统性，也是我们必须清除的“污染”。毋庸讳言，对“协和语”概念的界定，如果仅仅停留在日语与汉语混杂的认识层面，则显然只是一种初级的投入。人们有理由根据大量的例证，不断完善“协和语”的内涵和外延。

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虽然“协和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但是它并没有立刻消亡，而是作为殖民统治的“后遗症”继续留存了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旧能在某些影视作品中听到某种形式的“协和语”，如“八格牙路”“开路”“大大的好”等。近年来，一些日语词语已经再次输入汉语中并被固定下来，如“写真”“便当”等。这种情况另当别论。

如前文提到的那样，由于立场和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和日本学者对于“协和语”的关注和研究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本书将介绍两国学界对“协和语”的关注情况、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