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普林斯顿求学生涯：沦为悲观主义者
（1960—1964）

18岁的我依旧头脑聪明，但彼时彼刻，我身处群英荟萃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其他优秀的新生相比，我对自己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他们要么是“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获得者，要么是美国科学竞赛的获奖者，要么是已经发表过论文的数学天才和物理天才，甚至还有速读者。我曾问过后来的舍友鲍勃·达林（Bob Darling）可以花多长时间读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uger），他回答道：“大概3分钟。”我则需要5个小时才能看完。

尽管我不再信奉犹太教，但我的社会地位依旧很低下，不过，我并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种低下的阶层。我走过了“常春藤俱乐部”（Ivy Club），该俱乐部募集的资金甚至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募集的，我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走进这扇大门。与奥尔巴尼的社会阶层比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阶层更难以逾越。我拼命挣扎，期盼着自己能够逃脱普林斯顿大学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可我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那时，我万念俱灰，可以说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开始玩世不恭地写一些关于死亡的文章，我写下了大量晦暗的文字。大一的时候，我近乎病态般地不断自省，日记里的文字充斥着灰暗、压抑的念头。

我雄心勃勃又迫不及待，无比渴望艾伯特夫人能够记住我的大名。

我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了如指掌。我能够一眼看透自己在社会地位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也能察觉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渴求。达尔文·拉巴尔特（Darwin Labarthe）是我的学长，也是1961届的班长。本科期间，我从未与拉巴尔特有过正面接触，但他是我心中的英雄。还记得当时正值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我们聚集在那座华美的维多利亚式亚历山大礼堂。拉巴尔特大声地向我们宣读着学校的各项准则，比如在考试中作弊会被开除。他还宣读了学校对新生的期望：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要为国家服务。那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讲，但拉巴尔特远不仅是一名演讲者。

对普林斯顿大学而言，1958年是声誉受损的一年。比克尔（Bick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兄弟会，把持着15家饮食俱乐部，大二学生若想加入进来，需要在一周的时间里经历轮番面试。此类饮食俱乐部是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的社交中心。俱乐部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甄选，每年都有一些倒霉的大二学生被所有的俱乐部拒之门外。当时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协定：每个俱乐部都要接纳一名落选者。1958年，23名大二学生落选了，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且大多数是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获得者。没有任何一个俱乐部愿意接纳他们，普林斯顿大学的反智主义和种族歧视因此成了全球的头条新闻。

对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而言，尝试围绕这些俱乐部开展工作的历史是漫长而艰辛的。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关闭这些俱乐部，但遭到了学校董事们的集体反对，威尔逊还被要求辞去校长一职。后来，威尔逊担任了新泽西州的州长，他也是美国第28任总统。直至离世，威尔逊都对其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反对者怀有深深的敌意。

拉巴尔特找到了罗伯特·戈欣（Robert Goheen），戈欣是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1957年，在极短的时间内，戈欣连升数级，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希腊语与拉丁语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后又成为正教授，直至被选为校长。正是他那种有条不紊的南方绅士做派，使普林斯顿大学渐渐与20世纪的黑人民权运动挂上了钩。

戈欣与拉巴尔特的相遇至关重要。拉巴尔特要求校长同意拨款以构建一个可以与那些饮食俱乐部相抗衡的体系，一个无须对进餐人员进行仔细甄选的饮食服务设施，使之成为本科生求学生涯中的一个活动中心。有了威尔逊校长的前车之鉴，戈欣最开始并没有采纳拉巴尔特的提议。但拉巴尔特锲而不舍，他联合优秀毕业生代表，把象征着人人平等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老虎吉祥物带到了戈欣的校长办公室，并威胁说要从俱乐部体系中公开退出。戈欣校长终于看到了拉巴尔特提议的价值，并最终全面采纳和支持。因此，新的“备用服务设施”以威尔逊命名。

威尔逊馆（Wilson Lodge）一开放便人流如潮，来此吃饭的不仅有本科生，还有许多著名的学术大家。与此同时，我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在大二的时候，我加入了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发现身边的伙伴们与我的境况竟如出一辙。我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热烈探讨着人生的诸多话题。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能看见包括戈欣校长本人在内的50多位老师，看见他们与学生们共进晚餐，这让我们这些本科生心驰神往。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倾力去创造这样的晚餐时刻，因为这才是一所大学的精髓。

醉心于哲学

从高中到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弗洛伊德的思想一直陪伴着我。我本科的时候没有修过心理学课程，而是醉心于哲学系的课程。我之所以没有选修心理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有经验的学长们对这门课的评价不高，认为只有体育特长生和成绩平平的学生才会选择这门课；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系并不知名，没有什么学术大腕，哲学系则群贤毕至、大腕云集。

在这些大腕中，成为我挚友的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当时诺齐克只是一名研究生，仅比我年长3岁，但即使在当时，诺齐克也是才华横溢、盖世无双的。当时，研究生就餐时需要身着学位服，上课时则需要西装革履，而诺齐克总是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棕色西装走来走去。诺齐克告诉我们这些大一的新生，笛卡尔的学说纯属谬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诺齐克的想法令人瞠目，他说哲学是如此生动，让人乐于付诸行动，而非仅仅停留在研读上。诺齐克后来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从逻辑学的搭建到对幸福、自由、伦理的阐释，诺齐克都做了一系列的贡献。2002年，诺齐克因肠癌病逝，享年63岁。

在母校的怀抱中，我不仅与世界上一流的学术大家相聚相识，而且从中获得了两个不言而喻的原则。

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收获的第一个原则是严谨。仅仅知晓什么是正确的还远远不够，你必须通过严谨和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论证其正确性。

以可怜的弗洛伊德为例。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同时也拥有深邃的洞察力，其思想的纬度更是广袤无垠。弗洛伊德思想的直觉纵横驰骋于群山之巅，然而山被迷雾笼罩，无法一露真容。这样的弗洛伊德与严谨并无关联，所以他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非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我很好奇，我的一些导师所珍视的严谨之法，能否回答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那些伟大问题？

与诸多学科一样，在心理学中，通常而言，一个问题的严谨性和重要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困境被称为“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换言之，就是“严谨与现实”。越能捕捉现实世界的问题（外在效度），它的严谨性（内在效度）就越低。反之，方法越严谨，它捕捉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就越差。这是多么悲哀啊！这就是“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的问题：研究人员可以控制和测验小白鼠与大二学生在实验室里的行为，但将任何实验结果应用到人类身上都是难题。比如，遭到电击的老鼠患上胃溃疡和一个失业女性患上十二指肠溃疡，两者可以同日而语吗？

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一困境，而他所说的一位男士站在明亮的街灯下四处寻找遗失于其他地方的手表，仅仅因为灯下光线更好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一点的。我们可以借此看出，弗洛伊德认为外在效度比内在效度更重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为主义者，他们的态度很激进：即使最终找不到丢失的手表，也要去寻找光线充足的地方。这些行为主义者被我称为“原子主义者的直系后裔”。

“原子主义”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收获的第二个，也是更为狡猾的原则，也就是想真正理解万物只能从头开始。只有当先发现和分析复杂现实世界的单一构件，再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以重建现实，我们才能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有清晰的认知。这个模型的典型代表是元素周期表。在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首次被揭示并编入元素周期表之前，化学一直是个混乱的领域。元素周期表出现后，人们终于理解了各种分子之间的关系，化学才得以飞速发展。

哲学的逻辑原子主义始于20世纪初，随着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问世，他们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证明，看似很草率的算术其实可以从几个逻辑前提中推导出来，从而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只有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不容置疑的真理方可存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2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要理解现实，就必须发现它的“逻辑原子”以及理解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基础，所谓的理解就只是一种困惑。在带有瓦格纳歌剧风格的《逻辑哲学论》末尾，有这样一句经典的结束语，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

维特根斯坦认为，因为善良与邪恶、美丽、政治、科学、宗教的问题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人们无法严谨和彻底地理解它们。人们普遍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在描绘“已知岛屿的边界”。但他的一位追随者给出了一个更浪漫的诠释：维特根斯坦是在“描绘海洋的边界线”。

一种更为粗糙的解释是逻辑实证主义，它将《逻辑哲学论》结尾的警句转为“验证原则”，即只有能够被经验验证或（逻辑上的）同义反复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曾在20世纪50年代大放异彩，但后来逐渐不再被追捧，原因之一在于它无法应用于自身：验证原则本身既不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也不是可验证的。

当应用到哲学理应研究的问题上时，原子主义主张，在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诸如伦理、科学、政治、道德、美、幸福等相关的问题之前，必须先着手解决关于语言、知识和思想方面的基本哲学困惑。

这个问题构成了那充满戏剧性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Wittgenstein’s poker）的核心。1946年，在大屠杀的阴影下，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剑桥的道德哲学俱乐部（Moral Philosophy Club）的成员们进行了抨击，而这个俱乐部恰好是维特根斯坦及其拥趸的聚集地。那时，维特根斯坦已经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分析型”哲学家之一，被其追随者视若神明。波普尔认为，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哲学的分内之事。波普尔认为，维特根斯坦教唆整整一代哲学家去研究低级的问题而非真正的难题，从而征服了他们。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反应是向波普尔挥舞壁炉里的拨火棍，然后摔门而去。

我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大多数老师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些对谜题进行细致和合理分析的工作都会被分配给学校里的优等生。那些提倡打破旧习的老师，比如研究无神论和道德的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教授，以及研究美学的阿瑟·赛兹莫利（Arthur Szathmary）教授，全部被排斥孤立。诺齐克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善于分析。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并不是他唯一一场打得出色的比赛。

在哲学领域，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最终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然而，它们在科学心理学领域依旧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们在操作主义中拥有了话语权，操作主义是心理学模仿物理学的一种尝试。像“智力”这样的概念对科学而言实在过于模糊，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一个智商测试分数，使其可操作化，智力就瞬间成了一个可研究对象，该对象的存在或消失，甚至是数量，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进行测量。

我的哲学毕业论文解决了一个小难题。这是一篇仔细分析“同样”和“同一”之间差异的论文，这是在反对“心智和身体是同一的”这一论点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因为“同一”意味着具有一模一样的时空坐标。心智和身体有着相同的时间坐标（二者可以同时发生），但空间坐标不同（二者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心智和身体是不同一的，论证完毕。毕业时，我的这篇论文还获得了哲学奖。

走进心理学

在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我做了第一份心理学实验工作。在拜伦·坎贝尔（Byron Campbell）的实验室里，我研究了电击作为惩罚措施的效果。通过证明老鼠会逃避电击，而且电击越强，它们越想逃，证明了当时关于老鼠的马索克现象理论(10)不成立。我的毕业论文和这次初涉心理学领域的实验，都采用了原子主义和严谨的方法来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这两篇论文都达到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水准。研究老鼠的那篇论文让我第一次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了文章，同时我的毕业论文也成了哲学文献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署我的名字，而是署了导师乔治·皮彻（George Pitcher）之名。这两篇论文只是我在职业学术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但我对此颇为自豪。

不过，我对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特别满意。我想知道，它究竟有多严谨？究竟有多实用？这是心理学在未来的50年里转变的中心，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要扮演的角色。

尽管当时我无法洞见症结，但发表这两篇论文的确都是最初步的准备，而且都没有说清楚我把“手表”遗失在了什么地方。

当然，我的生活并不是只有哲学和心理学。与女生交往约会对我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这让我心旷神怡，但我并没有做好准备。从青春期开始直至大学毕业，我一直被困在全是男性的环境中(11)，觉得女人既神秘莫测，又充满异国情调，和她们相处时我感觉很不自在。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了大二升大三的那个暑假。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在酒店里一边打着桥牌，一边害羞地打量着女人。但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选修了心理学课程。马丁·奥恩（Martin Orne）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一名开明的精神分析学家，备受我们的推崇。奥恩虎背熊腰，身高接近2米，体重100多公斤，说起话来带有一丝维也纳人的口音。奥恩举办了一场名为“社会心理实验中的需求特征”的小型研讨会，虽然这个题目非常晦涩难懂，但我还是报名参加了。

“需求特征”是一种人为因素，它使被试偏向于做实验者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如果被试走进一间标有“感官剥夺实验室”的房间，迎接他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的研究人员，之后让被试签署一堆放弃法律追责权利的文件，这些文件全部与心理幻觉和死亡的风险相关，毫无疑问，在被剥夺了视觉和听觉几个小时后，被试真的会出现幻觉。如果这个房间门口写的是“意义剥夺实验室”，迎接被试的是穿着牛仔裤的研究人员，并且不让被试签署任何放弃法律追责权利的文件，那他根本不会出现幻觉。这种真相的揭露，对我的批判性思维、消极性以及对“相关”科学的探索都颇具吸引力。那场研讨会刚开场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完全被吸引了。奥恩完美地把诊所和实验室结合在了一起，后来，奥恩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令人遗憾的是，奥恩于2000年英年早逝。

我与布林莫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女生们也是颇有缘分。我的室友兼桥牌搭档布莱恩·X.施密特（Brian X. Schmidt）把我介绍给了他的高中朋友克丽·米勒（Kerry Mueller），然后我们就在周末开始约会了。克丽是布林莫尔学院希腊语和拉丁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她向我详细讲述了她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以及她那令人称奇的教授梅布尔·朗（Mabel Lang）。我被克丽深深地吸引了，实际上，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既漂亮又与我一样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用心的女性。

真是缘分天注定。两周后，我搭乘火车前往费城，在车上与一位不修边幅的中年女士攀谈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布林莫尔学院的一位教授。

“您认识一位叫梅布尔·朗的教授吗？我认识她的一位学生，那位学生对她非常推崇。”我问道。

“我就是梅布尔·朗，”她回答道，“是谁说了我这么多的好话啊？”

“克丽·米勒。”

“哦，是克丽呀。我真高兴我有这么一位对希腊语满怀热情的学生，因为我的教学内容非常晦涩难懂，我的大多数学生，即便是布林莫尔学院最聪明的女孩子也不怎么喜欢我的这门课程，但现在发现一位本科生这么全情投入……”梅布尔·朗教授自顾自地一直说着。

我被深深地迷住了，不是被梅布尔·朗教授（克丽很崇拜她），而是被克丽，我深陷爱河不能自拔。我们俩一起经历了两次国家创伤。

“我看这个周末我们都将死去。”室友威尔弗雷德·施密德（Wilfrid Schmid）在我们公寓的顶层对我和克丽大声说道。施密德是我认识的本科生中最老成持重的人，他对当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发表了见解。我们一连几天都趴在收音机旁，等待着危机的结束，但那场危机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飘摇不定当中，我们迎来了1963年的11月。

“你们的总统中枪了。”当我穿过华盛顿路去心理实验室时，一位德国研究生对着我喊道。

当我回首往昔，扪心自问什么是这一生中最令我悲伤的事情时，我惊愕地发现不是我母亲的去世，也不是我妻子的流产，而是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遭遇的暗杀。克丽和我蹲在威尔逊馆那台超大的黑白电视机前，和我们挤在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100多名同学和他们的约会女友（记得那天应该是有个周末派对）以及十几位老师，所有人都哭红了双眼。那时，在肯尼迪总统的私生活未被泄露之前，他是我们的英雄。从个人情感上说，我们无比热爱肯尼迪总统，以至于无法再认同他的前任或继任者。

不久，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我们的室友艾伦·托尔·邓纳姆（Alan Toll Dunham），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托尔溪谷（Toll Valley）的金发单纯男生，他的尸体被人从哈得孙河打捞了上来。那是在11月22日，邓纳姆从乔治·华盛顿大桥纵身一跃，头部朝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百思不得其解，即便是50年后的今天，我依旧会回忆起他行色匆匆地走在大街上，我一下子扑上去搂住他的画面，就如那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他的最后一面那样。

克丽和我的感情并没有被接二连三的事件湮没。就在第二个周末，我们俩驱车回到了奥尔巴尼，向父母宣布我们订婚了。在毕业的前一天，克丽和我结婚了。

彼得·麦迪逊（Peter Madison）曾试图帮我找到我的“手表”掉在了哪里。我读大二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聘用了麦迪逊，在教师队伍中，麦迪逊如离水之鱼，过得并不自在。这个院系的其他同事几乎都是实验心理学家，各个都倾向于按部就班地行事而非灵活地应对现实，这似乎是当时所有知名的美国心理学院系教师的写照。我曾经想探寻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问了杰尔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当时他是美国众多实验心理学系主任之一。

布鲁纳前几年刚刚离世，享年100岁。他曾经说过：“这种局面形成于1946年，当时我也置身其中。”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当时实验心理学学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年度秘密会议正在这个房间举行，这个学会类似于荣誉兄弟会，是由该领域一群最资深、最刻板的教授组成的。我是该学会的一名会员，但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一点将会变得很明显。

1946年，这群人开始宣扬操作主义，希望通过模仿科学金字塔的塔尖学科——物理学，来帮助心理学获得真正的科学地位，并赢得渴望已久的声望和资金。但是压力也在另一个方面聚集起来：美国士兵正从战场上归来，他们的身心遭受了无尽的创伤。1946年颁布的《退伍军人管理法案》（Veterans Administration Act）承诺为心理学家优先提供就业和津贴，如此一来，之前犹如一潭死水的心理学一下被归入医疗保健行业（即疾病护理）。三位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院系主任——哈佛大学的加里·博林（Gary Boring）、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塞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赫伯特·朗费尔特（Herbert Langfeldt），他们齐聚一起，共同宣布，他们伟大的院系未来将“不再聘任应用心理学家”。心理学将是关乎心理的物理学。

彼得·麦迪逊是一名人格心理学家，而非实验心理学家，当然，他也不会研究关于心理的物理学。要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需要一位新的负责人，要不是懵懂无知的本科生要求讲授诸如精神疾病和性问题等“相关”问题的课程，普林斯顿大学是不会聘用麦迪逊的。麦迪逊是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过来的，他在那里对每个大学生的个人生活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随后这个项目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我自愿参与了这个项目。当时，这个项目要求每人写一本自传，但如今我找不到当年写的自传了，现在这本书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尝试。

当时在撰写自传时，我需要为自己挑选一个笔名，于是选择了“杰弗里”。麦迪逊问我为何选择这个名字。我向他讲述了杰弗里·艾伯特的故事。故事说了一半，麦迪逊就打断了我，这让我大惑不解。原来，麦迪逊听说过杰弗里。杰弗里与我一起入读普林斯顿大学，但在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自甘堕落，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并被送去了一家昂贵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治疗。麦迪逊问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艘“沉船”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真是个犀利的问题，是啊，为什么在我的人生渐入佳境的时候，我却依旧对杰弗里满怀嫉妒之情？

我参加了所有的人格测试和智力测试，最终参加了麦迪逊的“高级人格”课程班的面试。我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自恋和对自己的好奇；上这门课程似乎是一种更好的发自内心学习“柔软”心理学的方法，而不是上一门声名狼藉的被冠之“勇气”的课程。麦迪逊所列的一份人格清单中曾有一个问题，询问我所期许的未来自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写道：“要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被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簇拥。”另一项是对我的智商进行测试，很明显，测试得分到了高分段的顶部。麦迪逊告诉我，我的智商得分是185分。

我很了解麦迪逊。他个头高大，说话轻声细语，待人谦逊有礼，但与现在的我一样，听力很差。在大四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迫切地向麦迪逊寻求个人发展建议。1964年4月，我打开了一个大大的信封，喜出望外地发现自己拿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生奖学金，我可以任意选择一所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但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另一个大大的信封，我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我可以跟随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杰弗里·沃诺克（Geoffrey Warnock）学习分析哲学。那么问题来了，是做一名心理学家还是当一名哲学家？

哲学还是心理学？

实际上，我陷入了三难选择的困境。从十几岁起，我就对桥牌极为痴迷，并且我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桥牌冠军队的队长。（事实上，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参加一个大型的互联网桥牌比赛，等着对手出牌。）几乎是在接到两个大信封的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桥牌亚军队的队长邀请我和他一起转为职业桥牌运动员。由于我真的很热爱桥牌，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提议。

与学术界不同的是，桥牌有明确的结果：要么赢，要么输。更妙的是，打桥牌的知识是日积月累的，它可能比心理学或哲学更像一门科学。在那个年代，叫牌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并且桥牌拥有几乎和心理学一样多的正规的学术期刊。

但有三个现实的问题打消了我成为职业桥牌运动员的念头。首先，我真的不那么擅长打桥牌。有些人天生是桥牌高手，而我只是一名“学生”。我通常要冥思苦想，有时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思考怎样出牌，但仍然经常出错。其次，把桥牌作为谋生的方式是一种冒险。如果到不了顶尖级别，一般的职业桥牌运动员会把车当成家，只要能找到一个每天肯付给自己25美元的新手搭档就已经是件令人感激的事了。相反，从事学术研究，即便沦为二流的教授，最起码我也能够获得一笔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工资。最后，这一点对我而言具有决定意义，即使桥牌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游戏，但也只是游戏；我想帮助人类，而不仅仅是玩耍。

这么一来，我面临的选择就是研究心理学还是研究哲学。我找到罗伯特·诺齐克，问他我该做出何种选择，结果我得到的是最残酷也最善意的建议：“马丁，哲学只是从事其他工作的基石。”诺齐克认为，我永远都无法登上哲学的最高峰，即使在那时，诺齐克自己也没有登上哲学的最高峰。

我最终没有选择走上研究哲学的道路。就在完成这本自传之际，在细细斟酌了诺齐克的忠告50多年后，我以英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的特邀客人的身份，第一次走进了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这个世上，是否真的存在“昔日重现”，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另一种人生呢？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我体验到了。

我坐在贵宾席，与一位哲学教授唇枪舌剑起来，这场景犹如维特根斯坦向敢于蔑视他的波普尔挥舞拨火棍一样；之后，我一边品尝着一瓶古老的马德拉葡萄酒，一边与一位英国教授探讨是否可以运用我的大数据方法来测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幸福或不幸指数。我对如何在贵宾席上表现得风度翩翩、如何融入牛津大学的哲学圈了然于胸，而这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和威尔逊学会举办的晚宴。

可在1964年，作为一名实验心理学的学生，我对于如何做到彬彬有礼浑然不知，当年的我与如今的我有着天壤之别。考虑到诺齐克的建议，我决定省去漂洋过海的麻烦和支出，本来在4月的时候我应该去一趟莫德林学院实地看一看的。

我问彼得·麦迪逊自己该何去何从。麦迪逊告诉我，在他看来，我生来就是一名心理学家。当麦迪逊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颇为认同：在心理学方面，我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聆听一场讲座或倾听一位同事的困惑，通常我很快就能“未卜先知”，在我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是怎么获知答案之前，答案就已经有了。但在哲学方面我没有这种直觉，就像打桥牌一样，哲学也同样让我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而且我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答案。我很重视直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所产生的作用。简而言之，在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我通过顿悟和直觉选择了心理学。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际，我的精神世界已然发生了变化。我认识到科学直觉的作用，并极为重视自己最初的直觉。我不分昼夜地不断探究着科学方面的问题，就像人们能够绕着一个复杂的三维体来回审视。我每天“白加黑”、每周“五加二”地工作，乐在其中，对一切稀奇古怪甚至匪夷所思的观点都非常欢迎，尤其渴望一种“千真万确”的感觉来激发我。在我的那些梦中，我所做的是“搭建框架”，对那些我重复面对的问题去构建解决的捷径和模块。与打桥牌或进行哲学思考不一样的是，于我而言，完成这些工作易如反掌。

1964年4月末的一个清晨，麦迪逊在我们离别之际告诉我：“人们选择心理学往往出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二种是不想碌碌无为。我希望你选择心理学是出于第二种原因。”

在麦迪逊和诺齐克的建议下，在大四下学期的4月底，我决定去读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生。当时我要在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间做出选择，于是我分别去了这两所学校。我的第一站是纽黑文市，我去拜访了著名的尼尔·米勒（Neal Miller）实验室。米勒接待了我，他面色红润、身材魁梧、待人热情，且自信满满，犹如统治着实验心理学的君王。他将动物实验室和精神分析结合了起来，并因为试着把弗洛伊德的理念应用在老鼠身上而享有盛名。对我来说，这样的研究与我的志向非常契合：从实验室获取临床认知，然后进入可被测试的环境之中来予以验证。

但我还是对米勒心存疑虑。他对自己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以及他和学生将要做哪方面的事情都胸有成竹。米勒告诉我，在学习中，有两个基本过程。一个是操作性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自愿”反应，比如按下一个按钮，可以获得食物作为奖励，于是体力就会增强；另一个是经典条件反射，在这种条件反射中，有一个明显的“非自愿”反应，比如高心率，而在这种反应出现之前会有一种条件刺激，比如声音。但他认为，这两个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区别二致。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你需要观察自己是否可以通过奖励来增加非自愿反应，比如提高心率；或者是否可以通过惩罚来降低心率。米勒拥有一支由优秀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正在努力证明这个观点。如果他们成功了，米勒将会因发现所有学习模式的共性而被载入史册。

米勒邀请我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并额外向我提供每月500美元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这很吸引我，因为当时我每月的奖学金只有200美元。但如果加入的话，我就只是这台大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小齿轮，这台大机器所研究的理念并非源于我自己的思想，并且我对这样的理念也不是完全接受，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操作性学习还是经典条件反射都没有触及学习的本质。

我的下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所罗门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所罗门皮肤黝黑，头发稀疏，衣着得体，穿着一件棕色的粗花呢夹克，他整个人都流露出那种开明的态度。所罗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从哈佛大学抢走的青年心理学家之一。作为首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的犹太科学家，所罗门以研究对恐惧的条件反射的不可逆性而闻名。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训练狗在听到预示着电击的声音时跳过障碍物以躲避电击。首先，动物们通过跳过障碍物来躲避电击，但它们很快就知道，如果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受到电击之前）就能跳过障碍物，那么它们就能完全躲避电击。于是，即便不再有电击，狗狗也会在听到声音时跳个不停，躲避危险的想法永远不会消失。所罗门认为，对恐惧的习得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将对治疗恐惧症等问题产生深远的临床意义，而严谨的实验研究与治疗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使所罗门成了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导师。

与尼尔·米勒不同，所罗门对自己以及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并没有夸夸其谈，他总是试图引出我的观点，尽管有时候我并没有观点。所罗门会用一种非指导性的、生动活泼的语气在实验室谈论着困扰他的问题，希望我能提出创造性的观点，把他从困惑中解放出来。

然而，我非但没有说出任何特别有价值的东西，还犯了一个错误，我问所罗门是否愿意将给我的奖学金增加到500美元。他同意了，但多年以后，在所罗门去世后，他的女儿告诉我，所罗门永远不会原谅我居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请求。不管怎么说，我对所罗门所谈及的内容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与所罗门的一次闲聊令我终生难忘。

所罗门说：“我发现实验室里的那些狗都相当无助，可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