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军队是使之建立的社会之反映。美国人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偏好技术解决方案，由此形成的军队往往倾向于依赖尖端武器和军事史上无疑最佳、最奢侈的后勤体系。同样，过去150年的德国军队也反映出德国人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的国民性。但在几个关键方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重生，并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差一点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却与形成这支军队的社会截然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人对德国社会及其性格特点的普遍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这些特点包括几乎不加质疑地接受权威，社会僵化，专注于保存记录、文书工作和各种形式的官僚程序。这些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之处莫过于德国的行政部门。虽说美国陆军倾向于忠实再现美国行政部门大部分最糟糕的特点，但德国陆军显然没有这种顽疾。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陆军非常成功地在其自身社会框架内保留并加强了更广泛的德国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作战行动取得成功，同时，他们消除了那些会给有效行动造成妨碍的特点。尽管公众对德国人的印象是僵硬刻板，并得到无数好莱坞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强化，但二战期间的普通德国士兵绝不愚蠢或缺乏想象力，而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既非机器人，也不是僵化的独裁者。

要了解二战期间德国陆军的心理、哲学和社会价值，关键性的东西可在《作战指挥》（Truppenführung）手册中找到。这份手册作为德国陆军军事条令出版于1933年（第一部分）和1934年（第二部分）。欲理解德国的军事行动，该手册的重要性就像“战地手册FM 100-5‘作战篇’”之于美国，或“野战勤务条令”之于英国。从多个方面看，《作战指挥》堪称《孙子兵法》的现代版。据威廉姆森·默里教授说，“这依然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说手册”，而且“还代表着对领导及其所实施战术最细致周到的审查”。

德国陆军以1905年颁布的一套野战勤务条令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虽说其学说主体主要源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将和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的思想，但1905年版战地手册明显带有1891年至1906年间任德国总参谋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的重要印记。尽管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今天备受尊崇，但1945年前德国陆军中的许多人，要么拒不接受，要么忽略他最重要的一些概念，包括防御力量固有的优势，以及战争与政治间的关系。而克劳塞维茨普遍被接受的一个概念是歼灭战（Vernichtungsschlacht）思想。

由于德国在欧洲的地理位置，德国军事规划者普遍认为他们必须能从事一场两线战争。为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一个接一个地击败对手，而不是同时与多个对手交锋。这意味着一场场短暂而又猛烈的战争，每场战争取决于通过一场决定性会战歼灭一个对手，或者说依次消灭敌军。于是，施利芬成了歼灭原则（Vernichtungsprinzip）的信徒。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这个概念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的预想，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不过是战争哲学家的忠实回应者。不管怎样，歼灭原则是德国1914年战争学说的基石。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实现德国人对此的设想。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统形象是僵局、停滞和堑壕战，但与现代战争相关的大部分战术概念都诞生于1914年至1918年间。1915年至1917年的防御战期间，德国人开创并掌握了灵活防御、纵深防御和反斜面防御概念。1918年的攻势中，他们完善了这样一种技术：压制炮火支援下的流动、非线式渗透战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汉斯·冯·泽克特将军成为德国军队领导者，魏玛防卫军非常仔细地研究、分析了这场大战的发展。

泽克特革新最重要的产物是关于战术学说的新手册，《合成军队的指挥和战斗》（H. Dv.487, Führung und Gefecht der verbundenen Waffen）—普遍称之为“Das FuG”。该手册出版于1921年（第一部分）和1923年（第二部分），的确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与一战后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说手册都不同，Das FuG彻底摒弃了阵地或堑壕战（Stellungskrieg）。相反，它专注于运动战（Bewegungskrieg），同时采用1914年至1918年间发展而成的许多战术技术。Das FuG还重新强调了战争期间已然减弱的歼灭原则。施利芬的另一些概念也被加入了Das FuG之中，包括进攻的首要性；包围与正面行动相结合，以此作为最佳解决之道；防御纯属进攻的暂时性前奏。

这本《作战指挥》主要由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撰写，更新了Das FuG的基本概念，使其与机动作战、航空、电子通信迅速显现的潜力保持一致。Das FuG强调的机动和进攻重点保持不变，完整的段落和章节都被移入《作战指挥：二战德国陆军实战指南》。但新手册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其序章部分，以15个富含哲理的段落设定了这本手册的基调。

通过一场决定性会战赢得战争的想法纯属战术概念。它与作战艺术和战争的战役层级完全对立，对后者而言，顺序作战和累积效应才是关键。虽然美国军方和北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承认战争的战役层级概念，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战役思想一直在缓慢而又稳定地发展。克劳塞维茨并未使用特定术语，但他在《战争论》一书中明确确定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战争层级。二战前，苏联人在战役层级从事的大部分理论工作备受赞誉，但《作战指挥：二战德国陆军实战指南》一书清晰阐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术和战役层级的概念。

作家希蒙·纳维称《作战指挥》是“确认战役认知1938年前便已存在的最佳证据”。虽然获得这种赞誉，但《作战指挥》的重点几乎完全在战术方面。由于拒绝接受顺序作战—他们将之等同于消耗战（Materialschlacht）—德国军事学说仍同战术层级紧密相连。因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德国陆军所谓的作战艺术实际上不过是大规模层面的战术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体系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Auftragstaktik，这个术语可以粗略翻译为“任务型命令”，但无法找到准确的英语词汇充分表述这个术语的全部含义。Auftragstaktik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指挥官应告诉下属需要做些什么以及何时完成，但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该如何去做。遂行任务的过程中，下级指挥官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的德国陆军实施作战的原则被称为“指令领导”（Weisungsführung），同Auftragstaktik类似，但只委托集团军级指挥官(有时候下到军级），在他们执行使命时赋予其广泛的自行处理权。而一战后Das FuG创建并引入作战指挥的Auftragstaktik，将该原则拓展到最低级别的班长，必要时甚至可以扩展到单兵。冯·泽克特在1925年的魏玛国防军总司令观察报告中如此写道：

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个人的责任，特别是他的行动独立性，从而提高整个军队的效率……外部环境施加的限制使我们得以在思想上获得更大自由度，并获得提高个人能力的有益结果。

欲让Auftragstaktik奏效，受领任务的下级军官，甚至是普通士兵，必须充分理解上级的意图，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更高一级指挥官的意图。当然，这意味着下级军官必须明白“为什么”。如果他不明白，就有义务提问。相反，下达命令的上级指挥官有义务做出解释。这种过程并不符合军事组织一贯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也不是德国社会的特点。因此，我们发现《作战指挥》中的一些段落，时至今日仍被世界上的许多军队视为激进：

2．战争的进行受到持续发展的影响。新武器决定了不断变化的形式。（我们）必须预料到它们的出现，并评估其影响，然后必须迅速将这些武器投入使用……

4．从事战争的教训无法以条令的形式详尽汇编。明确阐述的原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使用……

6．指挥一支军队及其下属部队，要求指挥官具有清晰视野、极具远见的判断力，能做出独立和果断的决定，并坚定不移、积极地加以执行……

15．从最年轻的士兵起，所有人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只有这样，整支部队才能在一场决定性行动中发挥作用。

虽然德国人顺从上级领导的传统和遵守明确程序的偏好同Auftragstaktik格格不入，但德国陆军将这种战术发挥到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难以超越的程度。奇怪的是，这个术语并未出现在《作战指挥》的刊本中，但相关概念明确无误地穿插于整本手册，例如可参见第6、第9、第10、第15、第36、第37、第73、第74、第75、第76段。

第15段尤为重要。泽克特组建10万人的魏玛防卫军时，设想的是一支双重目的的军队。最初这是一支小型、职业化、高素质的军队，是一股精兵（Eliteheer）。但它也是一支骨干力量，日后将为一支大幅度扩充的军队提供指挥人员。因此，泽克特也在设计一支Führerheer—指挥官队伍。通过添加第15段，《作战指挥》的作者们给魏玛防卫军所有成员下达了通告。1934年10月1日，《作战指挥》第二部分出版后不久，希特勒下令将魏玛防卫军的规模秘密扩充三倍。1935年3月，纳粹德国重新采用征兵制，建立起一支38个师、约60万人的客观基础力量。到1943年10月，德国军官团的人数达到246453人，10年内扩充了64倍。

军官团的迅速扩充自然造成一些机构压力和社会紧张，但德国军队对这些问题处理得相对较好。同1914年前的英国军队和社会一样，德国社会严格的阶级结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中的军官与士兵之间设立起坚实的壁垒。经历4年战争后，面对1918年的战败，这些社会壁垒成为分裂德国军队的断裂线，而这个国家也经历了政治和社会革命。战后，泽克特实施革新，着手消除军队内部这些壁垒，以便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真正的手足情谊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更具凝聚力的作战力量，而无关某人的社会背景或他的军事职责及权力级别。因此，我们在《作战指挥》中读到了这些段落：

7．从某种意义上说，军官既是领导者又是教师。他不仅要了解部下，富有正义感，还必须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高尚的品德、严格的自律和高度的勇气赢得赞誉……

12．领导者必须和他们的部下同吃同睡，同生死共患难，分享他们的喜悦和悲伤。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切实掌握战斗力的真实状况，了解士兵们的需求。

最初的Das FuG和随后的《作战指挥》在重新定义德国陆军的社会景观方面取得巨大成功。F. W．冯·梅伦廷少将在二战后的经典著作《坦克战》中写道：

在威尼斯一家旅馆用餐时，我和司机同桌，这使意大利人深感惊异。一般来说，军官和士兵们是分开进餐的。但像这次这样，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共同执行一项任务，一同用餐是理所当然的。与1918年不同，我们对官兵一致的认识从未动摇过。甚至到1945年，德国陆军中也没有出现腐败的迹象。

第十四章装甲战车和第十五章空中力量，是《作战指挥》中最有趣的部分。这两章都引自Das FuG并加以更新，而Das FuG是《凡尔赛和约》明确限制德国拥有此类武器后撰写的。在对该手册的简介中，冯·泽克特证实了其中包含的内容：

这些条令基于一支军队的实力、军械和装备，适用于一支一流现代化军事力量，而不是目前根据和平条约组建的10万人的德国陆军。只有保持对我们现在被褫夺的战斗武器（空军、重型火炮、坦克等）的鲜活记忆，我们才能找到抗击拥有现代装备之敌的办法和手段。缺乏这些武器绝不能导致进攻时犹豫不决。

就连德军第一个装甲师组建、德国空军正式成立数年前出现的《作战指挥》一书也指出：“这本手册设想的是一支拥有巨大资源的军队中的实力、武器和装备。”德军最初的三个装甲师1935年秋季组建，但到1937年9月秋季大演习才全面投入使用。在此之前，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里那些未来的参谋人员仍在他们的演习中使用一个想象的装甲师结构（参见附录4）。1934年10月1日，希特勒下令秘密成立德国空军。待他1935年3月11日公开宣布德国空军的存在时，德国人已拥有1888架各种类型的飞机。从汉莎航空这家德国国家航空公司召回预备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后，德国空军几周内增加到2万名官兵。

《作战指挥》的撰写预料到新武器技术的出现。例如手册第783段指出，预计作战飞机之间会引入空对空无线电通信。但手册中的部分内容到1939年显然已过时。德国人的确已着手更新《作战指挥》。1938年1月，战争学院发布了更新后的手册草案，名为《战争指挥》（Kriegsführung）。这本新手册本来是德国人将三大军种的行动合并到一个全面学说中的首次尝试，但随着二战的爆发，相关工作陷入停顿，这份手册一直没有完成。想想《战争指挥》的最终版本会是什么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德国陆军奋战至1945年，使用的一直是《作战指挥》手册。

对德国陆军的普遍观点集中于他们作为进攻机动大师的声誉。但情况需要时，他们也能实施娴熟、顽强的防御。如前所述，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已发展出同现代战场防御相关的大部分概念。就像纳维所说的那样，作战指挥“反映出一种进攻和防御平衡的方式，将这二者视为战役机动的基本、互补形式”。二战期间的德军指挥官，特别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一次次实施熟练的防御。第564段和第566段列出的原则，读上去就像为1944年许特根森林战役所写的剧本，在那里，寡不敌众、装备不佳的守军在三个月内给美军造成近2.5万人伤亡。

当然，德国人的战术思想并未随着手册的出版而停滞不前。冯·梅伦廷在《坦克战》一书中指出，德国总参谋部1935年至1937年间就如何使用坦克的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时任总参谋长的贝克显然希望遵循法国的学说，将坦克的用途限制在近距离支援步兵方面。而维尔纳·冯·弗里奇和海因茨·古德里安则反对这种想法。古德里安在战后回忆录中把贝克说成是个极度保守的失败主义者，毫无战役理解力，当然，贝克当时已然殒命，无法为自己辩解了。另外，《作战指挥》第339段似乎表明步兵和坦克的行动得到协调，但并未合并。德国陆军中步兵与坦克真正的结合发生在1940年法国战役后，赫尔曼·巴尔克上校当时建议组建步兵—坦克混编部队。正如罗伯特·奇蒂诺教授指出的那样，贝克1933年出任总参谋长（当时称为部队局局长），第一个装甲师1935年组建。因此，古德里安声称自己就组建装甲师的事宜同贝克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这种说法看来纯属夸大其词。

炮兵也是《作战指挥》预料到未来发展的一个领域，但不太成功。手册中提及重型和远程低伸弹道火炮（参见第417段、第605段），尽管1934年的德国陆军并没有这种火炮。由于德军炮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毁灭性效力，《凡尔赛和约》第164款将魏玛防卫军的火炮数量限制在288门，口径不得大于105毫米。《作战指挥》手册收录了炮兵在一战期间的许多经验教训，例如以毒气作为反炮兵火力，以此压制敌方火炮（参见第358段）。另一方面，该手册拒绝预测（与观测截然不同）炮火（参见第338段），尽管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上校已在1918年的德军攻势中证实其有效性不容置疑。而1944年和1945年，美国陆军大力证明了这些炮火方位技术在机动作战中的有效性。

《作战指挥》预测到自行火炮的出现（参见第339段），但德军炮兵一直没能充分发展其潜力。持续存在的战术弱点使德国人在战场上付出高昂的代价。二战中的德军装甲师配有自行火炮，但直到1944年，他们的步兵师仍处于火力严重不足的状态，大部分火炮依靠马匹拖曳。德军严重依赖战术空中力量与坦克的结合，这种方案在波兰和法国战役期间行之有效，但在广袤的苏联境内却不尽如人意，德国空军在那里无法做到随时随地出现在战场上空。反观苏联红军，二战爆发时有6.7万门火炮，战争结束时编有约90个炮兵师和数个炮兵军。而1944年和1945年的西线，盟军先是取得空中优势，后又夺得制空权，导致德国人根本无法依靠火炮提供火力支援。

对德国人来说，战斗情报是个薄弱环节。虽说《作战指挥》强调了决策过程中情报的重要性，但也强调不确定性是战斗中的规则。指挥官们很少有正当理由等待完整或完美的情报，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参谋人员不得不考虑对手最危险的行动方案（参见第62段）。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和北约军事人员，决策过程中考虑的是对手最危险、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德军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对手最危险的行动方案，往往忽略对方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由于后者的威胁比前者更难预计，情报的作用因而在德国人的决策过程中遭到削弱。

后勤是德国军事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盲区。由于后勤补给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军队后勤体系方面的弱点给战争战役层级造成的问题远远大于战术层级。虽说德国人是使用铁路系统进行大规模部队调动的高手，但其后勤体系的许多其他因素并不健全。这使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作战指挥》的23章节中，有两个章节专用于解决后勤问题，但师级指挥部门负责相关事务的许多工作人员甚至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文职人员（Wehrmachtsbeamten）。哈伦·N.哈特尼斯上尉1935年至1937年作为美国交流军官在德国战争学院学习，他在发给美国陆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战争学院在战术教学方面，教员与学员的比例为1:20，补给方面为1:120，运输方面甚至降至1:240 。

总之，《作战指挥》不是个完美的学说体系。它几乎不太关注战争的政治和战略层级，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克劳塞维茨对这些维度的批判性分析。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军事体系中几乎完全看不到这种思想水平。他们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是，德国军官教育体系根本不是为培养诸如乔治·C．马歇尔、德怀特·E．艾森豪威尔、艾伦·F．布鲁克或科林·鲍威尔这种高级指挥官而设。因此，德国产生了像埃尔温·隆美尔这种卓越甚至辉煌的战地指挥官，但他们对宏伟的战略知之甚少。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和阿尔贝特·凯塞林是二战期间德军战地指挥官中明显的例外；而贝克的个人著作则表明，他非常清楚克劳塞维茨定义的政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尽管存在缺点，但《作战指挥》仍是当代遥遥领先的学说手册。其目的不是赋予德军指挥官如何赢得战斗的秘诀，而是旨在给予他们一套适用于复杂、独特战斗情况的智力工具。就像詹姆斯·科勒姆指出的那样，“学说”（Doktrin）这个词在德语中并不常见，使用这个词时，并不代表“正确行事方式”的意思，就像美国人倾向将其用于战术那样。评论德国战争学院培养未来总参军官的训练哲学时，哈特尼斯上尉写道：

得出的解决方案也许不够完美，或者说算不上最佳，可如果这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以手头现有手段加以执行，这就是个经得起战斗考验的方案，与其他或多或少在细节方面似乎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样值得称赞。决策的目标是得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战争中很少能得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哈特尼斯作为一名交流军官学员在德国战争学院学习1年后，阿尔伯特·C．魏德迈上尉（后来成为中将）更为简洁地指出：“充满勇气、大胆、果断性的不完善计划或决策，强过陷入不确定性的完美计划。”

虽然《作战指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已存在10年，但仍包含许多种子，使一些德国最伟大的指挥官得以在战场上创新。例如，许多人认为以88毫米高射炮打坦克这种极为成功的权宜之策，是隆美尔在北非对付英国人期间创造的。此举确实令英军深感意外，但在7年前，《战地指挥》手册已明确指出：

812．防空武器用于地面行动会降低其主要作用的效力，应限于特殊情况。这种用途仅适用于作为防御火力打击近距离内的战车。

《作战指挥》并不是一本关于参谋人员行事和程序的手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拥有出色组织、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虽然《作战指挥》附录1和附录2简要地介绍了作战报告的格式和态势图、战时日志的维护，但这些程序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一本完全不同的手册—《总参战时勤务手册》（H. Dv.92, Handbuch für den Generalstabsdienst im Kriege），它相当于美国陆军的FM 101-5, “参谋组织和程序”。

当然，《作战指挥》和Das FuG不是德国陆军仅有的作战手册。它们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顶点”学说手册。Das FuG 1921年出版后不久，德国陆军发布了一系列更加详细的战术手册，面向具体兵种和小股部队的作战行动。这些手册包括《步兵训练条令》（Ausbildungsvorschrift für die Infantrie）、《炮兵训练条令》（Ausbildungsvorschrift für die Artillerie）、《野战防御工事条令》（Feldbefestigungsvorschriften）、《魏玛防卫军中的通信勤务》（Der Nachrichtendienst im Reichsheer），以及《步兵班的训练》（Ausbildung der Schützengruppe）。其中许多手册不止一卷，仅《步兵训练条令》就多达五册。

这本手册存在期间和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美国陆军情报部20世纪30年代末将其译成英文后，《作战指挥》极大地影响了1940和1944年版FM 100-5。1940年版FM 100-5以一种非常类似的方式编写，作者甚至引用了《作战指挥》中一些完整的句子。虽说两本手册中的许多基本概念相同，但FM 100-5往往与《作战指挥》的精髓相距甚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人继续认真关注德国军事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陆军驻欧部队（USAREUR）历史处委托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和一批前德军将领及总参军官分析美国陆军1949年版FM 100-5。哈尔德团队以155个打印页对这本战地手册做出详细的逐段分析。这份报告的前三章是对FM 100-5的总体评估。虽然哈尔德和他的团队理应探讨美军战地手册，但他们实际上扩展了《作战指挥》，并提供了对该手册所蕴含思想的深入认识。

冷战期间，伴随着漫长的核阴影，以及越战时期的低强度、非常规战争，西方国家关于大规模常规军事行动的想法有所衰退。在越南遭受令人震惊的失败后，传统军事思想进入美国军队的复兴期。德国的许多经典概念，包括《作战指挥》中受到重视或被忽略的那些观点，纷纷出现在1984年、1986年、1993年版的FM 100-5中。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维度和战争战役层级的概念，以及决定性打击点和重心（Schwerpunkt）观点。另外还包括《作战指挥》手册中关于指挥官意图（Absicht）、主动性、独立思考的领导者及任务型命令的概念。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这段时期的教材甚至使用了Auftragstaktik一词。但许多美军指挥官更喜欢谈论Auftragstaktik，而不是推行这个理念。虽然德国人早在1935年11月便已解密《作战指挥》第一部分，而美国人直到1957年2月才解除该手册第一部分英译本的机密级。它被称作第14507号报告，以打印版的形式收藏在美国的一些军事历史图书馆。而出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该手册的第二部分直到2000年年底仍被列为保密级。

可以说《，作战指挥》为希特勒军队在二战前半期赢得的胜利提供了学说基础。该手册的主要作者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中最重要的军方人物，可谓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贝克1938年辞去陆军总参谋长一职，以此抗议希特勒的侵略战争计划。他作为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事件的关键领导者，政变失败后旋即被捕。在有可能被送上法庭审判前，贝克自杀身亡。

戴维·T．泽贝茨基、布鲁斯·康德尔

33．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Book VIII, Chapter 4, pp. 595-597.

陆军总司令

参照：TANr.3000/33T41933年10月17日

《作战指挥》（Truppenführung）包含指挥、战地勤务和战争中联合作战的基本原则。

这本手册设想的是一支拥有巨大资源的军队中的实力、武器和装备。

就这本手册而言，适用于部队的训练和使用，必须考虑到和平时期的情况、法律和国际条约造成的限制。

对本手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必须经我本人批准。

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