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有几个关键要素：装备、领导力、训练和学说。这些要素中，军事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最关注的是装备（武器）和领导力。训练固然重要，但很少加以详细探讨。军事学说这个要素得到的关注大于训练，但并未达到其应有的重要度。这一直是研究军事行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关于战争中战役和战术学说重要性引人瞩目的证据。二战前半期，德国军队横扫欧洲，穿过波兰、法国、挪威、低地国家、巴尔干、北非，并以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战役胜利深入苏联腹地。战争后半期，虽说德国国防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最终功败垂成，但德国陆军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多次展现出强大的战术和战役能力。尽管其效忠的政权具有邪恶的本质，但必须承认，一对一的情况下，二战中的德国陆军可谓有史以来最具效力的战斗力量之一。

德国陆军之所以成为二战期间一支强大、高效的力量，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优秀的战术（战役）学说。1940年的战役和法国仅6周便告败的事实，为研究军事学说的重要性提供了机会。1940年战役后的若干年里，德国的胜利往往被解释为他们投入大量坦克、机械化力量和战机来对付一个受缚于马其诺防线和防御战略的对手。但我们现在知道，就兵力和武器数量而言，1940年的德国国防军几乎不占什么优势。实际上，具有优势的往往是联军。1940年，英法联军投入的师同德国人一样多。法国军队在坦克数量和质量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炮兵优势比达到二比一。而在空中，德国空军可用战机的数量和质量仅比英国和法国略有优势。简言之，交战双方1940年的军力可谓旗鼓相当，德国人并不具备1914年他们的攻势在马恩河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所阻时明显享有的力量优势。

德国军队1940年和二战前半期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合理的解释是一种优越的军事学说。他们掌握一种采用诸兵种合成和机动作战有效、切合实际的学说，这使他们与对手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英国和法国的作战学说更适合1918年，而非1940年的情况。从法国到北非再到苏联，面对实力强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对手，德国人展示出一种有效学说的价值。在战场上学到一些痛苦的教训后，英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修改了自己的战术（战役）学说，看上去同德国人的军事学说极为类似，这一点不足为奇。从1942年起，德国人的优势逐渐遭到侵蚀，盟军采用卓有成效的战术和战役学说击败并打垮了德国国防军。

《作战指挥》（Truppenführung），撰写于1933年，是军事史上最重要的学说表述之一。从出版伊始到二战结束，《作战指挥》一直是德国陆军战术思想和战役实施的主要指导方针。总的说来，这是一份非凡的文献。它是对德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岁月里制定的现代机动作战概念的有效阐述。不过，在阐述最终在1939—1942年一系列闪电战中得以体现的机动作战概念的同时，这份条令也有相当一部分篇幅致力于分析防御作战。描述出色军事领导力特征和要求的开篇章节，可以单独作为指导军官的一份经典文件。

正如编辑和译者指出的那样，《作战指挥》并不是一份真正的革命性文件。它以克劳塞维茨、毛奇、泽克特的传统为本，借此表述德国从事战争的方式，其本质是德国传统中最佳战役和战术思想的综合体。《作战指挥》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武器（例如坦克、卡车、装甲车、飞机）有效纳入德国机动作战和战术灵活性的传统。

又如编辑们还指出的那样，《作战指挥》的某些章节面世后不久便被武器和战术的发展所取代。《作战指挥》提及坦克和坦克旅，但没有探讨1935年后才出现的装甲师。不过，装甲师不仅仅是一股坦克力量，其效力得益于作为一股配置均衡的诸兵种合成部队投入战斗。使用合成军兵种是作战指挥和德国军事学说的核心原则之一。

德国军事学说的优势之一是该学说创建及修改的过程。这种学说并非源自个人天分，而是总参谋部内广泛辩论与讨论的产物，是利用战争和演习经验测试其学说概念的一种政策。军事学说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总参谋部和军方领导完全可以在必要时抛弃或修改《作战指挥》的部分内容。例如，《作战指挥》撰写关于骑兵师的概念时，混编骑兵和摩托化部队是各强国军事学说的标准做法。但德国陆军1932年年末和1933年年初在一系列师级演习中测试了合并骑兵或摩托化部队的学说概念。这种概念在纸面上看似强大，但事实证明并不可取。骑兵根本无法跟上摩托化部队，而克服不同兵种间的后勤和协同问题也很困难。面对这种情况，骑兵们积极接受了摩托化，开始改编成摩托化（机械化）师。《作战指挥》条令中描述的骑兵行动已然过时。这说明德国人会测试并抛弃那些存有缺陷的战术和战役概念，而当时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法国陆军，却没有在现实情况下检验其军事学说。法国陆军1940年投入几个骑兵和摩托化混成师，而德国人早在1932年便已发现这种编制的缺点。

将《作战指挥》置于德国军事传统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了解作战指挥和德国战争方式的优缺点。德国军事领导人虽然在战争的战术和战役层面表现出色，但事实却证明，他们对战略的掌握很拙劣。显然，冯·毛奇伯爵去世后的若干年里，克劳塞维茨的某些东西并未被德国总参谋部继承。

对美国军方而言，《作战指挥》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一份颇具影响的文献。美国陆军1941年推出的作战学说，大部分内容直接引自《作战指挥》。二战后的许多军事学说也深受德军在二战中的经历及德国机动作战传统的影响。美国陆军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并推出的空地一体战战役学说中，修改后的德国军事传统同样发挥了核心作用。

军事学说是军队在战场上赢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1940年是这样，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面对实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军队时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能仅仅归功于优异的武器装备。美军空地一体战学说主要基于德国的军事传统，同这场一边倒的战场胜利有很大关系。15年来，美国陆军一直在刻苦训练，准备以高度灵活的机动战学说同苏军交锋。但他们没有对苏联开战，而是以其机动战学说对付伊拉克军队，对方据守着强大的防御阵地，接受过防御训练并遵循一种严格的防御学说。美军基于诸兵种合成和快速机动的计划执行得异乎顺利，仅用四天便将伊拉克军队歼灭殆尽，自身伤亡寥寥无几。

如从多个方面看，《作战指挥》就像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是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这本书于70多年前写就，但其关于作战、领导乃至战术的性质方面的许多内容，时至今日依然有效。作战学说作为战场胜利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在这70年里并未下降，甚至有所加强。虽然武器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战和战争战役层级的性质没有改变。的确出现了各种新技术，可战场上依然存在迷雾和摩擦。指挥官们仍必须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在备受压力、混乱迷惑的情况下执行任务。用于赢得胜利的火力与机动之间仍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指挥官的目标依然是歼灭敌武装力量。合成兵种仍是战术的基础，能够最有效地使用麾下部队的指挥官将赢得胜利。《作战指挥：二战德国陆军实战指南》提供了关于战役和战术性质的一些真知灼见，我向军官和军士们强烈推荐这部著作。

詹姆斯·S．科勒姆

美国空军高级空中力量研究学院比较军事学教授

美国陆军预备役中校

没有什么比遵循突如其来的灵感（无论这些灵感看上去多么智慧，多么杰出），而不探寻其合乎逻辑的结论，或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目的是多么真诚）更危险的事情了。我们需要军官们有条不紊地遵循逻辑论证的路径，以训练有素的智慧、足够强大的性格和勇气执行智力的要求，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路德维希·贝克将军

摘自他1935年10月10日在战争学院125周年院庆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