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可持续发展

2.2.1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来源

可持续发展思想可追溯到18世纪末，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类倾向于过度繁殖，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达尔文也从生物进化的角度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Meadows （1984）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只有人类自身对增长进行限制，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采纳“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接受。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但环境恶化与资源耗竭的速度也令人痛心。我国能耗系数是发达国家的4～8倍，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均居世界前列。资源与环境问题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中共十八大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2.2 可持续发展的度量

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纳入资源与环境的影响进行思考，探索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模式，文献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是将科技进步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并将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二是将资源与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将环境与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评价涉及众多因素，其中人口是中心，经济是基础，环境是前提。

从研究方法上讲，一些文献使用CGE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有文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环境与能源问题，或者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性分解方法来分析环境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

当然，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首先得定义可持续性的准确含义并进行度量。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和度量可持续发展，比如从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维度来进行定义，并使用不同模型来度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涉及资源配置、技术进步、节能减排、收入分配、公平和制度等众多指标。

一种思路是使用“绿色GDP”替代传统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与经济状况的真实发展与变化。我国也于2004年尝试编制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表，试图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

Moldan（1997）讨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联合国也于2001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也发布了多个衡量指标，比如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内生产指标、可持续发展福利指标等。这跟广义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一样，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而被广为接纳。

很多文献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根据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来判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认为以要素扩张型为主的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只有生产率不断得到改善的集约型增长才是可持续的（Solow, 1957; Krugman, 1994; Young, 1995）。林毅夫（Lin, 2004）认为技术进步是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指标，并基于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判断，他断言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仍然可以保持年均8%的高速增长。这样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度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指标，跟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狭义指标一样。

但传统可持续性度量方法长期以来很少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背离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是由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担忧而催生的这样一个现实。我国在1997年《京都协议书》签订之前就已开始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着手关闭了大量的小煤矿、小火电等企业，淘汰水泥、钢铁等行业的落后产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国的能耗和排放增长得到了显著抑制，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也持续下降。但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单位GDP能耗20%，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研究能源和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陈诗一（2009）把能源和环境维度引入可持续发展分析中，通过一个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进行生产率度量和绿色增长核算，从高能耗、高碳排放对中国工业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认为从投入要素的增长贡献来看，能源和资本是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劳动贡献份额较低，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李俊、徐晋涛（2009）用非参方法计算考虑环境污染变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此方法对省级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跟常规方法差异很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用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