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经济增长质量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较少。对经济增长数量的过度重视和追求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才有明显改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是近年来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一个热门的话题。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表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关注民生”。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讨论焦点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握经济格局”。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研究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后提出以下观点：我国经济增长应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但投资必须是有效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强调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的有效性。

经济增长研究的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问题，比如从经济结构优化的角度、从经济波动的角度、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从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等等。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从全国整体范围看正进入新的加速发展的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消费对经济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资源和环境构成了对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的强约束，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总之，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过程，需要探索一条速度与效益并重的经济发展道路。

2.1.1 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生产投入要素在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提高，各种生产投入要素数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贡献中量的部分，而生产率提高则是经济增长贡献中质的部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通常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质量：狭义上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广义上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广义的价值判断角度看，温诺·托马斯等人（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补充，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以下关键性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机会的分配、风险管理以及治理结构等。Barro（2002）则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法律和秩序发展的程度以及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刘树成（2007）也从广义的角度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

王玉梅（2006）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应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结构、产品质量、资源环境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李俊霖（2007）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充分性、稳定性、创新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分享性七个方面。程春霞（2009）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胡艺、陈继勇（2010）围绕GDP设立评价指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能源消耗、环境压力、平衡性和平稳性五个方面对中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实证对比分析。钞小静等（2009, 201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界定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内容。翁媛媛、高汝熹（2011）从经济高增长模式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投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国民收入分配和支出分配四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刘有章等（2011）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理论的“3R”原则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四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我国2000—2008年经济增长质量。毛其淋（2012）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有效性、持续性、稳定性和分享性五个评价维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78—2009年中国国家和省级经济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

从以上文献介绍中可以看出，广义角度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同研究者选择的维度和指标是不同的，得到的研究结果也不一样，学者们并不容易达成共识。这给其使用、比较和对比评价带来困难。

近年来随着各种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不断凸显，经济增长质量分析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经济结构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经济结构可以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内容，因而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综合考察经济增长的结构。对中国经济结构而言，还存在自身的特殊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所有制结构等。当然经济增长的结构集中反映在产业结构上。

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在产业结构层面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学者很多（郭克莎，1999；刘伟、李绍荣，2002；石磊、高帆，2006；邵宜航、刘雅南，2007；等等），也有学者从投资消费结构角度研究中国投资和消费的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李斌，2004；周华林，2005；贺铿，2006），还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认为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影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刘伟、李绍荣，2001；杨天宇、袁江，2005）。

2.1.2 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方法

从狭义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有对应的两种方法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广义经济增长质量通常用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度量，这将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构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选择，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二是各选择指标的合成。目前研究文献对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一般是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的，通常采用的测度方法包括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等。相对指数法将一系列指标变成可比的指数形式，然后进行简单加总或加权加总来评价，如果采用简单算术平均就意味着各分类指标是等权重的，如果认为各分类指标应该有不同的权重，则采用加权加总的方法。相对指数法的缺陷是未考虑到各分项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赵英才 等，2006）。层次分析法根据研究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主观认识进行权重赋值，然后再进行加权平均，其困难之处在于权重的合理设定。而熵值法通过熵值来确定各分类指标加权平均的权重，其好处在于权重赋值是客观的，但它不能很好地反映各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方法相比，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来确定权重结构，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随意性（彭德芬，2002；刘海英、张纯洪，2006）。因子分析法的不足在于其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只能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刘海英、张纯洪，2006）；主成分分析法能够获得构成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

广义经济增长质量通过多指标综合而成，其最大缺陷在于不同研究者选择的指标不同，得到的研究结果也不同。尽管每个研究者可能都认为自己选择的指标更为合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达成共识，这导致不同学者间的研究结果无法进行对比。因而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选择狭义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经济增长质量，其含义明确，便于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也很多，比如代数指数法、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以及潜在产出法等，其中潜在产出法又分为随机前沿分析法与数据包络分析法。后面一章会专门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常用测度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曾经存在一个上升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胡鞍钢、郑京海，2004）。李京文、钟学义（1998）测算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3.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23%。而刘遵义（1997）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5%。克鲁格曼（Krugman, 1999）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属于靠投入拉动的数量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与其提出的“东亚无奇迹”观点一致，中国经济增长也无奇迹。郑丽琳、朱启贵（2013）研究也发现1995—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十分有限。

全要素生产率能否作为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合适指标，文献中也存在其他观点。比如郑玉歆（2007）认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用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时，由于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影响以及数据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此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