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国内大学文化研究现状

一、大学文化研究的发端

中国的大学历史只有百余年，在早期并没有人专门给“大学文化”下定义。教育家们如蔡元培、梅贻琦等人深受西方教育理念的濡染，对大学文化的认识也就延续了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国参照西方的大学制度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大学制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梅贻琦等大学校长基于对大学理念、大学文化和大学思想的深刻认识，提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1912年，蔡元培校长提出大学是教授高深学问的机构，并且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由此可见，蔡元培校长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依循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对通才教育的崇尚，其通才教育思想到今天发展为被国内大学所广泛重视的通识教育。通才教育与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成为梅贻琦校长的主要教育思想。依作者看来，梅贻琦校长是在人本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其教育思想的，绽放着人性的光芒。张伯苓在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时，提出了“育才救国”的教育思想，将其作为大学的办学宗旨，他提出允公允能、四育并重的主张，更突出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依作者看来，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思想具有政治论的哲学基础。

对大学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竺可桢、潘光旦与孟承宪等大学校长也有着深刻认识，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主要文献包括《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回顾与反省》《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等多部著作。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内外交困，胡适、蒋梦麟、竺可桢、潘光旦、孟承宪等大学校长们的教育思想包含着欲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思想自由、救亡图存、兼容并包等教育理念一时间风起云涌，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研究的开端。

从于1949年起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与历史原因，中国大学文化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二、大学文化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促使大学文化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研究专著、论文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在教育部的提倡和鼓励下，中国的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把研究侧重点着眼于学生的通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撰写了一系列专著与论文。在1999年召开的“通识教育与大学文化发展——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成为研究的热点。

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发表的文章指出研究型大学将成为未来理想的大学类型，并且一定会为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但这种大学也有弊端，主要表现为“大学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割裂，大学的三项职能相互割裂（重科研轻教学），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割裂，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相割裂，学科之间相互割裂，教师与学生相割裂”。(8)对于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王英杰教授认为二者的紧密结合是必由之路。

一些高校的在读博士把他们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指向了大学文化相关研究，如肖海涛博士撰写的《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韩延明博士撰写的《大学理念探析》和阎光才博士撰写的《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等。另外，《找回大学精神》这部大学文化研究专著，是云南大学教师董云川的著作。这些学术理论著作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大学文化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集团军式的高峰突进，不仅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内容越发充实，探究日益深入，理论基础也更加扎实，对历史的梳理、中外的比较都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王冀生先生较早涉足这个领域，2002年他的《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出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大学文化的专著。王冀生先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思维，在书中对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大学精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搭建起了大学文化学的理论框架，《现代大学文化学》被业界普遍认为是现代大学文化学的研究起点。但不足的是，在大学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特质、学科价值与学科方法等层面，《现代大学文化学》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2002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中心的成立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大学文化研究中来。

关于大学文化研究这个主题，作者在中国知网按照引用率从高到低下载并研究分析了105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

一是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这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这些理论研究涉及大学文化的相关概念，研究大学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内涵、主要特点以及功能效果，学者们重点涉及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内涵，如蔡汉军在《黑龙江高教研究》发表的《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建设路径》、王冀生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大学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是关于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这类文章主要涉及如何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如大学文化建设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凝练大学文化、总结大学文化问题，大学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如何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深入研究等，如文君、陈海燕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大学文化的培育与创新》、赵存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表的《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建设》。

三是借鉴西方大学文化成果与中国作比较。学者们或是借鉴西方大学的大学教育理念为中国的大学文化建设开药方，或是对一些世界著名大学进行个案分析，以期对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给出解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充分认识中外大学文化的特点，取长补短，从而建设好中国的大学文化大有裨益，如方耀楣在《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大学文化氛围的东西方比较》、王英杰在《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

四是对大学文化的某一构成部分做深入研究。比如对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或是物质文化做深入细致的解剖分析，其中对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最多，如卢晓中在《教育研究》发表的《大学精神文化刍议》、仇中海在《中国高教研究》发表的《论大学物质文化的特性》。

当前，一些研究大学文化的专著也不断涌现，如傅林的《世纪回眸——中国大学文化研究》、罗崇敏的《大学修养观》等。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丛书”收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等国内有影响的十余所大学文化的著作，如杨河等编写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胡显章等的《世纪清华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等。目前的大学文化研究风起云涌，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问题视角、内涵内容等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者们对大学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概括来说，中国的大学文化研究从零开始，发展迅速。大学文化研究涉及概念、内涵、功能、特征、国外经验、应用对策等，理论和实践水平兼具。目前的欠缺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内目前对大学文化基本概念和内涵的研究众说纷纭。例如，一些学者就认为大学文化研究就是总结其特征，提出其规律，研究其范畴，表达其看法，提出其观点，并没有触及大学文化的明确、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

二是许多研究者对大学文化的认识比较笼统，边界不清，他们的研究包罗万象，认为大学内的一切都可以看成是文化。外延越大，内涵越少。这样缺乏针对性、指向性的研究，只能导致大而无当，不能解决人们观念与实践中的问题。

三是国内学者研究的方法论单一，研究视角狭窄。很多学者的文章主要单纯地论述大学教育、大学历史、大学理念，没有打开视野，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视角来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大学文化。一些研究还犯了一个通病：不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研究大学文化，而认为从大学的诞生之日起，大学文化的内容、形式、特点、架构就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文章把大学文化仅仅当作是一所大学仅有的东西，忽视了大学文化的共性特征，还有些文章把大学文化当作所有大学共有的东西而忽视了大学文化的个性特征，学者研究的主观性过强。

四是学者们对有关大学文化的实践研究不足，尤其是个案研究不足。同时，作为文化研究独具特色的个案研究方法没有得到重视与关注，没有被学者们广泛运用到形式各具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大学文化研究实践中。一些个案研究也是仅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一些名校，而数量庞大的地方大学、应用型本科院校则少有人问津。

大学文化的研究具有研究的永恒价值，是研究大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学文化也是推动中国大学不断进步发展的原动力，大学文化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我们应当梳理好已有的研究成果，厘清对大学文化研究的模糊认识，不断深化大学研究，为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