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日軍佔領香港初期，香港經濟活動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無論是輕工業、百貨業、漁農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雖然局勢穩定以後，上述各個行業都得以恢復運作，尤其是漁農業的生產受到日治政府格外重視，希望香港能夠做到「自給自足」的狀態，但效果始終不理想，不同行業都是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下去經營。為謀生計，不少普羅市民以至商人紛紛加入故衣行業，通過買賣舊衣服以賺取生活費用或些微的利潤，令故衣業得以在日佔時期異軍突起。
註釋
[1] 劉蜀永：〈戰前工業的崛起〉，載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頁105、128。
[2] 見《香島日報》，1944年3月4日，〈爛襪有價·小販沿街叫賣·每對二三十錢〉條。
[3]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177。
[4] 見《香島日報》，1942年8月20日，〈五金屬業今昔談〉條。
[5] 周家建：〈日佔時期的經濟〉，載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頁153。
[6] 見《華僑日報》，1942年7月20日，〈中華百貨公司〉廣告。另見《香島日報》，1944年3月4日，〈明日·星期日〉條。
[7] "Wing Fong." Hongkong News, 25 December, 1942.
[8] 按：東明治通即皇后大道東。
[9] 見《華僑日報》，1942年12月7日，〈大東亞戰爭寫真展覽·觀眾擠擁〉條；1942年12月23日，〈寫真展覽會歸來〉條。
[10] 按：西明治通即皇后大道西。
[11] 見《香島日報》，1943年1月13日，〈香港新興事業，故衣店〉條。
[12] 見《香島日報》，1943年3月23日，〈故衣〉條。
[13] 見《香島日報》，1943年1月13日，〈香港新興事業，故衣店〉條。
[14] 見《香島日報》，1943年1月5日，〈故衣業〉條。
[15] 見《香島日報》，1943年2月18日，〈農曆新年後，故衣業益形冷淡〉條。
[16] 吳楚帆：《吳楚帆自傳》（香港：偉青書店，1956年），上冊，頁121。
[17]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卷二〈1941-49〉，頁105、109。
[18] 周家建：〈日佔時期的經濟〉，載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頁156。
[19] 見《香島日報》，1943年1月27日，〈各地鹹魚出產·逐漸集中批發〉條。
[20]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頁293。
[21] 見《香島日報》，1943年1月25日，〈新界行（一）〉條。
[22]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頁291。
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由「日本水產株式會社香港支店會計係」簽發給「香港鹽魚欄組合」的「領收證」。日佔時期，除部份日本企業在香港設立分行外，日治政府亦在香港施行「組合制」，將個別業界內的企業，以「組合」形式設立商會來統籌生產和買賣。
停泊於筲箕灣海旁的「戎克」（即大帆船）。日佔時期，政府施行「組合公賣制度」，「筲箕灣戎克漁業組合」因此成立，漁船的出海物資，如燃料、桐油、鹽等，皆由其負責提供。
日佔時期的長洲是香港與澳門之間貨運的中轉站，大量水客經此島嶼往返兩地。此外，長洲與鄰近島嶼的聯繫亦非常緊密，大嶼山及坪洲都非常依賴長洲供應食品。圖中右邊見到停泊了大批漁船。
由「香港占領地總督」磯谷廉介簽發的編號「六○四八」的營業證明書，內容詳列店舖地址、經營者姓名，以及業務種類。
營業證明書的背面，可供寫下調查備註。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刊登於報章的「惟他可」藥品廣告。「惟他可」是由香港新亞藥廠生產。
一九四二年刊登於報章的瑞興百貨公司廣告。日佔初期，各大華資百貨公司已紛紛恢復營業，而日資百貨亦相繼在香港成立分店。
日佔時期的「營業狀況調書」，登記事項包括經營者的姓名、籍貫、住址、出生日期、業務種類及公司架構。
日佔時期的「物資搬入許可願」。因處於戰時狀態，日治政府對物資進出口有所限制，因此施行嚴密監控，表格上須清楚列明申請人的姓名、地址、國籍、電話號碼、商店名稱、物資種類及價格。此外，亦須登記物資搬運的日期、目的、方法，繳款方法，以及場所。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簽發的南華宴梳有限公司股息單。該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是香港早期華資保險公司之一，創辦人是著名紳商鄧志昂。
一九四三年刊登於《香島日報》的「安的亞平」藥品廣告。廣告中「戒烟專藥」的「烟」是指鴉片。
儘管市面蕭條，不少市民三餐不繼，但香煙仍是十分暢旺的消費品。圖為「香港煙草廠」的工人正在生產香煙。
日佔時期，政府為求有效地控制經濟發展，以公賣制度來控制批發和零售。圖中是一間名為「柏記」的指定香煙小賣商店。
街頭擺賣的路邊攤檔在日佔時期非常普遍。
一九四三年刊登於報章的「二友牙膏」廣告。日佔初期，部份輕工業已局部恢復生產。
一九四三年刊登於《香島日報》的「復興油梘」廣告。
編號「0402」的木匠總工會會員繳交月費收據。繳費日期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簽發的編號「256」的遺失印鑑證明書。遺失證明需要有兩名擔保人及在報章上刊登「遺失聲明」，並且要繳納印花作為憑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簽發的編號「316」的先施有限公司股票遺失證明書，內容是確定股票持有人持有的股票因遺失而失效。持有人須在報章上刊登「遺失聲明」，聲明該遺失的票摺作廢。股票遺失證明書亦要根據〈印花稅令〉規定，繳納印花。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利啟記的發貨單，貨品是手針秤一把，單內更註明顧客是「將爛秤換新秤」。根據〈印花稅令〉，此單因屬營業上之款項收單，因此須繳納十錢印花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由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有限公司簽發的「保管箱租費收據」，一年的租用費是一百六十元軍票。收據發出後兩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簽發的英昌行單據，單據上仍然蓋有「軍票」字樣。戰後初期，由於物資短缺，一些日佔時期的印刷品，依舊仍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