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司马迁、班固之宗师孔子

北魏史家李彪说：“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这就是说，孔子、左丘明，是中国史家的开山祖，他们的业绩，将与日月齐明，永远是后世史家的指路明灯，而马、班则是师承他们（尤其是孔子）的私淑的最佳弟子。所以善言史法的名史家刘知幾著《史通》，第一章《六家》，便以《尚书》《春秋》为史家的开体，总领群史，尊奉孔子为祖师；刘恕撰《通鉴外纪》，又说“历代国史，其法出于《春秋》《尚书》”（《自序》）。总之，“《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孔子则是史家的祖师。

司马迁史裁绝业，独步千古。然而“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如沿流探源，则《史记》的发凡起例，名理旷论，皆是师承孔子之所删订的《尚书》、述作的《春秋》而来的。须知“孔子是述作设教之圣”（《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史迁又当仁不让，而以孔子的“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的述作相比拟（《史记·太史公自序》）。章学诚因之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明，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这就可见史迁的史学是来自孔子，不论是他自己，还是章学诚，都是说法如一的。至于班固，又何尝不是一样呢？兹且试述于下：

（一）《史记》《汉书》是师承孔子撰成的

学术是逐步向前推进的，后人的说法，是较前人更细密，更完备的。南宋郑樵，虽是一位善于阐发“会通”之义的史学名家，但只说了“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唯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通志总序》）。但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则更说了“《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迄平王（《尚书》记周事，虽然迄于秦穆，但《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这就是说，孔子删定《尚书》，即成了一部上自唐、虞，下至东周的通史；左氏作传，又辑上古以来的辞命，征上古以来的典实而辅翼之，从而体圆用神。史迁师承前者之意，撰成了通史体裁的《史记》；班固宗仰后者的主旨，修成了断代史的《汉书》。

再说，“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史通》卷二《列传》）。是《史》《汉》的本纪，实源于《春秋经》，列传则始于《左氏传》。“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史通》卷二《二体》），本纪以诠岁时，列传以管行事，两两相行，不可偏任而废其一，所有“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终始发明耳”（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信乎，孔子、左氏，史法的宗祖；马、班以及其他史家，皆宗仰其学之私淑弟子呀。

（二）《史记·自序》《汉书·叙传》都是渊源于孔子为《书》、为《易》卦作序的

刘知幾说，孔子删《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言其作意”。是孔子纂定《尚书》百篇，曾条其篇目，撮其意旨，使后人易于领悟其笔削大凡、篇章之次第。

孔颖达说，孔子以“文王既繇（音胄，通籀，卦兆的占辞）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其理不见，故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周易正义》）。姚鼐又说：“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括论其本原，广大其义。”（《古文辞类纂序》）是知解说六十四卦之《十翼》，皆孔子阐明其义旨，其赞《易》之功，也就正在于此。

从而史迁、班固，师承孔子，《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以发明其述作之意旨，篇目之先后。所以卢文弨说：“《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龙城札记》）

（三）《史记》诸表之详今略古，是师承孔子之次《春秋》、序《尚书》的

撰述史书，远的不可详，近的不可略。故孔子次《春秋》，记元年，正时日月；序《尚书》，则略而无年。史迁著《史记》，因师其意。三代远，远则略，故作世表；十二诸侯、六国，既不远，又不近，故作年表；秦汉之际最近，最近则最详，故作月表。总之，能详应详的详，难详宜略的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显得格外妥帖允当。“详今略古”的法则，岂但为史迁所遵循，已成了后代所有史家修史的准则了。

（四）不作褒贬的论赞而纪外事的史论

孔子作《春秋》，据事直书，其义旨寓于一字之褒贬，而不再作论赞。以故史迁《史记》所有“太史公曰”，并非什么褒贬之辞而皆史外的事；《汉书》班彪所撰元、成二帝之赞，班固自著的《扬雄传》赞，无非都是别纪所出，而非蛇下添足、颊上增毛的赘辞，是皆学孔子深入其室而明其意旨之所在的。

（五）删润典章以入《史》《汉》，是师法左氏受孔子之命以传《春秋》的

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孔子名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而寓于一字之褒贬。以故“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篇”（《文史通义·书教上》），而命左氏为之作传，则宰孔命齐侯（《左传·僖公九年》）、王子虎命晋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训诰之文，都所采入。从而师道相传，“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从《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文史通义·书教上》）。是马、班修史，乃以史之小者；师法孔、左，史之大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