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产业对接的实现包括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两个相互联系的双向环节。目前，对产业对接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产业转移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对接实际上是产业转移)。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众多较为著名的产业转移理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也越来越融入到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这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外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从经济动因、客体深化、转移模式、转移效应、战略选择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产业转移的问题。
一 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
国外学者在20世纪中后期对于国际或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有较多研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84)认为，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导致非熟练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他仅仅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对其他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没有作出解释。赤松要(K Akamatus，1943)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弗农(Raymond Vemon，1996)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转移现象。小岛清(Kiyoshi Kojima，1991)从比较优势角度来分析国际产业转移，认为转移国向海外转移的应是自己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在承接国却又具有比较优势，这样发生的产业转移对转移国和承接国都具有好处。邓宁(John Dunning，1988)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利用O－L－I模型来分析区际产业转移问题，认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和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优势是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克鲁格曼(Paul Kurgman，1990)从地理区位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际产业转移，主要考察了运输成本对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影响。此外，威尔斯(Wells，1983)、拉奥(Lall，1983)、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Cantwell，Tolention，1990)等研究了落后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动因问题。
我国学者卢根鑫(1994)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间存在的产品技术构成相似与价值构成相似的重合产业，使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谭介辉(1998)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导致了产业级差，进而推动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
陈建军(1998)认为发展上的差距和文化上的相近是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相对活跃的主要原因。
汪斌(2001)从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包括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技术与信息的跨国传递、跨国公司和经济周期)对东亚区域内产业转移进行分析，并认为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战后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
徐向红等(2004)分析了山东省承接美国中小企业产业转移的优势与制约因素，认为造成美国中小企业产业之间转移的动因包括:生产管理成本不断上涨，正常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与转移出去的大公司有较强的依赖性;美国经济进入加快转型期，许多中小企业面对“自然淘汰”的形势。
李国平、杨开忠(2000)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料与数据，认为外商进行产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影响，要素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对变化是决定外来企业在华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认为投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转移以及中国国内的地区间产业与地域政策的变化也是其产业和空间转移的重要因素。
余慧倩(2007)认为产业势差(又称“产业势能差”，是指同一产业的发展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的变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科技进步是产业势能变化的物质基础，企业的逐利性是推动产业在国际之间转移最直接的动力和诱发因素。
杨丹辉(2006)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企业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包括:第一，国际产业转移是单向而有梯度的;第二，国际产业转移一般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第三，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第四，国际转移的通常是已标准化的技术和产品，或是在转移国已经成熟或趋于衰退的产业;第五，国际产业转移的最终结果是完成转移国与承接国的产业升级。
陈琦(2010)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是获取竞争优势，是跨国公司在要素市场不完全和不同国家制度安排差异的条件下，根据各国要素丰裕度和制度供给状况，将价值创造环节选择在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完成，以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的战略行为。
郑华章、徐晨阳(2012)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有五个方面:企业具有的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利益最大化动机是国际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本原因;产业转出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对外转移产业的需求;产业移入国发展本国经济的内在需要;国际经济大环境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政策因素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推手。
傅强、魏琪(2013)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与特征，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深化，而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深化主导了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其发生的推动力包括:第一，国家产业传略调整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跨国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硬件条件。
(二)国内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
王先庆(1998)认为，产业转移是衰退产业实现退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发生产业转移的动因有两个:一是不同地区间存在的成长差;二是不同区域产业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差。成长差的存在使得区域间的产业升级持续;利益差的存在，使得各类产业总是向着能获取最大利益的区域转移;成长差和利益差共同构成产业差并成为产业转移的基础。他还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资本转移，但主轴是技术转移。
邹篮(2000)指出，由于东西部区域差距所造成的势差，给区域间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由于在工资、房租、地租、原材料价格、公用事业费用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产业主动或被迫向低成本地区流动以控制成本上升。
陈刚、陈解放(2001)认为，在撤退产业转移中，发达区域的衰退性产业是主体，而区域产业竞争优势的消长转换则是衰退性产业空间移动的内在根源和基本动机。
陈建军(2002)认为，地区之间发生产业转移最基本的条件是两地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是产品和要素的流动。
魏后凯(2003)从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企业角度，认为企业是否决定迁移不仅取决于来自现有区位的推力和来自目标市场区位的拉力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些促使企业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涉及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损失，维持现有劳动就业关系，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以及管理者旅行成本增加等。
李小建、覃成林、高建华(2004)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步降低，存在梯度差异，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将导致一些传统产业向其他欠发达地区转移。
郦瞻、谭福河、沈肖媛(2004)认为，引起浙江省三大产业转移的因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企业成长的需要。
马子红(2006)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研究了国际和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
李泽民(2007)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宏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因素、国家竞争因素、人文发展要求)和微观动力机制(追逐利润、应对竞争、扩张市场、规避关税)，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特殊性。
戴宏伟(2008)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种产业梯度与要素禀赋的差异带动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组合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推动产业在区际的转移。
陈明生、康琪雪、赵磊(2008)也利用要素禀赋论导致的比较优势来解释我国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认为城市聚集经济的作用及其发展导致不同生产要素供给量及相对价格的变化，使某些产业在城市的竞争优势丧失，这是城乡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
陈林、朱卫平(2010)认为，产业转移的动因包括两个:第一是企业层面的主动产业转移，即企业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主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自发表现;第二是政府政策的有力辅助，即地方政府为统筹实施地区产业调整升级战略而主导的产业转移。
吴汉贤、邝国良(2010)对广东省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珠三角地区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时期，形成产业转移推力;同时，东西两翼和山区为加快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起飞，形成产业转移的拉力。
徐洪水(2011)认为，东部地区产业发生转移的动因包括:较强的资本实力激发了产业转移;由土地资源缺乏、劳动力资源不足、能源相对匮乏导致的较高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产业转移;行业的过度竞争导致了产业转移;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了产业转移。
二 产业转移的模式研究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研究
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产业转移的模式进行了研究，这些模式主要包括: (1)雁行模式。该模式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43年提出，用来比喻日本国内的产业成长的四个阶段;后来，山泽逸平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四个阶段扩展为五个阶段;小岛清又将该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2)产品生命周期模式。该模式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为产品的生产从具有技术密集优势的国家转移到具有资本密集优势的国家再转移到具有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国家的产业转移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3)梯度转移模式。该模式由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森、胡佛等人提出，并由威尔斯和赫希哲等进行了充实和发展。该理论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经济梯度，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优劣，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换句话说，某地区的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决定了该地区是属于高梯度区域还是低梯度区域，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活动会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但也存在生产活动由低梯度地区向高梯度地区转移的现象。(4)边际产业扩张模式。该模式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认为本国可以将边际产业(即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从而回避其产业劣势，该理论揭示了产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转移的规律。
(二)国内产业转移的模式研究
1.基于产业转移方向的模式
我国众多学者对基于产业转移方向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他们认为基于产业转移方向的模式主要包括梯度转移模式、逆梯度转移模式、边际渗透转移模式、垂直型转移模式和水平型转移模式。
夏禹农、冯文浚(1982)首次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创立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又称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属于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基础等方面差异较大，由于经济技术优势往往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流动，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等高梯度地区应该将其先进技术及所形成的产业逐渐向中西部等低梯度地区转移。
郭凡生(1989)提出了反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技术发展梯度，技术按梯度转移是一种较好的转移方式，但是技术的跨梯度(超越)转移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低梯度地区可以凭借其自然资源优势、通过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加速发展，甚至可能将这些技术向高梯度地区转移;同时，他认为梯度转移和跨梯度转移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反梯度转移理论仅仅是针对国内技术转移的梯度推移规律而言，与生产力布局中的梯度理论无关。
谭介辉(1998)把产业转移模式分为“顺梯度”转移模式与“逆梯度”转移模式，在“顺梯度”转移模式中，发展中国家一般是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落后产业，但发展中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其落后地位;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赶超发展，必须大力发展“逆梯度”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发展高级产业，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转变。
陈建军、叶炜宇(2002)从产业转移的市场导向目标和自然资源、综合资源、政策资源的利用等方面，对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比较，认为相比较中西部地区，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其他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些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边际渗透”策略，利用其相对优势，在邻近发达地区的地域建立工业区，促使省内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本地区进行转移。
赵张耀、汪斌(2005)将产业转移模式划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价值链转移模式、垂直顺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水平工序型转移模式、逆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
马海霞(2001)提出区域传递的两种空间模式为梯度推进模式和中心辐射模式，其中，区域传递的梯度推进模式强调传递的梯度指向，作用方式包括等级极化、等级扩散以及跳跃式扩散;区域传递的中心辐射模式强调传递的空间邻近性，作用方式包括点状、线状和面状辐射;两种传递模式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我国当前传递模式的现实选择方向是多元中心辐射模式，即将中心辐射模式中的“点—轴”模式与梯度推进模式相结合，通过较小区域内的中心辐射实现较大区域内的梯度推进。
2.基于产业转移规模的模式
曹荣庆(2001)在《浅谈区域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的模式》中提出整体迁移模式和部分迁移模式，其中整体迁移模式是指产业转移到新的地区重新开始发展;部分迁移模式包括商品输出型(是指通过对邻近市场不断进行渗透，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形成大规模的商品输出，从而优化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市场拓展型(是指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来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资本输出型(是指较发达的地区将工厂转移到商品输入地，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既可以弱化贸易壁垒和地方的经济封锁，又可以通过产业扩张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产业关联型(指通过产业间的横向渗透、纵向渗透、内向渗透和外向渗透，实现产业转移)、人才联合型(指通过人力资本的引进、积累，以及与不同地区间人才的培育和联合交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蒋文军、孙宏军(2001)提出产业转移模式主要包括整体移入式(是指发达地区将全部生产要素整体转移到欠发达地区，重新开始发展)、要素嫁接式(是指发达地区将某些生产要素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增强其竞争力)和存量激活式(是指发达地区将某些生产要素注入欠发达地区中一些失去活力或面临倒闭的企业，使其重新发展)。
赵张耀、汪斌(2002)在《网络型国界产业转移模式研究》中提出完整的价值链转移模式和工序型转移模式，其中，价值链转移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将核心部件生产、研发等工序安排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将零部件的生产安排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垂直型转移和水平型转移;工序型产业转移模式包括垂直顺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水平工序型转移模式(主要发生在资源禀赋较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逆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是指落后国家的某些幼稚产业向发达国家进行“逆”梯度转移)。
3.基于产业转移途径的模式
关于产业转移途径的模式主要是以企业在专业过程中采取的转移方式为对象，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较多模式，主要包括:横向兼并或横向一体化、区际直接投资转移模式、委托生产或生产外包转移模式等。
陈刚、张解放(2001)提出，产业转移模式主要包括区际直接投资转移模式、直接设厂转移模式、委托—代理生产加工或生产、服务外包型的转移模式。
陈刚、刘姗姗(2006)根据产业转移的具体途径认为产业转移模式可分为区际直接投资转移模式、直接设厂转移模式、收购兼并转移模式、委托生产或生产外包转移模式、OEM转移模式、对外建立销售网点等。
黄钟仪(2009)研究了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优势，推出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包括:要素注入式——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投资的要素注入方式产生要素注入效应)、“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通过要素嫁接实现存量激活)、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转包等形式与东部地区的知名企业形成虚拟的一体化)、“新雁行模式”(仿照东亚模式，以东部五省一市为“雁头”、以中西部地区为“雁尾”，推动重庆市的产业升级)、产业集群转移模式(即发展配套产业、建立产业集群，吸引东部发达地区将整条产业链搬迁到重庆)和“产业转移园区”模式。
马子红、胡洪斌(2009)研究了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区位优势与市场供求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模式主要包括成本导向型转移模式(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追求规模经济型转移模式(以获得产业技术外溢效益为目标)、市场开拓型转移模式(以拓展邻近市场为目标)、多元化经营型转移模式(为实现空间或市场多元化为目标)、竞争跟进型转移模式(为了保持原来的竞争状态将产业转移到新的地区)、供应链衔接型转移模式(产品的供应链随着产业转移到目标区位)和政策导向型转移模式(通过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的产业转移)。
陶良虎(2010)考察了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的背景和现实基础，分析了中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优势与劣势，认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包括低成本型产业转移模式(是指利用其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承接国内外发展潜力较大、产业链较长的生产型产业)、资源型产业转移模式(是指选择转移部分对资源利用较高的产业)、市场开拓型产业转移模式(是指将某一地区拓展为某种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而将产业转移出去)、产业链集群型产业转移模式(是指对某些产业链较长的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吸引配套的产业链企业落户发展)。
徐鹏、孙继琼(2010)分析了四川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和环境，认为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主要有品牌生产扩张型模式(是指部分拥有名牌产品的东部企业将生产基地扩展到中西部地区，重新组建企业集团)、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型模式(是指部分拥有技术优势的东部企业把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销地产”型对接模式(是指在同一个地区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此种模式适用于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加工业)、委托加工型对接模式(是指东部地区可以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委托给中西部地区发展)。
郭元晞、常晓鸣(2010)依据产业动态演进特征的不同，将产业转移分为淘汰型转移、产能型转移、扩张型转移、配套型转移和延伸型转移五种类型。
(三)国内外产业转移模式研究述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产业转移模式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国内学者主要从转移方向、转移规模和转移途径等方面研究了产业转移的模式。总体来看，目前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清晰的分析框架。目前已有的理论中，只有雁行模式理论和梯度转移模式理论性较强，其他理论研究都较弱。已有的研究还没有从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企业行为方式、地域空间角度等方面来探讨产业区域转移模式，既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更是缺少理论分析上的构建。
2.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转移模式缺乏研究。产业转移的模式有很多种，但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选择转移出去或者承接转入的产业也不同，因此产业转移采取的模式也不同。目前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
3.对不同的产业转移模式产生的效应缺乏分析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关注产业转移效应的较多，但关于产业转移模式产生的效应的研究较少，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
三 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
国外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Mac Dougall (1960)首次把溢出效应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分析。德尔蒙特和陆赞伯格根据意大利1951—1981年的数据对意大利企业从其他地区向意大利南部的移动对当地企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意大利南部新的企业形成，只与新的企业进入有正相关性，且区域经济政策刺激企业和各种生产设备向南迁移。Haddad和Harrison (1989)分析了摩洛哥公司的横断面数据，证明更高水平的国际产业转移，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James R.Markusen (1997)认为产业转移到另一地以后，会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带动对于相关产业的需求，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Aitken和Harrison (1999)研究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际上有负面影响，这些回归结果与对具体国家的案例研究一致。国际产业转移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很快，但是，会出现与国民生产总值的负相关。Rodriguez－Clare (1996)指出当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时，产业转移与本国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Baktwin和Forslid (2000)、Fujita 和Thisse (2002; 2003)等研究发现，产业向中心区域集聚可以加速知识(技术)溢出促进整体经济增长，使中心与外围区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即实现帕累托改进。Magnus Blomstrom (2005)用数据验证了产业海外转移对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他认为向外转移那些衰老的产业可以帮助日本维持其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及有助于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对产业转移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计量模型法。1974年Caves利用澳大利亚1962年和1966年23个制造业的行业层面的数据，以FDI作为解释变量，LP (东道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模型。通过计量分析，证明了产业转移对东道国具有溢出效应，并且把技术溢出效应归纳为分配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转让三种形式。Feder (1982)认为，产业转移效应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表现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就有多个，可以用单方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KoKoo (1996)从承接地原有企业与转移企业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构造了用于检验产业转移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
我国学者卢根鑫(1994)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成长、就业结构变化、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是会加剧原有的产业级差，加剧不平等收入分配现象。罗建华(2005)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集群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带动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余慧倩(2007)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为承接国带来投资转移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就业扩大效应等积极影响，但也会强化转移国与承接国之间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严薇、赵宏宇、夏恩君(2009)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会在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技术转移、企业竞争力、就业等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但也有消极影响。陈景华(2010)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逐步分解，得出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能够为承接国带来技术效应、优化效应、资本效应和就业效应等。
(二)国内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
国内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效应进行了研究，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按照作用的内容，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分为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与政治效应
产业转移本身是一项经济行为，但同时却会带来深远的社会效应与政治影响。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城市化、环境等方面;政治效应则一般体现在国际地位、一体化等方面。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看，大部分学者都是针对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展开分析，针对产业转移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研究比较少。关于产业转移的结构升级效应，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转移往往是移出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二是移入地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例如，陈刚(2001)以C －D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区域间产业转移效应的计量模型，利用该模型对产业转移效应的内部结构及影响因素做了分析，验证了产业转移的三个效应，分别是优化效应、扩大效应和发展效应。俞国琴(2006)对中国的区域间产业转移进行了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必须实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通过产业转移将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转移到能源、原材料富集，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区域，以此来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产业转移也为移入地产业结构提供了升级的契机。关于产业转移的技术效应，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带来结构升级效应，而且还会给承接地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效应。关严兵(2006)认为技术溢出效应会促进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当地长期的经济增长。祝波(2007)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转移企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促进移入地相关企业技术进步，从而能从整体上带动移入地的技术水平;而承接地技术水平的提升又可以反向刺激转移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迫使转移地加强研发，推动转移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按照作用的主体，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分为转出地效应和承接地效应
不论对转出地，还是对承接地，其效应都体现在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企业效应;中观层面的区域效应;宏观层面的国家效应。
3.按照传导的机制，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分为直接效应与引致效应(也称为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体现为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直接作用，一般来说属于短期效应;引致效应体现为经济效应中的竞争力、经济增长、社会效应中的城市化以及政治效应中的一体化等，一般来说，属于长期效应。
4.按照效应发生作用的方向，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分为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许多学者把正面、负面效应与转出地、承接地效应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即分析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分析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产业转移是转出方根据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做出的决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的必然途径，其效应主要有成本效应、结构效应、出口效应，总结起来就是整合升级效应，即通过获得大量利润和利息提高资本收益率，扩大产品的市场空间，这是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正面影响。但是，产业转出方在产业转移出去后，会留出空间，而没有及时被新增资本和新发展产业填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转出地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同时必然带来资金和人才空心化，也有可能产生产业级差、产业陷阱等负面效应。
(2)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包括要素注入效应、关联带动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竞争引致效应、优势升级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对承接地来说可以引进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业的技术集约程度，有利于提升移入地的产业结构。其负面影响主要是投资无效益，以及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如果不进行有效监管，反而会制约移入地的产业结构升级。例如，陈刚、陈红儿(2001)认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优势升级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竞争引致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但余慧倩(2004)提出承接地要审慎对待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使产业承接地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会产生拉大转出国与承接地之间技术差距的威胁;同时各地区为争夺产业转移会产生内耗，限制了技术的开发等消极影响。
(3)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与转出地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将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与转出地产生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王先庆(1998)认为，产业转移是一种“双赢”而非“单赢”，产业转移的效应主要是整合升级效应，不仅会使转移方自身的结构优化和内部空间联系有机化，而且会优化被转移方的产业结构。陈计旺(1999)探讨了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上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认为发达地区把已经丧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并伴随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流动对缩小区际发展差距是有很大帮助的，而劳动力的流动则趋向于扩大区际发展的差距。聂华林(2000)专门研究了我国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效应问题，他认为，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为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提高中西部产业的科技总水平和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有利于缓解西部产业趋同现象;同时会造成产业级差和技术级差的进一步拉大并固定化，还会带来污染等问题。魏后凯(2003)从竞争力的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产业转移的效应，结论如下:从企业层面看，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都是有利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看，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转移会降低转出地的产业竞争力，减少就业机会，但是，产业转移会提高承接地的产业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和产业配套能力，形成集聚经济效应。朱华友(2008)从集群效应的角度分别阐述了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的影响，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积极影响包括:能够规避集群的结构性风险、促进集群的产业升级、延长夕阳产业的寿命，为本地创造利润;消极的影响是直接影响到当地的GDP水平，随着产业的外移，当地的GDP会出现短期的下降趋势。对承接地的积极影响有:要素注入效应，增加投资需求，增加就业，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消极影响首先是产业转移可能出现非集群化现象，其次是环境污染问题，再次是产业结构失衡。杨国才(2009)认为东部地区将那些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可缓解东部地区日益加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对于作为承接方的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转移能够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提升地区经济实力和财力。
四 国内外产业转移研究述评
(一)国际产业转移研究述评
1.大部分国外学者从国家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对一国之内的区域层次产业转移的研究比较少
大部分国外学者主要从国家的角度或从国与国之间来研究产业转移，但对一国之内的区域产业转移研究比较少，尚未构建以此为背景的理论，更多是从区域非均衡理论探讨区域发展问题。
2.对影响产业转移的经济因素研究比较多，而其他因素考虑相对少
产业转移是一种经济现象，大部分国外学者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比较优势、综合成本、经济政策等因素研究较多，而从制度创新、行为决策、企业行为、体制、社会网络、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因素研究的成果不多见。所建立的产业转移理论或理论模型绝大多数也只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对其他的因素考虑较少。尤其对产业转移的机理、模式的差异性研究比较薄弱，从综合因素考虑的不多。
3.基于欠发达国家中相对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国际上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后发工业国和发达国家与其经济关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及其产业结构演变而展开，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本没有。产业转移理论的深化，必须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案例研究为基础，以主动转移地与承接地国家或区域为研究的对象。
(二)国内产业转移研究述评
1.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对产业转移现象进行研究，产业转移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区域内或区域之间的产业扩张或迁移研究，无论是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研究的成果不多，对产业转移的内涵、形成机理、模式、效应等研究重视不够。而产业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侧重于从产业转移现象的描述及更多从经济发展上寻找转移的动力机制，在空间地域维度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和重视。
2.产业转移机理及模式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
国内目前还处在学习和借鉴国外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阶段，分析的角度仍然是从沿海发达地区如何通过产业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达到优化的目标。还没有从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企业行为方式、地域空间角度等方面进行来探讨产业区域转移的机理及模式，既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更缺少理论分析上的构建。
五 我国煤炭城市产业研究
(一)关于煤炭城市产业结构特点的研究
国内对煤炭城市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学者的相关问题探讨。朱铁臻、程鑫(1987)通过1984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当时30多个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特进行相关归纳总结，认为我国煤炭城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即产业布局呈分散型、产业结构较多呈超重型、产业结构普遍呈单一型和产业结构一般呈稳态型，并指出由于上述产业问题的存在，将会使得煤炭城市经济效益低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以及城市基础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等。赵宇空(1992)认为城市经济发展中既要有基本部门又要有非基本部门、既要部门优化也要区域优化，而我国的矿业城市在发展历程过程中，长期以来仅重视基本煤炭产业部门，仅强调部门优化而不重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致使一大批矿业城市，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片面强调专业化，除矿业及其矿产品初级加工外，其他工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也不能得到及时地调整，导致我国矿业城市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结构单一、专门化程度高、产业之间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产业缺乏先进性等特征。郁钟铭、刘俊、况礼澄(1997)应用系统动力学的思路与方法对矿区煤炭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建立了矿区煤炭产业结构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用实例进行了相关模拟检验，结果表明需求弹性、直辖市均衡、经济效益、技术进步、资源限制、运输等因素会影响到对矿区煤炭产业结构的调整，矿区煤炭产业结构是由许多的正负反馈环相互耦合而成，系统所呈现的总的行为是这些正负反馈环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赵卓(2003)从煤炭城市的发展困境出发，结合鸡西市产业发展的实际，运用产业偏离度等方法，剖析了鸡西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鸡西市第一产业比例过大，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过程缓慢;第二产业中煤炭主导产业在衰退，效益低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低，总体规模不大，新兴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同时，产业结构的偏离度显示鸡西市各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存在差距，产业结构效益较低。郭承龙、张承廉、郭慧(2004)通过从定性认为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分散、产业结构次序低下、产业结构较多地呈超重型、产业结构一般呈稳态型、产业关联度低、产业技术结构的二元性和产业组织结构、科技结构、人才结构呈单一性，并以淮南市为例通过选取相关指标进行了相关检验。杨同庆、郑爱、石琦(2004)总结了煤城大同市当前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第一产业偏离度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力生产率相关太大，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过低，产业结构层次处于低水平状态;工业规模不经济问题非常突出，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率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新型服务业比重较低且发展缓慢。吴诗荣(2006)认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除了产业结构布局分散化、产业结构呈超重型外，还表现出产业结构低度化、产业次序低、产业关联度低、产业结构二元突出等特点。李晔、刘斌、党耀国(2006)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和GDP就业弹性系数分析方法，从增加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两个方面，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增加值结构分析反映资源型城市经济第二产业的依赖性非常严重，第二产业比重偏大;灰色关联度分析反映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非常大，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是三次产业中最高的，而第三产业关联度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不高; GDP就业弹性反映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不高，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未体现出来。武俊智、上官铁梁、许念(2007)认为，山西省古交市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煤焦业发展快速，煤化工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过高;同时，我国中小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多以煤炭及其相关产业为支柱，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较强，从而导致中小煤炭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比之其他城市更为严重。张绪清(2007)以六盘水市为例，对我国矿业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在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下，地方经济在经历了以资源开发为先导、以加工为纽带、追求产量而忽视效益的粗放型发展过程，从而使六盘水市的产业结构错位，农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滞后;工业企业总体赢利水平较低，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四矿”问题突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二)关于煤炭城市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
煤炭城市是资源耗竭性城市，煤炭资源的开采及煤炭产业的兴衰对其所依托的煤炭城镇的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对煤炭城市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相关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朱铁臻、程鑫(1987)认为，我国煤炭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包括: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煤炭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同一般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第一产业的比重首先逐步下降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先增加后减少，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其次，受煤炭可采储量的制约，一个煤矿必然要经历开发—建设—兴盛—萎缩—报废的发展过程，而一个城市的基本特征是由城市经济结构中的主导产业的经济性质决定，煤炭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唐立峰、李乃文(2000)认为资源耗竭性煤炭城市有其特殊产业运行规律:①产业结构表现为低级循环，即资源耗竭性煤炭城市产业处于产业链上游，产品附加值低，因此煤炭城市长期存在着利润向外转移的现象;②产业升级存在缺口;③产业结构自发选择与市场机制失效，资源耗竭性城市产业难以充分做出产业结构调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分工会强化这一产业自身的区位优势使其产业结构单一，同时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对这样的产业做出选择。孙康(2008)以阜新市为例，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规律:产业结构并未按照产业结构优化方向调整，而是根据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结构的特点，向以农产品加工业及现代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方向调整，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而就业结构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就业结构的演变应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联动发展;产业转型中就业结构的调整受到资金和就业压力的制约，往往逆向于产业高级化方向，具体路径为第一、二、三产业向第二、三、一产业或向第三、二、一产业转化，这两条路径的特点都是优先解决就业问题，兼顾经济发展。
(三)关于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
经济结构调整是资源型城镇研究的传统内容，西方学者对此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德国鲁尔区煤矿城镇的经济振兴是资源型城镇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案例。20世纪50年代，鲁尔区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出现了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居民点结构的发展缺乏有机性、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等问题。有关专家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的振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对煤炭工业采取价格补贴，发展新兴产业，改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完善基础设施，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关闭亏损严重的煤矿，把采煤集中到赢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实行集约化经营。J.H.Bradbury (1983)根据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资源型城镇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制定财政援助、转岗培训、搬迁和工作分享策略;建立社区赔偿基金和专项保险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实行地方购买策略;进行区域规划，建立结构联系等。J.E.Randall和R.G.Ironside (1996)对传统的资源型城镇研究理论进行了全面评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们将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应用于矿业城市的研究中，开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来研究矿业城市发展的先河。Wieslaw Blaschke (1999)对波兰7年时间里在努力提高地区煤炭产业的赢利能力方面所做的研究表明，波兰煤炭产业需要减少现在的矿区数量，波兰的煤炭产量将减少，煤炭将不再是较为便宜的能源，波兰的煤炭产业将会改变波兰能源的平衡和波兰煤炭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Dong Suocheng等(2007)认为资源依赖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传统的城市产业结构技术落后和缺乏效率，他们面临着失业与社会安全方面的压力，煤炭城市在产业调整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战略创新，同时也可以发挥后来者的优势，建立生态工业系统，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行资源与产业替代与互补战略，进行科学与技术创新，建立起一个高新科技生态城市及机制与体系创新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单一的煤炭城镇资源依赖性强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煤炭城市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朱铁臻、程鑫(1987)提出了调整煤炭城市产业结构的思路，认为煤炭城市在优先发展煤炭深度加工和高价值、高耗能、低耗水、低污染产品的基础上，必须积极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各项社会服务事业。刘洪、杨伟民(1992)认为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每个煤矿或矿区都要经历开发—兴盛—衰竭—报废的发展过程，因此煤炭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随着煤炭资源的变化，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樊杰(1993)认为煤炭城市应尽早提出并研究结构转换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以更大区域的背景条件为依据，重点发展煤炭的直接加工系列、高载能或煤炭间接利用加工系列和面向煤矿建设服务的生产系列。胡玉才、泮水、王厚伟(1995)分析了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原则，包括效益优化原则、技术进步原则、产业协调原则、战略选择原则;同时，作者指出，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要处理好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的关系、资源开采与综合利用的关系、多极开发与规模经营的关系以及煤炭产业与非煤产业的关系。何丽超(1999)针对无锡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煤炭产业在调整过程中必须提高科技含量。焦华富(2001)认为制约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主要有体制性和非体制性两大类，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的统筹规划，优先发展主导产业，打破条块分割，增量与存量调整并举，实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等。赵静、焦华富、宣国富(2006)分析了煤炭城市产业转型中的集群效应，认为立足于传统产业优势，发展煤炭产业集群是煤炭城市实现依托式产业的有效途径。高源(2006)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抚顺市的接续产业进行了选取，并从各资源要素的层次总排序中各个部门的权重得出，今后抚顺市重工业的发展应以石油和冶金工业为主，其次为机械和电力工业，而煤炭工业排在最后。樊艳萍、牛冲槐(2006)指出，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要想顺利实现煤炭主导产业转型，就必须用系统工程理念建立煤炭产业转型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煤炭产业转型的动力系统、支持系统、创新系统和转换系统。王著、吴栋(2007)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综合考虑其技术水平、思想观念、宏观经济、人才资源等诸多因素，优先发展传统产业，重视产业链条的整合，凸显比较优势，产业规划和产业集群的规划要充分考虑到产业结构、资源效益、人才素质和资本流量的关联，更好地实现产业梯度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四)关于煤炭城市产业转型模式的研究
煤炭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我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审视煤炭城市的产业转型，提出了众多的产业转型模式。目前学者们对于煤炭城市产业转型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型模式的识别和产业转型模式的选择上。郑国志(2002)在考察国外单一煤炭城市产业转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单一煤炭城市产业转轨的三种模式:新型植入模式、产业链扩展模式和新主导产业扶持模式。周民良(2002)进一步对我国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模式进行了探讨，介绍了我国目前煤炭城市转型的四种典型模式:阳泉模式、平顶山模式、铜川模式和兖州模式。张米尔、孔令伟(2003)认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复合模式，影响产业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包括资源开发阶段、资源开发规模、产业政策和区位因素。王德鲁、张米尔(2003)通过分析国内外衰退产业转型的实例，将衰退产业转型划分为企业能力再造、产业区位转移、产业延伸和产业创新四种模式，并确定影响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产业衰退机理、城市经济区位、技术机会、产业退出壁垒。李连济(2004)在分析山西省煤炭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产业转型的两种模式:纵向延长产业链条模式和横向选择替代产业模式。吴奇修(2005)认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有三种模式: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演变模式和“两条腿模式”，进行产业转型模式选择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产业生命周期、技术机会、产业退出壁垒、资源开发阶段、资源开发规模、国家产业政策和区位因素。王志宏(2005)指出煤炭城市经济转型应该以项目开发、培育和壮大骨干企业和全民创业为切入点，并提出三种转型模式:矿竭城衰——急转模式、矿兴城荣——中转模式、矿立城新——起转模式。Wang (2009)认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要做出一些决策，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转型模式的选择决策，即产业更新模式和产业延伸模式的选择。
也有很多学者对国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进行了总结，比如马洪云(2006)指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发达国家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两种基本模式。李平(2007)分析了国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几种典型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转型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转型模式、自由放任式转型模式。从国内外城市产业转型模式对比的角度，孙雅静(2004)对美国、欧盟、苏联等国矿业城市产业转型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模式选择原则:阶段性原则，操作、务实的原则，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并存原则。任勇(2008)总结了国外矿业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美国休斯敦模式、日本九州模式、德国鲁尔工业区模式、法国洛林模式和委内瑞拉模式，将矿业城市产业转型划分为企业能力再造、产业区位转移、产业延伸和产业创新四种模式，认为影响产业转型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资源开发的阶段因素、资源开发规模因素、产业政策因素、企业战略因素和区位因素。Liang (2011)介绍了白山这一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与经验教训，认为白山采用产业替代与产业延伸相结合模式获得转型成功的做法，值得其他类似的资源型城市借鉴。
(五)关于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研究
接续产业是指在一次性开采过程中，为保持资源型城市经济长期发展繁荣而兴办的对开采工业起接续替代作用的产业。唐立峰、张凤武、张晓天(1999)论述了煤炭城市发展非煤产业应采用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政策、退休政策、转产基金政策、主导产业政策、国有矿保护政策、科技进步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人才政策、新项目政策等。王在华(2003)针对矿业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矿业城市发展的新理论，即接续产业跟进式持续发展原理。张凤武(1998; 2003; 2004)根据产业经济学原理和煤炭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及国际经验，认为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模式为“依托资源、科技先导、深度转化、综合发展”，即依托资源优势，以煤炭等矿产资源的深加工转化型为主，以节能综合利用型为辅，相关产业配套非相关产业适当发展的模式，并将其具体分为煤炭加工转化型、节能综合利用型、自我服务型和与煤非相关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模式:以煤炭加工转化型为主的模式、以综合利用型为主的模式、以自我服务型为主的模式以及以非相关型为主的模式。任瑞晨、王福志(2005)以阜新市为例，对发展煤炭深加工，开发利用共伴生矿以及非金属矿等资源，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群等方面的发展战略和措施进行了探讨。李秀春、高超杰(2006)指出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途径选择包括:继续依靠煤炭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大力扶植煤炭深加工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掘与地域相关的优势特色产业，增强经济竞争力;扶植龙头接续产业;借助外力发展自身;大力发展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冯云廷(2009)认为，产业链网络的形成是资源型产业转型成功的标志，产业链网络的衍生过程应该包括七种基本的路径:转包、剥离、延伸、吸附、移植、嫁接和裂变。
(六)我国煤炭城市产业研究述评
1.关于煤炭城市相关产业的研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
国内学者对我国煤炭城市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尽管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研究者更加关注煤城经济发展中暴露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煤炭城市因煤衰城竭而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学者对产业结构、产业变动的规律、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展开研究并已积累很多成果。
2.研究内容紧跟煤城实际问题需要，着眼于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满足工业化对能源的战略需求，以煤炭工业为主导的煤炭城市不断涌现，煤炭产业基本上成为煤炭城市的支柱产业，煤炭城市如何发展受国家计划经济支配。而在改革开放后，仍受计划经济体制左右的煤炭城市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此时产业布局松散、产业结构单一、产出效益低下、城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成为我国煤炭城市产业发展的障碍。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研究者的视角经历了从研究煤炭城市产业结构到产业变动规律，从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到煤炭城市产业的接续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
3.研究方法更趋于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由于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条件制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煤炭城市产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而随着区域、产业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SAS、SPSS、EVIEWS等统计软件的不断引进，国内学者对于煤炭城市产业等相关研究也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得出的结果更趋准确且具有可操作性。
4.研究中还存在着视角不充分、规范多于实证、内容不专一、方法论不成体系等缺陷
我国大多数煤炭城市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计划控制和市场经济浪潮，到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煤炭城市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国内对煤炭城市等相关产业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研究视角基本上停留在国内，没有着眼于整个国际区域的大视角范围内，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基本上是定性分析，或是原始数据的表层分析，实证研究不足，定量实证研究严重缺乏，尤其在方法论架构上不成体系;第三，大多将煤炭城市统一纳入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范畴，研究领域过于宽泛，追求大而全，使得研究缺乏针对性;第四，研究深度不够，更多着眼于全国范围，而针对特定地区煤炭城市煤炭产业的相关研究则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