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版本的考证

那么当时在朝鲜半岛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究竟是什么版本？答案是，在隆庆三年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既不是嘉靖壬午本，也不是叶逢春刊本。

在以往我们所知道的明代隆庆三年（1569）之前的《三国志演义》版本，只有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和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两种，外加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残叶（可能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一种。

但是，奇大升所说的《三国志演义》断非上述三种。

因为这受了奇大升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以及“印出”的限制。这两句话是关键所在，值得仔细推敲。先说说“出来未久”。

“出来”不等于“进来”。“出”和“进”是两个含义相反的词。“进来”是指从外地、域外传入。而“出来”则是指在本地、域内产生（刊印）。换句话说，“此书出来未久”实际上是说“此书在朝鲜出来未久”，而绝不是说“此书在中国出来未久”。“未久”则是说明，这个《三国志演义》的版本之“出来”，离己巳（隆庆三年）时间很近。

既然使用了“未久”这样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表明奇大升多少是了解这部《三国志演义》的刊行时间的。这只有在这本书刊行于朝鲜境内的条件下，奇大升才有可能对此了解清楚的。他并不是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和传播史的专家学者，他不可能真正掌握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在隆庆三年之前、在中国本土产生和流传的具体时间。如果把他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解释为“在中国出来未久”，那就未免对他这样一位朝鲜人士要求太高、太苛刻了。

再说“印出”。

这指的是在朝鲜本土“印出”，而不是指在中国“印出”。如果是指在中国“印出”，作为朝鲜王朝的大臣，奇大升是无权、无法加以指责的，也无须在他的君主面前提及。何况，奇大升在前面还提到了《剪灯新话》，指责“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说的一样也是朝鲜境内之事。

奇大升向宣祖进言之事，在150年后又见于李瀵的记载，并且他也使用了“印出”二字：“宣庙之世，上教有‘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奇高峰大升进曰：《三国演义》出来未久，臣未之见，后因朋辈闻之，甚多诞妄云云。盖此书始出，而上偶及之。高峰之启，真得体矣。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亦可以观世变矣。”

这段记载更明确地给“印出”加上了时间的限制：先说“此书始出”，然后又说“在今印出广布”。这更证明奇大升所提到的《三国志演义》是刊印于朝鲜，而不是刊印于中国。一个“始”字，再加上“在今”二字，分明指的既不是遥远的地点（中国），也不是遥远的时间。

因此，“出来”是指在朝鲜刊印出来，“未久”是指离己巳（隆庆三年）很近，“印出”也是指在朝鲜印出。语义分明，不容误解。

那么，奇大升究竟指的是《三国志演义》的什么版本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在时间和地点上，必须从三个重要的前提出发。

第一，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必是在朝鲜王朝宣祖即位之次年己巳（即明代隆庆三年）之前印行的。

第二，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印行年代不光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而且还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的“未久”。换言之，它的印行年代不能离隆庆三年太远。

第三，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在朝鲜印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朝鲜翻刻的。

抛弃这三个前提而不顾，就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有找到错误答案的可能。

有些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传入朝鲜后，在读书界十分流行。但是，“朝鲜翻刻的通俗小说只有《三国志演义》一种”。这一种便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

在毛评本传入之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三国志演义》，不是别的版本，正是周曰校刊本。我们现在讨论的朝鲜翻刻本，其底本正是周曰校刊本。

2008年6月，韩国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学古房公开出版了《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的影印本，由朴在渊、金敏智校注，共印20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