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三个第一

从《三国》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来说，它拥有三个“第一”。

它是我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它是我国的第一部章回体小说。

它是我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一部中国小说史，是以文言的、短篇的小说开始的。无论是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还是宋元话本，基本上属于短篇小说的性质。宋元讲史小说稍微有些不同，它们带有连续性或系列性的特点。它们由说话人向听众演说，可能要分回分目，才能讲完全书，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口头文学的阶段。今天保存下来的宋元讲史小说，情节简略，文字稚拙。以篇幅而论，它们还够不上长篇小说的资格。公元10世纪以后兴起白话小说，这才为长篇小说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真正的长篇小说，创始于14世纪中叶。其标识就是《三国》和《水浒传》的出现。

而罗贯中的《三国》则是现存的、作家撰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同时代的作家。但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三国》一书的影响。一些正文的叙述和赞词中的文句，一些情节或场面的铺叙，甚至一些人物的绰号、容貌和兵器的描绘，无不流露出《水浒传》蹈袭《三国》的痕迹。因此，《水浒传》的问世无疑要晚于《三国》。

罗贯中本人所写的小说不止一部。他的《三国》现存最早的刊本，刊行于16世纪20年代^[24]。而现存的署名罗贯中所作的其他长篇小说，例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都刊行于17世纪^[25]。它们究竟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还缺乏确证。退一步说，即使罗贯中果真是它们的作者，现存的刊本也已经过后人较大的修改，远非原貌。因此我们说，现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三国》，而不是罗贯中的其他作品，这大约离事实不远。

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中国的长篇小说普遍地采用了章回小说的体制。作为现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贯中的《三国》已具备了章回小说的雏形，并对章回小说的形成和繁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文体上说，至少在下列两点上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是它的语言。

《三国》用浅近的文言写成。在它以后涌现出无数的长篇小说作品，绝大多数放弃了文言，改而采用通俗的白话，尽管有些作品偶尔还保留了与《三国》类似的浅近文言的因素。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语言发展的潮流：

文言—浅近的文言—白话

《三国》恰恰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

第二，是它的分则。

《三国》全书分为24卷，共240则（节，段）。每则有单句七言标目，起概括内容和醒目的作用。例如首尾四则，为：

祭天地桃园结义；

刘玄德斩寇立功；

羊祜病中荐杜预；

王浚计取石头城。

但没有“第一则”、“第二则”……的顺序数。每则的结尾处又设置悬念，以“此人是谁”、“未知性命如何”、“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语收束。这是16世纪20年代刊本所反映的罗贯中原本的面貌。16世纪90年代的刊本开始把24卷改成了12卷、20卷或6卷，但240则没有变动。到了17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些刊本不再分卷，开始把240则合并为120回，并使回目凑成七言双句。又到了17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宗岗评本出现，60卷、120回的形式始告正式确定；回目双句，也由“参差不对，错乱无章”的七言修饰为“精工”的、讲究对偶的七言或八言。例如首尾两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三国》的版本相当繁多。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的如下演变：

这恰恰也代表着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进程。

而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能起到保存章回小说发展痕迹的作用，这在中国小说史上，除了《三国》，还找不到其他的作品。

由于《三国》小说书名中的“演义”二字，产生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历史演义小说”。

历史演义小说是明代长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品种。它和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公案小说等品种一起，构成了明代长篇小说的主体。

历史演义小说，作为长篇小说（章回小说）的一个品种，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当时，它广泛流行，深受读者的喜爱。作者们纷纷按照朝代的演变和进程来系统地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上自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下至明代本朝，举凡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几乎全都可以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得到存身之地。这么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组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巨幅画卷。

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在不同的作品中，有时会重复地、交叉地出现同样的内容。或相互抄袭，或相互补充，而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以隋唐两代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明代小说，即达五种之多^[26]。有的作品甚至冠以“续编”或“后传”的书名，来增加自己的号召力。例如万历年间的《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它主要是演述十六国时期（304—439）前赵刘曜（318—329在位）的事迹，却以《三国》的“续编”、“后传”的形式和读者见面。这些都表明了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呈现出争奇斗艳、十分繁荣的局面。

这个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三国》奠定基础的。

《三国》不仅是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代表作品，而且还是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第一部开创性作品。明清两代的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诞生，无不笼罩在它的影响之下。

从《三国》可以充分地看出历史演义小说所具备的几个特征。

它们虽以史书为依傍，却不以史实为拘限。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们通过对素材的各种各样的剪裁，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加工。有的是吸取了民间传说，有的则是出自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也就是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由于历史演义小说本身性质的界定，当然以实为主，以虚为辅。至于虚和实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那就因人因书而异了。这和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艺术功力有关。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历史演义小说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对《三国》作了若干苛刻的指责。他的评价未免有偏颇之处；但他指出《三国》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特点^[27]，这句话还是中肯的，符合于一般历史演义小说的实际，因而常为古代小说研究者所引用。

它们的写法，约有两类。一类是平铺直叙，基本上按照编年的顺序将采择的事件逐一写出来。另一类则是以一个或数个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事件和场景的描绘。前者仿佛史书中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后者犹如史书中的“纪传体”。有时，则在一部作品中，两类写法兼而有之。

它们描写的时代范围，或是一个朝代的始终，或是数个朝代，或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三国》就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它的叙事，起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讫于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前后凡113年。

它们描写的内容重点，可以是开国皇帝和将相王侯们的创功立业史，可以是割据时期的群雄纷争史，也可以是末代皇帝的亡国史。

它们的作者在描写历史人物和故事时，往往并不采取纯客观的、超然的态度，而是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在贤明、仁德的君主和暴虐、狡诈的君主之间，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许多矛盾的引发都被作者纳入了所谓“忠奸斗争”的轨道。在《三国》中，作者的赞许主要给予了蜀汉刘备一方，并对他们一方的许多人物有不同程度的美化。

它们的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的描写，笔触很少顾及人物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等很少进入作者的视野。和这有关联的是，作者所塑造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很少有平凡的百姓，当然也很少有平凡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