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至正十四年”说商榷

看来入矢义高教授对《三分事略》封面标明的“甲午新刊”四字确信无疑。但对《三分事略》卷上和卷中首叶首行题署的“至元新刊”四字却抱怀疑的态度。他因而把《三分事略》的刊刻年代定为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总之，他认为《三分事略》晚于《三国志平话》；“甲午”，只能在刊刻《三国志平话》的“至治”（1321—1323）之后，而不能在“至治”之前。

且看入矢义高教授所阐述的理由。

他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条。（1）《三分事略》的本文，错别字相当多，俗体字也多。它的插图，稚拙素朴，有所简略，不如《三国志平话》精致细密。而从元明两代的通俗书的通例来看，本文和插图粗杂的是后印者。（2）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皇元风雅》后至元二年（1336）刊本，为“李氏建安书堂”所刻，则《三分事略》也同为李氏所刊行。（3）书名“全相三分事略”上加“新刊”二字，可证《三分事略》晚于《三国志平话》。

这三条理由，作为“至正十四年”说的支柱，依我看，是比较软弱的，还欠缺着必要的说服力。

统计错别字和俗体字的增多或减少，这不足以构成判断版本先后的标准。问题在于，人们对于事情本身可能给予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而且还会摆上一大堆理由。张三指出，《三分事略》错别字和俗体字很多，可见它比《三国志平话》晚出。因为书商在翻刻时，从牟利的动机出发，一味粗制滥造，只求抢时间，哪里还顾得上细致的校雠。李四却争辩说，《三分事略》错别字和俗体字很多，可见它早于《三国志平话》的刊行。因为后来者居上，《三国志平话》避免和改正了《三分事略》的一些容易发现的缺点。应该承认，他们各自的推理都含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他们的说法，都存在着可能性。张三的说法驳不倒李四的说法，同样，李四的说法也推翻不了张三的说法。若要评断他们的不同说法的是非，则只有另外寻求充分的理由和坚强的证据。

关于插图的工拙、粗细，也可作如是观。

在书名上冠以“新刊”二字，完全是刊刻者的广告术。以“新刊”为号召的书，一般来说，它的出版时间并不一定比书名上光头秃脑地没有“新刊”二字的书要晚。何况《三国志平话》也照例摆脱不掉这种添加“新”字或“新刊”二字的手法。它的封面上的题署，“建安虞氏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和“至治新刊”，一共18个字，而“新”字倒频繁地出现三次。卷上、卷中、卷下的首行，卷上、卷中的末行，都作“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下的末行则作“新全相平话三国志”，处处忘不了这个“新”字。既然两书都标榜“新”或“新刊”，那么，这件事实本身丝毫没有向我们透露任何有关它们刊刻年代早晚的消息。显而易见，《三分事略》的书名上加“新刊”二字，并不能证明它必然晚于《三国志平话》。

在后至元二年（1336）刊行《皇元风雅》的“李氏建安书堂”和刊行《三分事略》的“建安书堂”，倒有可能是同一家书坊。入矢义高教授指出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这一点仍然不能证明《三分事略》必然晚于至治年间（1321—1323）刊行的《三国志平话》。我想，作为一家老字号，建安书堂的经营持续至少四十年之久，先在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刊行《三分事略》，继而又在后至元二年（1336）刊行《皇元风雅》，这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正十四年”说面临着两个难题。

第一，它必须证明《三分事略》晚于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这是它赖以建立的前提。它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证据应该具备明确性，不能被人们作含糊其词的解释，更不能被人们作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如果它的前提难以成立，像上文所分析的，那么，它的脆弱性立刻就暴露无遗了。

第二，它必须回答：“甲午新刊”的字样和“至元新刊”的字样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三分事略》一书之中？在“新刊”上面分别所加的两个字，无疑是刊刻年代的标识。我们要一视同仁，不能只看到“甲午”，而忽视了“至元”。在判断《三分事略》的刊刻年代时，“甲午”和“至元”两个重要因素，必须一并考虑在内。不言而喻，是甲午而非至元，或者，是至元而非甲午，都属于致命伤。至正十四年固然是“甲午”，却和“至元”毫不搭界。一部刊刻于至正十四年的书，为什么要在首叶首行特别标明一个六十余年前或十余年前的年号呢？这岂非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说，“至元新刊”是“至正新刊”的偶然的讹误，那么，它赫然相继出现在卷上和卷中的首叶首行这样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为什么会一错再错呢？总而言之，“至元新刊”四个字造成了“至正十四年”说的不可逾越的最大的障碍，除非我们举出凿凿可信的证据，证明“至元”二字出于后人的纂改。

1982年访日时，我有幸在天理图书馆见到了《三分事略》原书。根据我的考察，《三分事略》有“甲午新刊”四字的封面，与全书浑然一体，可信为原有物：卷上和卷中首叶首行的“至元新刊”四字，绝无挖改、贴改等可疑的痕迹。

所以，我认为，“至正十四年”之说是不可信从的。未识天理图书馆和入矢义高教授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