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刊刻的年代
既然《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的刊本,那就有了先后的问题。它们之中,孰先孰后呢?
这就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刊刻年代了。
《三国志平话》的封面标明“至治新刊”。至治系元英宗年号(1321—1323)。可知它是元代中期的刊本。《三分事略》的封面则标明“甲午新刊”。甲午是哪一年呢?从元初到元末,甲午只有两年,一为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一为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一在元代的早期,一在元代的晚期。前者约早于《三国志平话》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后者晚于《三国志平话》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查《三分事略》卷上和卷中的首叶首行题署书名作:“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元代以“至元”为年号的有二,一为世祖(1264—1294),即前至元,一为顺帝(1335—1340),即后至元。顺帝的至元年号,共六年,其中没有和甲午相遇者,可以排除。而如上文所述,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适逢甲午。
既是至元,又是甲午,这样看来,《三分事略》刊印于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按理是毫无疑问的了。
因此,从刊刻的年代来看,《三分事略》早于《三国志平话》。前者是元代早期的刊本,后者是元代中期的刊本。
然而,学者们却提出了两种不同于此的见解:(一)“至正十四年”说;(二)“元明易代之际”说。
第一种见解认为《三分事略》刊行于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例如,天理图书馆影印本的目次在书名下侧特别注明:“至正十四年刊本”。入矢义高教授即持这种见解。[4]
第二种见解,认为《三分事略》印刷于元明易代之际。这种见解见于陈翔华同志的论文《小说史上又一部讲史平话〈三分事略〉》。[5]
提出这两种说法的学者,尽管见解彼此歧异,仍有互相一致的共同点。他们都认为,《三分事略》是“重刊”或“翻刻”的坊本,晚于《三国志平话》。
他们的说法能够成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