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研究缘由

五四前后，以实用主义教育为核心的西方新教育思潮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界。随着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孟禄（Paul Monroe, 1869—1947）、柏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 1887—1973）、克伯屈（W. H. Kilpatrick, 1871—1965）等美国著名教育家先后应邀访华，中国出现了新教育改革与新教育实验的热潮。在这股新教育改革浪潮中，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发挥群体组织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作用，教育界涌现了许多民间教育社团，这些社团通过出版刊物、编译书籍、调查研究、开展实验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为西方新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与创新摇旗呐喊。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受五四新潮的影响而建立的一个规模较大且具全国性影响的教育社团。1921年12月该社成立于上海，是由南北教育家联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等规模略小的教育团体合并组建的。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南北方教育界人士推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秉三、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等九人为董事会董事，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五人为名誉董事，并决定设总事务所于京师。董事会聘陶行知为主任干事。《新教育》杂志作为它的机关刊物，主任干事（主编）先后由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养秋）、王西征担任。该社还设立32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研究各级教育（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各类教育（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各科教育（如国语教育、历史教育、地理教育）等。

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中等教育委员会书记的汪懋祖曾追叙它成立的缘起说：“杜威博士在我国宣传学说，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路径应当怎样，而全国教育思潮为之一变”, “然而新教育究竟不可空口谈论”, “必须脚踏实地，从调查入手到实际改良。”“去年（指1921年。——引者）孟禄博士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业，鼓导全国教育界，这就是实际教育调查的运动。”其时，蔡元培等社会知名人士相继赴欧美考察，“数年间，各省赴欧美考察教育者亦不少。”“我们到欧美考察教育所得效果的结晶，就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新教育改革运动与实际教育调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有识之士顺应世界新教育潮流，在致力于教育调查与研究的同时，为了联络国内外同人，集思广益，凝聚力量，有效地推进教育改革而成立的社团组织。这一点我们也可从该社“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的宗旨得到印证。

中华教育改进社集中了教育界和各学科领域众多名流专家，以及许多有留美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可谓在五四新潮下倡导中国教育改革力量的大集结。它直接推动促成杜威、孟禄等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来华讲学，“以务实的态度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教育实际调查，……对制定壬戌学制起了很大影响。”而且，它的社员分布极广, “地不分南北，人不限中外，规模既极宏大，组织又异常完备。”民国时期的权威工具书《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它“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毫无疑问，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学制教育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产生的改革效应决不能低估。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虽然涉及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图书馆教育、童子军教育、成人教育等诸多教育层次和学科领域，不过，基础教育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如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部议决的当年“进行计划”即明确指出“以改进中等教育为主”;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公布的“进行计划”，亦有“本年度进行方针，仍照十一年度所规定，以改进中等教育为主，他种教育，得视人才经济及需要酌量图谋改进”一句；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务报告》在“进行方针”一目中也说，“本社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其入手方法，为选择宗旨相同并有着成绩之中学小学幼稚园，与之特约试验。……并将试验结果，随时介绍全国，俾多数学校，可以共向此途进展。”可见中小学教育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关注的重点领域。

应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柳诒徵、朱希祖、徐则陵、何炳松、陈衡哲等教授，加之一些教育理论界的人士，如胡适、蒋梦麟、朱经农、吴研因等人，他们致力于推进学校历史教育改革，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那么，他们究竟如何依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展新学制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的？改革的成效如何？对20世纪20年代甚至之后中国的历史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书所想探讨并力求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