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思潮

一 “新文化的怒潮”冲击传统旧教育

1915年9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群趋新的知识分子，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动与复古思潮、传统教育针锋相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被晚年胡适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相似之处”的运动中，陈独秀、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传统的旧教育。

陈独秀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时，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存在三大弊端：一是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二是学校所教功课，忽视日常生活知识和技能；三是注重记忆、忽略思维。陈氏对传统旧教育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到了1920年，陈氏在武昌高师的演讲，基本上还是坚持这些论点。他认为，新教育关键要“精神新”、“方法新”。所谓“新”，一是“要趋重社会”；二是“要注重启发的教育”，三是“要讲究实际应用”。他还以小学历史课为例，批评旧教育不顾小学生想象力薄弱的实际状况，主张“小学生并不要教他的历史，教他一些好故事比教他的历史还要强些”。不过，也许是受到此前常乃惪等人在尊孔问题上与之争辩的某种影响，在阐述新旧教育的界限时，态度似乎较前有些温和，而不过分极端。他指出，新旧教育的区分，不能单纯凭科目来界定，“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这些科目要算是新教育，读经史、读四书、读古文、学美术，要算是旧教育，我说并不是这个样。”关键是要“精神新”、“方法新”，即使公认的旧教育，“只要他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

蔡元培大体可归为“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一类，然而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勋劳卓著。1918年，蔡氏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演说，专门谈到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分歧点。他认为，新教育不同于旧教育的关键点，即是说，新教育是在充分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基础上，而选择种种适当的方法进行教育。他进而介绍了四种西方教育学说，“一曰托尔斯泰之自由学校”, “二曰杜威之实用主义”, “三曰蒙台梭利之儿童室”, “四曰某氏之以工作为操练说”，认为这些新说“足以见现代教育界之进步矣”。

胡适在1918年曾感叹道：“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是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不关涉。……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五四时期，胡适配合他的老师杜威来华，撰写了多篇介绍、评价实用主义和杜威学说的文章，主要有《杜威的教育哲学》《实验主义》等。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中，胡适详细阐释杜威教育学说的要旨，并总括为两句话：（1）“教育即是生活”;（2）“教育即是持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 “经验即是生活”。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他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部书里，要实践杜威的新教育理论，有两大条件：一是“须养成智能的个性”，即具有“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养成“疑问的态度”；二是“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即“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虽然杜威的有些观点，如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学说，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由反对教条主义而陷入经验主义，但是“在反对脱离社会现实和不顾儿童身心发育的旧教育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位新潮人物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五四之际，“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 “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巨大篇幅报导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蒋氏在美国留学时主修教育学，回国后自然对教育问题格外关注。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和其后担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主编）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他撰文、讲演，大力鼓吹科学、民主，宣传当时风靡世界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教育思想；介绍欧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提倡个性教育、自由教育、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强调个性教育，是蒋氏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说：“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之价值”, “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与陈独秀、胡适等持激进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倾向似乎略有不同，蒋梦麟认为，孔孟均持发展个性之说，西洋的个性主义与孟子的“性善说”、孔子的“因人施教”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说法，显然可以使蒋氏的个性教育观拥有更多的支持者，不致因“激烈的言论”，而“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蒋梦麟还发表过一篇《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的文章。他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历史者，俱以往之陈迹，昔日之糟粕耳。”今日学校历史教育，“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受之者，无异饮酖毒而甘美酒也。”他提出革新历史教育的一系列主张，如“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生活丰富，活泼灵敏，富有改良环境、认识和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能力；“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历史教育不能仅关注王侯将相，还要注意平民的生活，譬如“人民居宅之布置，公共卫生之保护”, “风俗、职业、农林、家制、宗教、娱乐、法庭、学校、监狱、聚会”, “瘟疫之传染”, “民族之特性”等，“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并重”, “历史的范围宜扩张”；教授历史，当注重选材，“留意儿童之能力”, “以已知推及未知”, “养成其思考力”, “使儿童存解决问题之态度”。他还列出一个采中外历史合编模式的历史教学大纲，这份大纲，注重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充分反映新教育思想特点的历史教学革新方案。

恰如蒋梦麟形容的那样，新文化运动就像一股怒潮，“要把中国腐败社会的污浊，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运动强烈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核心，动摇了旧教育的理论基础，为西方新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20年代初的新学制教育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译介西方新教育学说的热潮

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新教育学说方面，杂志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时，中国新出版的刊物林立，这些杂志也许如周策纵所说的，间或有“唱高调”的现象，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划时代的。杜威1921年夏天对这些杂志做了一番考察后也认为，“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表明了这场运动的精神”。这一时期重要的教育杂志，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相当有声誉的《新教育》外，还有一般教师爱读的《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

《新教育》杂志的“发刊词”说：“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势，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这篇不长的“发刊词”，清楚地说明该刊创办与当时蓬勃兴起的教育革新运动密切相关，揭示出《新教育》杂志的态度和宗旨，即教育是社会进化的根本手段，教育是国民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别的办法能养成自由、平等的社会精神。由此，就需要大力宣传西方教育思想和学说，改革中国的教育，通过教育改革来改良中国社会。换句话说，《新教育》杂志的创办者们，高举平民主义教育的旗帜，主张以欧美新教育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求民主、求自由的社会进步思潮有吻合的一面，因而“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足见其深受教育界、知识界的广泛欢迎。

何谓新教育？当时不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为此，《新教育》杂志的编辑之一，暨南学校的姜琦撰写文章予以解释。他说：“‘何谓新教育’一问题，当分作两层解决。其一曰：新教育者，适应新时代要求之教育也。进一步言：即创造新时代之教育也。……新教育之于旧教育，非破坏的，乃改造的；非反对的，乃加工的；非特创的，乃演进的。……其二曰：新教育者，包含一切新主义之教育也。若偏执一种主义以为标准，只可称曰某某主义之教育，仅占新教育之一部，不能概括新教育之全体也。本社所提倡之新教育，苟认为有利益于人类社会之进化与幸福，不问其属何主义，无不采取。非然者，无不排斥。”这段话，既阐明作者的观点，同时似乎也表达《新教育》编辑部的态度：首先，新教育适应时代的要求，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前进方向；其次，新教育与旧教育之间并不是截然相反、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最后，新教育改革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某一派的教育学说，而是要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一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正如姜琦指出的，五四新教育改革运动中，人们为了寻求中国教育的根本出路，把形形色色的西方教育学说、思潮统统拿了过来。“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矣。曰练习主义之教育、曰试验主义之教育、曰实用主义之教育、曰勤劳主义之教育、曰人格主义之教育、曰新理想主义之教育、曰自学辅导主义之教育、曰杜威之教育、曰蒙台梭利之教育、曰欣斯凯泰奈之教育、曰爱伦凯之教育。纷纭呈说，各有优异。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入万花争妍之圃。”诚然，当时中国教育界宣传的欧美新教育思潮与流派十分庞杂，然而，对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新学制教育改革影响最大的，还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以及孟禄的实际教育调查方法。

杜威应中国弟子们的热情邀请，在五四运动前夕，偕夫人、女儿来到中国。在他来华前，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他的中国弟子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宣传杜威的教育学说。1918年4月，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一文中，介绍欧美流行的试验（实验）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时，就提到杜威。1919年3月底，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首次较为系统地介绍杜威的基本教育观点，即“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同月，胡适在北京教育部会场以演讲的形式，对实用主义做了系统介绍和评述，他的讲演稿以“实验主义”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这篇洋洋洒洒3万余言的讲稿，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介绍实用主义的诸多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新教育》杂志第1卷登载很多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以及杜氏本人的讲演稿，如郑宗海（晓沧）译《杜威氏之教育主义》（第1卷第2期）、胡适《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第1卷第3期）、蒋梦麟《杜威之伦理学》（第1卷第3期）、刘经庶《杜威之论理学》（第1卷第3期）、潘公展《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第1卷第3期）、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第1卷第3期）、杜威讲演（涵庐记）《现代教育的趋势》（第1卷第4期）、杜威讲（姜琦译）《理科教育之目的》（第1卷第5期）等，几乎每期都有篇幅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在杜氏抵达上海之际，《新教育》第1卷第3期还出了“杜威号”，卷首刊登“杜威博士肖像”、“杜威小传”、“杜威博士及其夫人参观申报馆摄影”，发表了一组有关杜威的“专论”，既表达对杜威访华的欢迎，也向中国教育界隆重推介杜威的学说，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呐喊。

这一时期，除了《新教育》，其他教育杂志，比如，与《新教育》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编辑的《教育丛刊》也刊登了一些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另外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新青年》《晨报》《觉悟》《新潮》《新中国》《东方杂志》《新学报》《学灯》等也大量刊登宣传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文字。而且，杜威在华巡回演讲的记录充斥当时的报端，杂志也是连篇累牍地登载。除了杜威的演说稿，许多报刊还刊登杜威的行迹、谈话、演讲要点，以及杜威的照片、杜威演讲的广告、杜威的小传简史等，一时间，杜威成为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关注的焦点。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的五个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发行，到杜威离开中国时，该书已经印行13版，每版印数都在10000册以上。杜威的教育著作也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教育界刮起一股“杜威热”的旋风。

不过，正如汪懋祖说的，杜威的来华，虽然使“全国教育思潮为之一变”，但只是“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1921年9月至次年1月孟禄的访华，则“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随同孟禄在各地调查的北京高师学生王卓然深有体会地说：“每参观一校之后，……他（指孟禄——引者）莫不立刻说出他所看出的毛病，并指出改良的方法。”与杜威不同，孟禄注重通过调查、讨论、谈话等方式为中国教育的实际进行把脉、诊断，然后提出改革意见。对此，陶行知高度评价道：“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新教育》杂志从第4卷第1期起，陆续刊登许多介绍孟禄的文章，第4卷第4期还专门出了“孟禄号”，发表《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共11章）、“孟禄的演讲”13篇、“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谈话”11篇，以及《孟禄看的最得意的学校》、《孟禄在华日记》、《孟禄教育调查行程表》等文章，成为当时宣传孟禄教育调查活动和方法的主要刊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文，是在孟禄“前后游历九省十八都市和临近的乡村，参观学校及其他机关二百余处”之后，由实际教育调查社邀集各省代表和他共同讨论的结果，是孟禄对中国教育所做的一次全面的评判和检讨，对20年代新学制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继孟禄之后，麦柯尔、柏克赫斯特、克伯屈等当时世界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又纷至沓来，这样，使欧美教育学说的引进得到连续不断地推动，影响范围更加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前后教育界对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的引进，不少人还是持一种比较客观、科学态度的（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姜琦在“答读者问”里，就明确地把《新教育》杂志宣传、译介西方教育理论的做法归纳为三点：“（一）介绍（二）批评（三）发明。”他说：“何谓介绍？对于他人之学说，不加以批评或改造，仅将其完整之真面绍述之谓也。何谓批评？就他人之学说，加以分析辨别，比较其同违，考核其臧否之谓也。何谓发明？不抄袭他人学说，自出心裁，创立新理，而有所增益于人类知能之谓也。……以介绍与批评为研究新教育之手段，以发明为研究新教育之目的。”蔡元培在为杜威祝寿的致辞中希望“媒合”中西教育思想精华，“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陶行知、汪懋祖、孟宪承等在《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中也说：“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照着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这些都表明，他们在意识上并不主张盲目地移植外来学说，而是希望“择善而从”，将外来学说与中国的本土实践相结合，最终将西方的教育理论中国化，创新出符合中国教育实际的新教育学说。

归纳言之，在20世纪初西方新教育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五四前后中国教育界同仁通过自发性的教育社团活动，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起草体现“多样性”、“弹性”特点的“新学制”方案；制订对20年代新课程改革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开展西方新教学法在中国的实验与推广；等等。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角度看，无疑都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