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讨论：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特征
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短工化”的趋势。这种“短工化”的表现就是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频繁地变换工作，即“高流动”。一方面，农民工在工作上的持续时间较短，变换工作频率较高。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待业率较高，待业时间也较长。同时，这种“高流动”又是一种低水平的流动，对农民工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的改善都相当有限。
农民工在同一工作、同一用工单位内获得职业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这种用工单位内部的“水平化”流动与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有一定的联系，这造成相当数量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然而，农民工变换工作也是“水平化”的。变换工作至多可以帮助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方面获得一定改善，在企业的发展前景、管理层级，甚至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改善则相当有限。也就说，农民工即使变换工作也难以带来职业地位的提高。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的趋势，这主要体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
本研究也分析了农民工开始工作的年份与工作持续时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农民工近10年来第一份、上一份和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的变化，不难发现，农民工开始工作的年份越晚，平均工作持续时间就越短，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近年来不断增强。
本研究还特别考察了农民工自身特质（如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流动”和“水平化”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上的反应略有差异。就代际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向上流动和在职业转换后的向上流动的比例都相当有限，但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两种向上流动情况都不如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变换工作往往跨行业。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也更多的是对公司不满，年轻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是他们频繁换工、换行业的重要因素。年轻的农民工更容易因其高教育程度带来高职业期望，而与劳动力市场中有限的流动机会产生矛盾。我们观察到，年龄越小，农民工换工频率越高、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越短，也就是“短工化”趋势越明显。
就性别而言，女性在变换工作时转换行业的比例更高，在职业内和职业间也更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她们离职的原因虽然主要也是对用工单位不满，但也有相当比例是因为家庭需要而离职。家庭性别角色直接影响了女性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发展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并进而导致她们比男性农民工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先赋性的性别角色进一步深化了底层农民工的不平等，将女性推向更为弱势的境地，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在就业方面存在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与低学历的农民工相比，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职业内的发展和职业间的转换上并没有明显的向上流动趋势。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上有更多的提升机会，职业转换后在发展前景上有提升机会的比例也略高一些。但从薪酬待遇提高的比例看，却并未因他们的高教育而显著提高。教育给这些农民工带来了更高的期望，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职业境遇和发展前景。因此，才会出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持续时间越短，换工越频繁的现象。就职业技能而言，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在用工单位内部的发展前景方面，只在技能的提高和自身发展前景方面略有优势。因此，他们的工作持续时间比没有技术的工人要长一些，换工频率和换行业的比例也要低一些。但是这种相对优势并不明显，在绝对意义上，拥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也一样呈现明显的“短工化”趋势。由此可见，农民工自身后天的努力对于提升自己发展前景的帮助非常有限。相反，高教育程度带来的高期望，使得高学历农民工的就业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总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个以低薪酬待遇、缺乏保障、无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中。先天的结构性因素，如性别角色，恶化了部分农民工群体的处境；而后天的努力，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的提高，也难以给他们的处境带来多少改变。近年来，在这一生产体制中，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日趋明显。不同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的农民工都表现出“高流动”的特征，而且难以摆脱“水平化”的困境。
换工作对个体而言是一种重大的变化，影响到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整个生活状态。因为换工作意味着要面临全新的工作岗位，有新的技能要求和制度规范，难以形成积累。同时，换工作也意味着社会互动网络的变化，要与新的同事和领导建立关系。从调查来看，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处于频繁变换工作的状态中，“高流动性”意味着处于高速变化之中，表明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生活极其不稳定，而且这样的流动多是“水平化”的，缺乏改善的机会。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不但对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和家庭生活有影响，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对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及其后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带来的问题，就需要对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提高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制定相关的保障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发展的空间。当然，这种调整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实现。就当下来说，针对“短工化”趋势，需要特别做好针对农民工的职业介绍，缩短他们的待业时间，降低其对农民工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