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载思想的学术定位

《宋史》说张载“其学以《易》为宗”，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中也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这是古人对于张载之学的定位，奠定了张载之学的易学基调，这当然源于对其思想的分析和判定，为后世认识张载之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 学界关于张载之学的一般看法

学界关于张载的学术定位问题在早期意见是比较统一的。冯友兰先生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就指出：“横渠之学，亦系从《易》推衍而来。”——直接点明了张载哲学与《周易》的密切关系。

张岱年先生在其早年《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宇宙论·大化性质》中指出，“宋代哲学家，其思想多根据《易传》，所以也都讲神”,“张子言神最详”。后又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作《张载评传》一文，指出张载“所继承的主要是《周易》的学说”。

侯外庐先生等人主编《宋明理学史》一书指出，张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论的基本轮廓在《易说》中得到阐发”,“《周易》是张载思想的起点”。

在“张载的本体论”中，文章多次指出张载本体思想与《周易》的密切关系。认为其“气”的范畴是从《周易》经义中体会出来的，太虚与气的交互作用通过“神”来实现，中间还要经过“感”的环节；“一物两体”是从《周易》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学说中引申、发展而来的朴素辩证法。

在“张载的道德论与认识论”部分，作者指出张载将世界划分为天、地、人三大块也是由《易传》而来，而“穷神知化”的认识论是直接源自《系辞》的术语。

总的来说，该书对张载理学思想的论述中，注重其与《周易》的联系，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说都将其作为“易学哲学”加以论述，这在诸多宋明理学史著作和中国哲学通史中并不多见。

张立文先生在其《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宋人眼里，《正蒙》亦是发挥《易》的”,“《宋史·张载传》说‘以《易》为宗’，颇合实际”。这与余敦康先生观点是一致的，余先生也认为，“张载的易学著作除了早年写成的《横渠易说》以外，还包括晚年写成的《正蒙》”。

由此看来，张载之学归为易学是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

二 “四书学”与“易学”之争

龚杰在其《张载的“四书学”》《张载评传》等论著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张载的思想体系是依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学经典建立起来的，其中心内容是揭示“四书”的主题“性与天道”，因此张载之学应是“四书学”而非“易学”。

龚杰还进一步指出学界把张载之学归为易学的理论来源——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序论》。龚文认为王夫之之所以将张载之学归为易学，一是他对《周易》的推崇，二是批评朱学的需要，三是由于他对张载之学有着自己的取舍标准。此外，就《横渠易说》而言，一部分多为训诂和义疏，另一部分也是以“四书”主题来概括和发挥《易》义。最后指出：

 

总之，张载之学不是易学，而是以发挥《四书》义理为主的“四书学”，这正是张载思想的时代特色和他被称为理学家的重要原因。

 

这一见解在学界引来诸多争议。

王利民《论张载之学是易学——与龚杰先生商榷》一文针对龚杰先生关于张载之学是“四书学”的观点，指出张载实学本质上是易学，其思想体系是以《易传》的范畴和命题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其学说的主题和范畴的主要环节大都源于易学。

台湾学者胡元玲女士也认为龚杰先生关于“张载之学不是易学”的观点似是而非。

三 易学与易学哲学

要对张载之学进行定位，确定其究竟是不是“易学”，首先要对“易学”加以明确。

首先得肯定，易学在古代属于经学领域，历代学者主要通过对《周易》的注释和发挥建构起来的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

朱伯崑先生指出：

 

从历史上看，易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对《周易》的研究，包括文字和义理两方面。《周易》的文字，十分古奥、简练，要了解其中的义理，首先要弄清卦爻辞字义。所以许多易学家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对《周易》文字的解释和考证上。现在传下来的有关《周易》的注疏，一部分内容属于这种解字的系统。历代易学家也研究《周易》中的义理，特别是哲学家们依据其对义理的解释建立和阐发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对《周易》义理的解释和对其理论思维的探讨，涉及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可以称之为易学哲学。历代关于《周易》的解说和注疏，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朱伯崑在这里分析了易学所研究的两方面的内容，并定义了“易学哲学”这一重要概念，这为我们判定张载之学是否为易学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与此相关，朱先生还就易学哲学史史料选择问题提出自己的取舍标准，其中说道：

 

历史上有些思想家和哲学家，没有专门从事于《周易》经传的注疏，但依据《周易》，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方面的文献，是过去研究经学史的人所不取的，但却是研究易学哲学史的重要资料。

 

分析以上朱先生提出的取舍标准可以得出，易学的范围较广，是包含易学哲学在内的，易学哲学只是易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就史料选择而言，直接注疏《周易》经传的著作自然属于易学范围（当然不一定就属于易学哲学），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没有专门从事于《周易》经传的注疏，但依据《周易》，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的著作。

近年来也有学者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对易学研究加以审视，林忠军在《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总序》中说：

 

易学以传注、说解、笺疏、释疑、考证等为主要形式理解和解释《周易》文本，探寻《周易》作者意识到的和未意识到的思想或义理，这种注释不仅着眼于《周易》字词句的意义，即通过训诂对《周易》进行语言和意义的转换，简单地复制、转述《周易》本义和再现作者的生活世界，而且在此基础上依据解释者的知识和体验对《周易》文本进行再创造，使其意义得到拓展和升华，达到更好理解作者思想的目的。

 

下面我们以此为参考来考量张载著作。

四 张载著作分析

张载一生著述颇丰，据朱熹《近思录》及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后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魏了翁《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等所著录的记载及后人所编纂者来分析，张载有《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春秋说》《信闻集》《崇文集》《语录》《祭礼》《西铭》《东铭》《经学理窟》《正蒙》等。另有明人吕柟所纂《张子抄释》。现存张载著作有《西铭》《东铭》《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和《文集》，现已编入《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近年来，又有林乐昌先生辑得张载解说《孟子》语计130余条，合为一编，作为佚书《孟子说》的辑佚本。还有李裕民先生经过悉心搜集所得《张载集》未收录的诗61首、文14篇，亦颇有价值。这些都是研究张载思想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二程集》《朱子语类》《近思录》以及张载门下弟子如吕大临等人的著作，也是了解张载思想的必要材料。

就亡佚书目题名来看，并未有直接注释《周易》的著作，但其内容中是否涉及易学内容以及涉及比重，也是不可得知，只能以存疑论之。我们重点来分析其现存著作。

（一）《横渠易说》

这是流传下来的张载唯一一部直接对《周易》经传进行注释的著作，将其归为易学著作是毫无疑问的。其中既有对经文的解释，又有对《易传》，主要是对《系辞》的发挥和阐释，如朱伯崑先生所言，“这表示张载所关心的是易学中的哲学问题”。《易说》是张载早年著作，是他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现存《易说》的明清本是三卷本，但在《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中均著录为十卷。据日本学者菰口治考证，今存《易说》三卷本可能是残本。据胡元玲考证，菰口治的观点在细节上虽有待商榷，但其《易说》为残本的结论基本上是可信的。

龚杰先生认为《易说》的内容，其解释《周易》经文的部分没有超出《周易正义》（后简称《正义》）的水平，其解释《系辞》的部分是用“四书”的主题来概括和发挥《易》义。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在朱伯崑看来：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看，孔疏是对玄学派易学的一种批判地改造，张载易学又是对孔疏的一种批判改造。如果说，王弼注，经过程颐的批判，转化为理学派的易学，孔疏又通过张载的批判，转化为气学派的易学。……张载易学可以说是对汉唐以来以元气和阴阳二气解释易理的一次批判地总结。其在易学哲学史上，同程颐易学一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此看来，《易说》是在孔疏基础上的总结和超越，在易学哲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应该重点研读和深入挖掘的张载著作，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二）《正蒙》

《易传》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其学说的主题和范畴的主要环节都渊源于易学。张载的早年著作《易说》，通过对《周易》解说，对其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的基本思想已有所论述。《正蒙》一书则是张载后期所著，是张载一生思想言论的精华，书中并不专说《易》，但也是以阐发《周易》原理为主。其中的《太和》《参两》《天道》《神化》《大易》《乾称》诸篇都是阐释《周易》的专章，其他各篇也都渗透了易理。

就《正蒙》的研究而言，由于大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对其“哲学”思想的探讨，所以主要集中研究其中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中正》《至当》等篇，认为前几篇论述宇宙天道、自然万物，后几篇讨论认识、修养等，而对《作者》《三十》《有德》《有司》《乐器》《王禘》诸篇认为是张载发明《论语》《孟子》《尚书》“三礼”以及《诗经》的言论，属于张载的“经学”思想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站在易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篇章中，张载运用了不少《周易》的语言或原理来发明诸经，或者说以《易》与诸经相互发明。因此，研究张载的易学思想，这些篇章也因此而得以被包容，而不会游离于张载思想体系之外了。

《易说》是张载思想的起点，《正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补充和发挥。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胡元玲先生就文献角度所作的统计，更能直观地体现出《正蒙》与《易说》还有《周易》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表1-1可以得知，《正蒙》与《易说》相同的部分，若按字数算，超过30%的有6篇，其中以《大易篇第十四》最高，为90%以上，《神化篇第四》次之，占60%以上。

总计《正蒙》各篇及其与《易说》相同的部分，胡文亦有简表如下：

由表1-2可见，《正蒙》内容有四分之一以上与《易说》是重合的。

此外，胡元玲还就《正蒙》与《周易》相关之条数与字数进行了统计，兹引于下：

由此，胡元玲认为：

 

《正蒙》与《易经》尤其《系辞传》的关系极为密切，张载道学可谓建立在易学之上。如王夫之说：“张载之学，无非《易》也。”是故探讨《正蒙》应从《横渠易说》入手，研究张载道学应从张载易学入手。

由此并进一步指出龚杰关于“张载之学不是易学”的观点似是而非。

胡元玲所作的这几组统计数据及其得出的结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对《正蒙》的研究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学界对《正蒙》的研究，大多注重对其“哲学”思想的探究，而忽视了从易学或者说易学哲学的视野去关照这一著作。

在此之前朱伯崑先生就已经指出：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系统的哲学，同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可是，近代以来，讲经学史的，不谈其中的哲学问题；讲哲学史的，又不谈其中的易学问题。后种倾向，由于脱离经学史，谈历代哲学思想，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能揭示出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如谈张载哲学著作《正蒙》和王夫之的《周易外传》，不去研究他们的易学观，而是孤立地分析其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见枝叶而不见本根，则难以说清楚其理论的特征及其来源。

 

因此，朱先生在论述张载时说：“从《易说》到《正蒙》，说明张载的哲学是以其易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论述张载易学时，在文献选择上，也是以《易说》为主，并参考《正蒙》。

（三）其他著作

张载现存著作还有《经学理窟》《张子语录》和《文集佚存》。《经学理窟》主要是以经学笔记为主，内容驳杂；《语录》及一些文集佚存则相当零散。这些著作中也不乏张载直接论《易》之处或借易理阐述义理的文句，但基本上沿袭了《易说》和《正蒙》的思想，虽不能将其全部归为易学著作，但也是研究张载易学需要参考的必要材料。

此外，李裕民先生经过悉心搜集所得《张载集》未收录的诗61首、文14篇，近经王利民先生考辨，虽有些非张载所作，但亦有张氏佚文，可供参考。

近年来，又有林乐昌先生辑得张载解说《孟子》语计130余条，合为一编，作为佚书《孟子说》的辑佚本。这一辑本是张载通过解说《孟子》来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其中有40余条与《正蒙》重复，其解说过程中不少运用了《周易》的语言或原理，对于研究张载易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 研究视角与学术定位

以上我们就学界对张载之学的学术定位以及张载著作本身进行了分析，其中也涉及了研究视角与学术定位之间的关系问题，要想对张载之学的学术定位有更进一步的明确，笔者认为还需从一般意义上就研究视角与学术定位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使这一问题得以明晰化。

（一）学术定位本身存在先天困难

要对某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定位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学术定位，即根据该学人的著作、言论，对其学术思想的内容、特征、属性、旨趣等，确定其在学术分类中所属的门类。这一行为本身就存在一些先天困难。

1．学术分类的复杂性

现代学术研究，都是在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框架下进行，这一西方学院化的学术规范，对于科学研究的长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其自身所要求的精确性、严密性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言，其限制性所带来的刻板、封闭也不容忽视。而现代交叉学科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势头也是对这一学科分类体系的一种反弹。

就所谓的中国哲学而言，这一情况体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也经历了如《庄子·天下篇》所讲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分化，但是由“道术”裂散而来的各类“方术”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取向、思想旨趣、政治主张以及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而作为学术研究主体的学人对于各种“方术”的研究、体悟和践行却是开放的、兼容的，正印证了《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说法，这一点尤其在宋明以来，儒释道合流以后的学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而真正对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文史哲一体的中国传统学术造成割裂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引进和应用。

依照这一学科范式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也伴随着诸多负面效应。近年来出现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对“中国哲学”这一大的学科的定位就已经显得山重水复，疑难重重，如果具体到一个“点”上——张载之学，随着外延的缩小，其内涵便被扩大，那么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定位将面临更多问题，如经学、理学、易学、易学哲学等诸多既包含又交叉的学术分类标准，使得这一工作更显纷繁复杂。

2．学者思想的复杂性

对于个体的学者而言，其思想极少有纯粹得可以用一条或两条所谓的学术区分标准将其明晰的归类、定位。就纵向的历时性而言，随着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学者的学术旨趣、学术重心在不同时期会有转移甚至完全的改变，即使有一以贯之的主线，也会有一个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所以，要想用一两个固定、刻板的归类标准对这样一个动态的、甚至跳跃的历程进行定位，必须得非常审慎和细致。就横向的共时性而言，在某一时期，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亦非完全是单纯的、一元的，就在一个时间平面上，也许是多元共存的这样一个局面，而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其普遍。对于这一情况如果运用某些学术划分标准去衡量，至多也只能是一个“从某个角度而言”的问题，而铁板钉钉式的下判断只能是一种粗糙的武断。

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值得一提，我们分析、判断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依据的当然是他的著作、言论，还有他的学术交游也是一条重要线索，但对于古代学者而言，往往存在著作散佚、托伪等文献问题，在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学术定位就要慎而又慎，至少在判断标准的选择上要谨慎，判断方式也应要多方考虑，切忌贸然下结论。

（二）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不同的学术定位

一位作者的著作言论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客观的、确定的，当研究者要对其加以审视、判断时，就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标准的不同选择，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这里所谓的标准，就是指研究视角。

作者的思想内容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可以用一条或两条所谓标准能将其定位，既要注意到纵向上的发展变化，更要考虑横向平面上的“多元共存”。在时间段确定的条件下，对其思想内容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得出的结论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观照的结果，随着角度的变换，重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他们之间并非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交织、容纳，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也正是这种多重视角的观照，全方位的审视，对于客观的、确定的思想内容才有了更加完整、明晰、透彻的认识。

因此，当我们从某个研究角度得出某个结论时，面对不同的观点首先应该是理性的审视，先理解，再判断，“同情地了解”，而不要急于以此攻彼。

六 从易学视角为张载之学定位

具体到张载来看，纵向而言，张载一生的学术历程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二十一岁“受裁高平”之前是一位“喜谈兵事”、“有边塞之志”的豪侠少年，这一时期也就是朱子所说的“早悦孙吴”时期。后读《中庸》，入佛老，再返之六经，到晚年思想成熟，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二程所言，“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张载一生思想探索道路较为曲折，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而且又有前后交织、影响的情况，研究张载思想，对这一纵向性把握需要重视。近年来学界对于张载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白欲晓先生认为：

 

对于张载哲学理论形态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着诸多分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张载哲学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这一事实基本上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忽视，以至于将他的某一阶段性理论认识或命题抽离出来，来概括其整体思想和哲学形态……

 

白文注意从历时性的维度纵向把握张载思想的发展、演变、成熟，既是对学界研究张载不足的一个补充，也树立了从不同视角观照张载之学的一个典范。

如果从横向平面地剖析张载之学，可供选择的视角就显得更加丰富，这与张载之学本身所具有的驳杂、丰富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限于本书论述重心，这里主要就易学角度对张载之学进行定位谈谈笔者的看法，并就其他视角简单加以参照。

就“外在”形式而言，《横渠易说》是张载解易之作，列其为“易学著作”，毫无疑问，兹不多言。就其内容而言，《易说》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周易》原文所作的训释和义疏，二是阐释和发挥《周易》的哲学。两部分内容中都不乏“四书”《礼记》《诗经》《尚书》以及《老子》《庄子》的字句或直接化用其中的思想、原理。这些经典经过张载与《周易》思想内容的创造性结合，对于表达张载自身独特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整体而言，这些经典的引用和《周易》形成了一种互证、互诠的关系。从易学的角度而言，张载通过这一创造性的“移植”、“嫁接”，赋予了《周易》以新的内容，把《周易》经传自身的语言、形式和原理与“四书”等其他经典的思想内容有机的融合起来，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理想，构建了自己的思想学说。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正蒙》。

《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中正》《至当》等篇，论述宇宙天道、自然万物，以及认识、修养等。其“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是承袭汉易的卦气说、唐孔颖达以及宋初李觏以阴阳二气解易的观点，是对易学史上气论的一次批判性总结的结果；而阴阳二气变化的内在动力——“神”，是“气所固有”，这一重要观念源于《易传》，是对《周易》“神”概念的发展和创新；在其认识和修养统一的工夫论中，张载强调“穷神知化”，更是对易学的命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

《作者》《三十》《有德》《有司》《乐器》《王禘》诸篇是张载发明《论语》《孟子》《尚书》“三礼”以及《诗经》的言论。如果我们站在易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篇章中，张载运用了不少《周易》的语言或原理来发明诸经，或者说以《易》与诸经相互发明。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现存的作为张载经学笔记的《经学理窟》，以及《语录》之中。

因此，研究张载的易学思想，这些篇章也因此而得以包容。

当然，如果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张载之学加以审视，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比如将研究视角定在《易说》和《正蒙》中涉及大量的“四书”的相关内容上，作所谓的张载“四书”学研究，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甚至应该支持和响应，正是因为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和不同见解的争鸣，才能使研究对象更加明晰、透彻。事实上，学界对张载的研究也正是如此，如近年来对张载的“礼学”思想的研究，也是以张载重“礼”，著作中也多涉及“礼”这一点出发进行研究；也有注重张载著作中涉及《诗经》的内容，而研究张载《诗》学的论文等，恰恰体现了不同研究视角下对张载研究的多维性、丰富性和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