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张载学术历程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幼时因父卒于涪州任上，家贫无以还乡，遂与弟张戬侨居凤翔县横渠镇，后于此长期讲学，世人尊之为横渠先生。

一 早悦孙吴

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少喜谈兵，有边塞之志，“慨然以功名自许”，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云：“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言”，游酢也说张载“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甚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可见，张载年轻时并非志在孔孟，想成为一名立德立言的儒者，而是一位“男儿何不带吴钩”式的豪侠少年。

《横渠先生行状》言张载“气质刚毅”，其性情气质也深深影响了其学术风格。

“横渠四句”，大气磅礴，勇于造道。《西铭》文风豪放，气势恢宏，程颢赞之曰：“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作得。”

关学学派重经世致用，张载与二程论学，曾言：“学贵于有用。”张载在朝廷不顾礼官反对，力主施行婚冠丧祭之礼；主张“复井田”，晚年自置田地，欲验之一乡。张岱年先生所言：“关学注意研究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注意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近年有学者提出：“张载的‘崇实’‘致用’思想贯穿于他的所有著述之中，并且成为元、明、清实学思潮的学术思想渊源，奠定了实学思潮的思想基础。”

张载门人多能谈边事，且多武将，参与战事。据胡元玲考证，张载弟子中，吕大忠性情刚毅质直，勇于有为；吕大钧质厚刚正，喜讲兵制；游师雄慷慨豪迈，建于事功；种师道抵抗金人，知兵有谋；李复领兵抗金，为国捐躯等，不一而足。王阳明曾就张载感叹曰：“关中自古多豪杰。”

这些都与张载的少年志向、气质性情是分不开的。

二 受裁高平

书载张载年轻时曾以书谒范仲淹。

《横渠先生行状》云：

 

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史》云：

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一）上书时间辨正

但上书范仲淹的时间《行状》与《宋史》有所出入，《行状》载“年十八”，而《宋史·张载传》言“年二十一”。胡元玲据武澄《张子年谱》考证，认为“应以二十一岁为当”。胡文引武澄《张子年谱》云：

 

《行状》云：“当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又云：“先生卒于熙宁十年，享年五十有八。”考熙宁十年距康定元年，共三十七年，则当康定时先生乃二十一岁，而《行状》云“年十八”，则不当在康定时，在康定时则不当云“年十八”，自相矛盾，其失不辩而明。至《纲目》又以谒范文正公，时年二十，亦误。惟《宋史·道学传》以为年二十一时当康定元年，证之《纲目》，是年夏，范文正公始为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极为有据。若年十八则为景祐四年，年二十则为宝元二年，彼时范文正公尚贬知饶州、越州，先生何由而以兵策谒之乎？

 

陈政扬同意此说。

杨立华也指出“范仲淹升任陕西都转运使是在康定元年四月”，认为“张载谒见的时间不会早于此时”，所以也推断“《宋史》‘年二十一’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

综上，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

（二）“高平门人”说辨正

《宋元学案》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高平学案》《横渠学案》都是如此。这一说法一直存在争议。

《宋元学案·高平学案》载：

 

汪玉山与朱子书云：“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援以《中庸》，若谓从学则不可。”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八云：“张子之于范文正公，是当时固成疑案矣。”

陈俊民就王梓材补修《宋元学案·高平学案》时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提出质疑，指出张载并非“高平门人”。陈文指出，王梓材之所以这样做，源于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所言：“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根据王梓材所加按语：

 

横渠之于高平，虽非从学，然论其学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陈文认为“张载之学出于高平之说，原来是全祖望、王梓材等‘追溯’出来的”。因此，陈文提出：（范仲淹）知人善任，鼓励提携，这对张载进入理学活动，创立关学，成为著名理学家，诚然关系重大，但他们之间并无师承关系。……“追溯”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

可见，在张载的学术历程中，谒见范仲淹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正如陈俊民先生所言，二者并无师承关系，将张载归为范仲淹的门人弟子不太合适。

关于张载与范仲淹的接触因为史料缺乏，所以产生了诸多疑案。张载非范仲淹门人可以确定，但其间还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陈政扬在其著作《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中指出：

 

张载虽经范仲淹的劝告，不再将人生的志向放在以兵事建立功名上。但是，他仍对军事边防存着很大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可由《张载·文集佚存》中，所收录的文章可知。《庆州大顺城记》一篇，是张载对范仲淹军事武功的记载与称颂，而此时为庆历三年（西元1043），距范仲淹赠《中庸》给张载已有三年。可见张载并未因为范仲淹的一席话，就打消对兵事的热情。朱建民先生即指出，范仲淹之授《中庸》虽是张载折节读书的转折关键，但是这种影响未必像《宋元学案》所说的，大到使张载“遂翻然志于道”的程度。

 

陈文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范仲淹对张载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并对张载受教于范仲淹而志向产生变化的过程进行了澄清，指明了张载学术历程的开端并非是一个突然的转变，这一情况在张载的学术风格中也能得以反映；也对范仲淹在张载思想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值得一提的是陈文注意到了张载早年的一篇文章《庆州大顺城记》，对于考察张载早年经历具有一定价值。杨立华也指出：

 

今《张载集·文集佚存》中载有《庆州大顺城记》一文，详细记载了范仲淹筑大顺城的事迹。从行文的格式和语气上看，这篇文章很像是幕客的文字。范仲淹筑城是在庆历二年三月，而赐名“大顺”则是当年五月的事情。此时张载已经是二十三岁。由此可知，张载在初次谒见之后，仍与范仲淹有一定的交往。或者甚至曾有短时间游于范仲淹幕府的经历。

 

杨文从《庆州大顺城记》的行文风格和写作时间推断张载与范仲淹的交往关系，指出《行状》错误，这也是近年来关于张载研究的新提法，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对于研究张载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不失为一则有价值的材料。

由上可知，张载并非范仲淹门人，二人并非是《宋元学案》所说的师承关系；范仲淹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也并非如《行状》和《宋史》所载的那样的突然和直接，而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在此期间也是与范仲淹的不断接触、交往中走上了他的学术道路的。

三 勇撤臯比

《行状》和《宋史》都记载了张载和二程的学术交游。三人共语道学之要，之后张载焕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状》记载此时此事是在“嘉祐初”，地点在京师。而张载是在嘉祐二年，三十七岁时登进士第，与二程论道京师，当在这一时期。从他的自信可以看出，此时张载的学术根底已基本确立。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载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此事《行状》未载，《二程集》有之，后世学者认为多不可信，胡元玲认为“有可能是为长者讳，也有可能只是二程弟子为崇其门派而夸大其事”。

观朱子所作“张横渠画像赞辞”亦有“勇撤臯比，一变至道”之语。

关于张载与二程的思想交流，相关历史记载和学术讨论很多，这里略作澄清。

（一）关于“关洛之争”

这一问题主要是由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所引起。

吕大临本师从张载，张载去世后从学于程。其所作《横渠先生行状》按朱子《伊洛渊源录》载有二本，一本说张载见到二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对此程颐加以驳斥，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倾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后吕大临将这句话改为“尽弃异学，淳如也。”

张岱年先生指出：

 

程颐的态度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但二程弟子中仍有人不顾程颐的训示依然认为张载曾学于程颢，如游酢所写《书明道先生行状后》说：“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这些话主要是企图贬低张氏而抬高二程的地位。

 

陈俊民在这之外又补充了二程高足杨时“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的说法，并指出，“张程思想之间的互相影响，相互吸收是肯定的”,“但一定说张源于程，显然这是在程朱思想日渐变成统治思想的趋势下，程门弟子高其学、神其道的门户之说”。陈政扬在其《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一书中引证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张载时的话：“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宗之，可以召对访问。”也认为“张载之学并非出于二程”，认同陈的说法。

关于这一问题，杨立华又有一些新的澄清。文中引朱子《伊洛渊源录》云：

 

按《行状》今有二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疑与叔后尝删改如此，今特据以为定。然《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已。”按横渠有一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悲激”之言，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盖自二先生发之耳。

 

杨文认为“朱子这段议论相当平允，可以视为此一公案的定论”。并指出，以吕大临之性情质直，兼对张载之学笃信不疑，能为此事，“很可能是张载生前曾有过类似的表述”。

综合这些观点，可以得出，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关学和洛学是平等的并列关系，后世之所以会出现“张载之学出自二程”的说法，一来源于关洛门户之争，二来可能是张载生前的自谦之语。

（二）与二程易学思想的交流

回头再看《宋史》张载“坐虎皮，讲《周易》”之事，对于了解张载易学思想的形成和建立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张载和程颐，包括邵雍都是当时有名的易学家，三人经常关于易学及相关哲学问题进行当面讨论或书信往来。前文已述，张载是嘉祐二年，三十七岁时登进士第，与二程于京师相见当在此时左右。这一时期张载的易学思想应该得以初步建立，《横渠易说》的基本思想应该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而与二程的交流和切磋在张载易学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朱伯崑先生对此指出：

 

张载易学体系的形成，同程氏易学也有一定的联系。二程和张载都把其易学看成是批判佛老两家的武器，同属于宋易中的义理学派。其易学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据说，张载早年在开封坐虎皮椅说易，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同张载讨论易学问题。次日，张载说易，撤去虎皮说：“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外书》十二）此事乃程氏弟子所记，可能有些夸张，但张载推崇程氏易学，曾受二程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朱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公允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张载易学既是在对程氏易学的吸收，又是在同程氏易学的斗争中形成的。

事实上，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张载在开封讲《易》时，可能已经开始写《易说》了。在《易说》中，他的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具备。”

杨立华将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游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嘉祐元年（1056）至嘉祐四年（1059）前后，这一阶段即是张载与二程初会京师，后与程颢又有书信往来。第二阶段是从嘉祐五年（1060）至熙宁三年（1070），期间与在京为官的程颢又有交流，杨认为这一时期张载还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体系，思想上与二程较为接近。第三阶段从熙宁三年（1070）至张载去世，期间张载完成《正蒙》，真正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故在此期间与二程多有不合。

这一划分具有一定的道理。杨文在论及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游过程的第三阶段时，涉及双方书信往来，杨据程颐回信和二者学术分歧，以及《洛阳议论》中无相关讨论的记载，推断“二程在横渠生前是否曾看到过《正蒙》的全貌，是很值得怀疑的”。

首先，二程是否在张载生前看到过《正蒙》一书全貌，的确难以确定。张载著《正蒙》情形，《二程集》中略有涉及，《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云：

 

张横渠著《正蒙》时，处处置笔砚，得意即书。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可见，张载著《正蒙》一书时，程颢还是有所了解，但不能确定程颢就《正蒙》一书与张载进行过讨论。

《程氏外书》卷第十二还记载道：

 

《张子正蒙》云：“冰之融释，海不得而与焉。”伊川改“与”为“有”。

 

这里既然程颐对《正蒙》进行批改，当时看到全书无疑，但不能确定此时张载是否还在世。

其次，就《正蒙》的成书来说，《正蒙》一书最初由张载授予弟子苏昞，并非现在面貌，而是后来由苏昞“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从文献角度考察，《正蒙》全书近四分之一的文字与《易说》相同。就思想内容而言，是在《易说》基础上的创造和发挥，而《易说》又是张载早年的著作，气本论在《易说》中早已确立。张载与二程最大的分歧在于张载主气，而二程主理，《二程集》载：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

 

与程颐书信中的分歧之处恰好也正是关于“虚无即气”的问题。所以，二程与张载学术思想的根本分歧从双方交往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探讨二程是否在张载生前看到过《正蒙》一书全貌，对后来双方的学术分歧也没有多大意义。

可以确定的是，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游，如有记载的“京师论《易》”等思想碰撞，对于张载易学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朱伯崑指出：

 

……张载推崇程氏易学，曾受二程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就今传张载的《易说》看，其中对卦爻辞的解释，有些是同《程氏易传》中的观点一致的。如其对《周易》体例的理解，取卦变说，肯定《序卦》，并使用“天理”一辞，解释天下之理，这些当是受了程颐的影响。

四 并游尧夫

张载的学术交游除二程外，还有当时著名易学家邵雍。与邵雍的交往，相关记载较少。《张载集》中收录有《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诗曰：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

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病肺支离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尘。

人怜旧病新年减，不道新添别病深。

 

该诗文后附有邵雍的和诗：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来贤杰知多少，何代无人振素风。

 

二人诗歌互答未谈及学术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二人之间互相都颇为推崇。

此外，邵雍之子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五记载，熙宁十年（1077）春，张载应召再次入京，过洛阳见邵雍，时邵雍病笃：

 

（张载）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

 

这里记载了张载与邵雍论“命”的事情，虽是平常对话，也能从中透露出二人思想交流的一些方面。“命”是道学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张载易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邵雍在交谈中区分了“天命”与“世俗之命”，获得了张载的赞赏，道学气象，尽显其中。

邵雍易学，以数为宗，这是与张载易学以及程氏易学的根本区别。《二程集》载程颐书云：“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论，惟未尝一字及数耳。”——体现出程氏对邵雍易学的保留态度。

史料虽未有记载张载与邵雍就易学问题的讨论，但张载易学中并不是完全拒斥象数，只是在“象、数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上与邵雍不同，朱伯崑指出：“邵雍提出‘数生象’，张载对此并无直接的评论。但就其对大衍之数的解释看，认为数是依赖于形和象的。”二人关于数象关系问题刚好相反，但在某些观点上表现出了一致的地方，张载在论述“大衍之数”时，认为其一不用之“一”是指“天一”，而邵雍亦有此观点。

总的来说，就易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而言，张载与邵雍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

张、邵二人的交游和学术交流，由于史料记载稀少和笔者学力所限，只能到此为止。

五 殁于骊山

关于张载的卒时、卒地和卒因问题，史料记载本来是比较清楚的。

《宋史·张载传》云：

 

乃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

 

范育在为《正蒙》所作的《序》中所言：

 

熙宁丁巳岁，天子召以为礼官，至京师，予始受其书而质问焉。其年秋，夫子复西归，殁于骊山之下。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云：

 

西宁二年冬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明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是年冬谒告西归。十有二月乙亥，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十有八。

 

以上三则材料就是关于张载去世问题的记载，《宋史》记载了张载卒因为病逝，《正蒙·范育序》和《行状》记载了张载的卒时、卒地，其中对于张载去世的地点记载是一致的——骊山之下的临潼，但时间有些出入，范说较为笼统——“其年秋”,《行状》则详细地说明了是“十有二月乙亥”。

（一）关于卒时

武澄《张子年谱》载：“冬十二月乙亥卒于临潼馆舍。”后加按语：“《纲目》作‘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凤洲鉴》作‘冬十月至太常礼院，张载卒。'”武澄虽然在《年谱》中取吕大临《行状》所载卒时，但还是持保留态度。

关于这一问题，今人刘荣庆在《张载卒时、卒因辨》一文中认为“吕说似较详明精当，可以资信。”理由是吕大临较之范育，与张载关系更为密切，且吕“治学态度甚为严谨”。

刘文这一说法近年遭到质疑，付佳、高天智《张载死因新考——兼与刘荣庆先生商榷》一文，指出：“吕氏之文从理论上虽较接近张载，然而事实上却有违史实者多处，不足以作为张载生平的可靠依据。”但是文章仅仅在此提出质疑，并未对张载去世时间进行新的考证。

笔者以为，付、高二人提出吕氏《行状》虽与史实有不合之处，但其不合之处也是限于张载上书范仲淹时间等事件，并未有新的证据确定张载去世的具体时间，所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是以吕说为妥，武澄《年谱》从《行状》卒时，又加按语存疑，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二）关于卒因

张载去世的原因史籍记载本来是很明确的，前文已述，是在西归途中病逝。但是刘荣庆在其《张载卒时、卒因辨》一文中又有新的观点：

 

张载被召封为礼官，在封建礼仪上倡导复古，却得不到赵宋皇帝和同僚的支持，处境十分孤立，就连最隆重的郊庙之礼“不致严”,“亟欲正之，而众莫之助”，生了满肚子的窝囊气，其实现平生主张与施展才能的寄托，连连碰壁，他心理上遭到的打击和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疾”是心里吃力引起的，又是还乡的借口；政治上、精神上的雪上加霜当是他卒于骊山之下的横渠书院（今临潼县华清小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说同样遭到付、高二人的质疑，付文以张载诗“……病肺支离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尘。人怜旧病新年减，不道新添别病深”为据，指出张载的病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重，因此张载是因病而退，并非以此为借口；此外，由张载著作和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的他乐天安命的精神，认为政治上的不得志可能会对张载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张载之死的主要原因。

笔者以为，张载卒因史料已经很清楚，再去详加讨论对于了解张载生平也许有益，但对于研究其学术思想意义不大。但既然有了这一争论，不妨置喙几句。

首先，张载之病确实由来已久，付文所引之诗就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张载二次被召时，张载也考虑到了他的多病之身，但仍然抱着济世理想，说：“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这一来说明张载确实身体状况不佳，二来说明张载对这次进京还是抱有很大期许。

其次，入京后政治上不得志对张载还是有影响的。《行状》言：

 

礼官安习故常，以古今异俗为说，先生独以为可行，且谓“称不可谓非儒生博士所宜”，众莫能夺，然议卒不绝。郊庙之礼，礼官预焉。先生见礼不致严，亟欲正之，而众莫之助，先生益不悦。会有疾，谒告以归，知道之难行，欲与门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终，不卒其愿。

 

由此看来，政治环境中的极度孤立和主张不能得以施行的焦虑和失望与张载赴京时的满怀期望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对他的带病之身肯定是有很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张载去世的原因就是病逝，政治失意对其心理状态和身体状况也许会有影响，但这不能归结为张载去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