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时代风云 着眼现实题材
——评余光慧的报告文学
余光慧下过乡，当过教师，在宁夏文坛专攻报告文学的仅她一人。现任宁夏文联副厅级调研员。著有报告文学集《强者的纪年》《创造平等》
《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
一提起她，我的耳边就会响起铿锵有力的歌声“大渡河水浪滔滔，英勇的红军来渡河……”，眼前就会清晰地浮现她优美的舞姿。当年，她是银川女中的文艺骨干。1998年春节联欢，她还表演了一段独舞，令我们赞叹不已。
余光慧，祖籍湖北，生于广西，在宁夏长大。她是1968届的高中生，上山下乡到宁夏南部山区的泾源县当了农民。在那几年，她种过地，演过戏，也教过书。在那一段青春岁月，她的文艺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要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她唱唱跳跳了几年后被抽到县文化馆从事专业的文艺工作，担任队长兼导演，带着一群从农村选上的孩子，从基本功教起，边教边演出。她成了娃娃头，敬业的她，迈开了勤奋的脚步跑遍了山乡的每一个角落。一支歌，一支难忘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歌，一支难忘的歌，希望和理想是那么多，啊——在泾源留下了她的歌，她的梦，她的青春，她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急用先学，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余光慧与人合作的歌剧剧本《红松岭医疗站》出手不凡，由后来成了音乐家的温中甲作曲，剧目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文艺会演，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1980年，回族歌剧《曼苏儿》代表宁夏进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并获奖，当时的演员中就有7个是余光慧当年在泾源县文工队培养出来的演员，其中包括扮演女主角龙潭公主的演员。连创佳绩的泾源县文工队被评为西海固地区优秀文工队，余光慧也被评为优秀编导。粉碎“四人帮”后，她创作的歌舞节目《耍房》获优秀奖，剧本发表在《宁夏文艺》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政策为大批知识青年进一步施展才能提供了返城的机会，余光慧回到首府银川，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同时，通过电视大学的学习，取得了文凭。
1984年余光慧调到宁夏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在作家协会工作。
迈进这个门槛是因为命运与机缘，更是因为她内心深处的一种召唤。她很清醒，自己今后的工作是面向一批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要开展工作必须要展开深层的专业对话。如果没有对话水准，又何谈工作效率？！
于是，在努力适应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之余，余光慧想为自己未来的发展设计一条可行之路。选择具体目标是最困难的。路多歧而树多枝，有所弃才有所取，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是写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正当她犹豫徘徊时，新疆铁路局老战士协会的刘雨田徒步考察长城到了银川，他要与张贤亮交谈。张贤亮在与刘雨田谈话之后，为他这种精神而感动，指示作家协会要为刘雨田的徒步考察写一篇报告文学，余光慧欣然受命。于是，1984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长城的子孙》。
她突然感到报告文学可以紧紧地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她喜欢与生活同步的作品，她喜欢文学干预社会生活，于是，她决定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接着发表了《西洋归来的学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强者的纪年》《青年角斗士》等作品。在她笔下铺展开一幅幅风起云涌的时代画卷。她向世人介绍的人物有：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心血管医学专家张得利、在改革大潮中激流勇进的企业家石作玺、有忠于职守体恤百姓的电力干部朱正安、有顽强吃苦拼搏体坛的青年运动员康小伟——在她报告文学创作的早期，就显现了大力度大视角的特点，更主要的是已经具有了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这是她做为报告文学作家那时就已经具备了的素质。
1991年，她结集出版了《强者的纪年》。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了余光慧不仅在报告文学这块园地找到了自己的正确方向和生存价值，而且已经显示了作为已经成熟了的作家的独立思考与个人风格。
对这本报告文学集，评论家给予了由衷的肯定：“以理性思考为经，以阳刚之美为纬，精心编织起来的文字，使余光慧的报告文学在宁夏独树一帜。”
《话剧的脚步》，是她对话剧改革的观察与思考。在《文学报》发表后，获全国征文二等奖。
《大风起兮云飞扬》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报告文学优秀奖。
尤其是《创造平等》这篇报告文学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又改编成电视片《春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有追求的人是幸福的，是美好的，是充实的。
余光慧是个有追求的人，她在不断地追求事业的持续进展，追求人生真、善、美的更高境界。
余光慧是一个勤奋的作家，报告文学是需要不断发现目标的，需要采访，需要挖掘素材，需要百分之百的真实。它不像小说可以有想向的空间，可以虚构，可以夸张。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它要求作家在描写真人真事的旗帜下汇聚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用自己的文才和心血装点主人公的花环。正如歌德所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余光慧正是以一种可贵的进取精神，勇于攀登，尽力创新，连续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创造平等》和长篇报告文学《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等。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是文坛上繁茂盛开的一朵鲜花，它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感受着时代变化的脉搏，展现着英雄的风貌，谱写着光明的赞歌。它以其与生活同步的新颖夺目吸引着愈来愈多的读者，以它特有的时代魅力令众多读者瞩目。
余光慧的三部报告文学都紧紧与宁夏大地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创造平等》，反映的是中国西部众多贫困落后地区女童失学的社会问题，并由这一具体的教育问题而生发出对于妇女争取解放、平等问题的深沉思索，对于中国以及世界上同样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国家未来命运的迫切追问。余光慧以这样的视角来描写中国西部，描写中国妇女的现实命运，取材独特。阔大的视野和深度的理性思考是这部报告文学的精神支撑点。
西部的发展缓慢而沉重，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对教育的忽视，尤其是对女童教育缺乏重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诚如作家在作品中所言：教育一个男孩子只是培养了一个人，而教育一个女孩子，则关系未来的一个家庭。教育一代女孩那就要影响整个民族未来的素质了。《创造平等》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全局性和尖锐性，所揭示的西部女童教育的问题是严峻的。余光慧以她敏锐而激情的心，以她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感度捕捉了这一具有现实性、时代性、社会性的题材，用她热情、细腻、睿智的笔，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充满挑战的课题，袒露了参与这一行动的实际工作者们的坚韧持久的努力。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余光慧凝重的笔触及的是忧郁、深沉的情愫，真实地描述了西部黄土地上失学女童令人心痛的境况：石塘岭小学四年级以上无一名女生，贫穷愚昧、混混沌沌、凄凉难诉的女性人生；西吉夏寨不知自己姓名如何写的穆雪花；乖巧伶俐却对读书漠然的回族女娃王金花……这一切都像无声的呻吟，无言的呼唤，敲击着人们的心弦，它警示人们关注西部失学女童的命运，呼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
是啊，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有多少失学的女童，有多少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女童，她们焦渴的心灵盼望着雨露甘霖，就像我要读书的马小玲，“拒绝出嫁”的冯家姐妹……
马小玲的故事之所以那么令人震撼，成为读者眼前抹不去的一幅画面，是因为作家写出了一颗渴望追求平等的心灵的悸动。她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将马小玲的心理描摹的真切感人：那忧郁的眼神，那渴盼的神情，那突然迸发的呼喊，那女孩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均被作家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出来，阅读中多次引来读者同情、伤感的眼泪。
《春蕾》和《中国在行动》是两部多集同名记事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它们是《创造平等》的姊妹篇。《春蕾》以宁夏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全面有效地实施作为表现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宁夏南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等地农民的生活景况，女童教育的长期被忽视以及社会各界为救助失学女童而进行的艰辛努力。《中国在行动》表现的视野更开阔，中国西部更为辽阔的区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女童教育事业均进入了余光慧的视野，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社会学的价值和文献的价值。
《追寻持续》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它探讨的是“扶贫”资金怎样才能合理而有效地使用这一话题。在这里，余光慧超越了写作范围，设身处地地为穷苦百姓着想，这并非是越俎代庖，而是强烈地干预社会生活的责任感，证实了她的社会良知。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是一篇分外感染人的佳作，叙述了享誉国内外的西夏史专家李范文在六十岁之后的研究经历——考察西夏亡国后其遗民的踪迹所向。通过主人公这一段研究经历的片段书写，将一个献身科学研究、视冷僻的西夏学研究为生命的可亲可敬的学者形象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
怀着感奋，怀着好奇我们来看《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点子大王何阳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的风云人物。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东风，当时默默无闻的工厂技术员何阳弄险商潮，几乎是一夜之间声名远播，成为靠出卖点子“发财致富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何阳1956年出生于武汉，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专业。1988年何阳辞职，他是北京市化工系统第一个砸掉自己铁饭碗的人。他以自己名字的谐音命名，在北京一条小巷里办起了“和洋民用新技术研究所”。随后，在多种媒体和全国各地各种良莠不齐的公共策划和咨询机构的共同“炒作”下，不乏小聪明的何阳短短几年便有了“中国策划第一人”之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讲遍中国和在大学校园作报告最多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何阳的知名度一路攀升，他到各地作咨询策划报告，不仅普通民众趋之若鹜，想要一睹“点子大王”的风采，即使是许多当地政府官员也一改平日的严肃和矜持，以结交何阳为人生幸事。1992年7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及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都相继报道了《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一文。1993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何阳的点子》一书，1997年何阳被评为“中国十大策划人”，1999年作家出版社再版《点遍中国》。何阳曾经担任北京创造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中国专家，并担任北大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授课辅导工作，同时，在十余所高校任兼职教授。
然而，就是这个“点”遍中国的何阳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因涉嫌诈骗案被远在大西北的银川警方拘留。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当年急速升空的明星，眨眼间急遽陨落，何阳的命运仿佛变魔术一般，令人难以置信。
应该承认，何阳的人生命运带有某种传奇色彩，他的突然崛起又急剧颓败，显然传达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许多不容忽视的经济和文化信息，解剖何阳这只“麻雀”正可以由此透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从这一角度而言，《“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显然具有题材的尖锐性。而余光慧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和力气，在对何阳诈骗一案数月跟踪采访的基础上，渐次展开了与何阳案有牵连的当今社会的诸多情色。举凡执法机关的锐利侦查、金融部门的进退失据、传媒机构的又捧又“杀”、民营企业的“空手套白狼”以及咨询策划业的真真假假、操作失范，等等，都在作品中有深入细致地描绘。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与正在进行的案件侦查审讯工作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某些事实因案件尚未宣判而难以诉诸笔端，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作品文本所显露的“冰山”一角，窥见海平面之下的庞大深厚之所在，从而引发深长的思考，比如在把何阳由人间凡人塑造为呼风唤雨的“大仙”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那种应风而起的为了某种需要刻意夸大人和事，用来制造“典型”的新闻策划和传播方式，是否意味着对新闻报道的严肃性以及社会道德和公正原则的严重嘲弄？而仅仅因为何阳是名人，名人的社会知名度就可以作为无形资产，某金融部门的首脑人物就可以不作任何科学论证，想当然地将上千万的国家贷款随便划入何阳哥们儿的名下，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如此的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视国家巨额资产为儿戏的举动到底说明了什么？惊人的腐败啊！对何阳崇拜和迷信的背后，显然是有着现代“造神”运动的影子，作品想要发问的是为什么“文革”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心灵深处有“造神”“拜神”的心理冲动？更可怕的是，盲目的“追星族”中还有一批金融部门的首脑，《“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显然对此忧心忡忡：国家财产和民众的命运若掌控在这样的人手中，我们的改革事业将势如累卵。
可以明显看出《“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的思想容量已经超过和突破了具体的人物命运及事件因果，当我们将何阳案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时，在更为深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我们可以更清醒而深入地发现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和现实课题。诸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全新建设，整个社会健康的精神和道德氛围的精心培育，民众素质的亟待提高，处于社会关键岗位的领导人权力的有效监督，对民营企业主规范管理和有效制约，等等。也许，《“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并没有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但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家那颗忧国忧民之心的激烈跳动。由于将自己最真实的思想愿望、最真实的勘察探索、最真实的体会感受熔为一炉，长篇报告文学《“点子大王”何阳案跟踪》便具有了超越现实事件本身的理解与认知，这新鲜而意味深沉的收获来自喧腾不已的生活，也来自忧患的心灵。
作家在追踪何阳涉嫌诈骗一案时，并没有只见事，不见人。虽然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特征妨碍了作家对人物性格的深度挖掘和对人物灵魂世界的大胆拷问，但由于生活故事和细节的精心提炼选择以及对人情、人性的刻意关注及表现，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使读者对所谓“名人”有了近距离的感知和触目惊心的透彻了解。
这部作品有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主人公何阳自不必说，有关他个人私生活的描写貌似闲笔，但对解剖此人的灵魂意义非比寻常，实在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尤其是何阳被宁夏警方拘留之后，在与母亲通电话时的咆哮和诅咒，作家的描写可谓力透纸背。其他人物，如何阳的母亲罗咏秋、曾经与何阳称兄道弟而后又反目为仇的民营业主夏虹钢、律师陈粹华、北京警察小杰子、某金融部门的头号领导人物等，都描写的活灵活现，颇见深度。通常说来，报告文学不以塑造人物为主要艺术目标，然而人物性格的颇具光彩对提升报告文学的文学审美含量意义重大。鲜活的人物是构成作品感染力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