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悖论与常识和理智

“悖论起初就是摧毁理智——即唯一方向——的东西，但它也是摧毁常识——即固定身份之分配——的东西。”（1990:3）德勒兹认为，爱丽丝的身份不确定是由其身体的生成和梦世界的种种悖论造成的。我们可以根据《意义的逻辑》第12系列（章）“悖论”中关于悖论与定见（doxa）的关系来具体分析和理解德勒兹的观点。德勒兹认为，定见有两个方面，即常识和理智。“理智（或曰良好判断good sense）肯定的是在所有的事物中都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意义或方向，但是悖论却是对两个意义或两个方向的同时肯定。”（1990:2）理智“将时间之箭的方向定位为从过去走向未来；它在这个定位中给现在分派了一个指引角色；从而使预见功能成为可能；它挑选了那种静止不动的分布类型”（1990:45）。“理智据说只有一个方向：它是独一无二的意义，表达了对秩序的要求，根据这种秩序，必须选择一个方向并保持这个方向。……其功能本质上是预见。”（1990:75）常识的功能是确认并识别，它将特定的多样化纳入自身，并将其与客体的特殊统一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常识分配固定身份，使人们对事物有比较统一和稳定的认识。这是对德勒兹复杂而具体的表述的一种概括，相关的原文片段如下：

理智的系统性特点如下：它肯定一个单一方向；它决定这个方向从差异最大的东西走到差异最小的东西、从异常的东西到正常的东西、从卓越的东西到普通的东西；它根据这一决定将时间之箭的方向定位为从过去走向未来；它在这个定位中给现在分派了一个指引角色；从而使预见功能成为可能；它挑选了那种静止不动的分布类型，在这种分布中，前述的所有特点都被集合在一起。（1990:76）

常识被称为“共同的”（common），是因为它是一个器官，一种功能，一种确认机能，该机能使总体的多样化与大同之形式相关。常识确认并识别，一如理智之预见。从主观上说，常识将灵魂的各种机能或者身体的不同器官纳入自身，并把它们与一个能够说“我”的统一体联系起来。同一个自我感知、想象、记住、知道，等等；同一个自我呼吸、睡觉、走路、吃饭……没有这个用语言表达并展现自己、说出自己所作所为的主体，语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从客观上说，常识将给定的多样化纳入自身，并将其与客体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体或者一个世界的一种个性化形式联系起来。我看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或触碰到的是同一个客体；我感知的、想象的和记住的……是同一个客体；当我遵循关于一个确定体系的种种法则，从一个客体走到另一个客体时，我在其中呼吸、走路、醒着和睡着的是同一个世界。在这儿，又一次，语言在它所标示的这些身份之外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常识这两种力量的互补性。理智如果不能朝着一个能够将多样性与一个主体的身份形式，或者与一个客体或世界的永久形式联系起来的情形——你假定这种情形从头到尾都存在——而超越自己，它就不能固定任何开始、结束或方向，就不能分布任何多样化。相反，如果常识内的这种身份形式不朝着一个能够借助一种特殊多样性来决定它的情形而超越自己的话，它就会是空无的，这种多样性会在这儿开始、在那儿结束，你会认为只要有必要确保其各个部分的平均化，它就会持续下去。必须立刻停止并测量、归属并确认特质。在理智和常识的这种互补中，自我、世界和上帝之间的联盟被密封起来——上帝是方向的最终结果，是身份的至高原则。因此，悖论是对理智和常识的同时颠倒：一方面，它在变疯和不可预见之事物的两个同时意义或方向的伪装下出现；另一方面，它显现为丢失的身份和不可识别的东西的无意义。爱丽丝是个总是同时朝两个方向走的人：奇境存在于一个总是被再分的双重方向中。爱丽丝也是丢失了身份的人，不论是她自己的身份还是事物和世界的身份。（1990:78）……爱丽丝屈从于（也失败于）所有关于常识的测试：对自我意识的测试是一个器官——毛虫问“你是谁？”；对客体的感知测试是识别测试——那片被剥去了所有识别的树林；对记忆的测试是背诵——“从头错到尾”；对梦的测试是世界之统一——在其中，为了一个宇宙（在那儿你总是别人梦中的一个元素——“你只是他梦中的一个东西，你很清楚你不是真的”）的利益，每一个个体体系都被破坏了。既然爱丽丝不再有理智了，她如何还会有常识呢？无论如何，没有在其中表达或展现自己的主体，没有要指示的客体，没有分类、没有根据一个固定秩序来意指的特性，语言似乎是不可能的。（1990:79）

德勒兹的阐述切中要害。他所引用的这些例子上文已经介绍了。爱丽丝的身体变化没有方向，或者说它同时有两个方向，爱丽丝无法预见它。这种生成是一种悖论，它是对两个方向的同时肯定，它逃避现在，难以把握。爱丽丝在两个奇怪的梦世界里遇到的种种事件都是违反常识和理智的；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很多悖论无法解决。从小说中我们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爱丽丝频繁地求助于她的常识和理智来解决她的身份困惑，也在多次的失败之后发现她的常识和理智根本无法用来理解梦世界的怪人怪事。爱丽丝依赖的常识和理智包括：自己的身体特点（比如头发是什么样子，身材有多高），熟悉的人（保姆、家庭教师等）和宠物，学业知识（数学、地理、教育性的儿歌等），生活经验，逻辑思维。只是作为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她有限的常识和理智压根敌不过奇境和镜中世界荒谬和强大的怪诞逻辑和语言暴力，她既无法做到识别和确认，也无法预见。抽着水烟的毛虫是洞悉变化、指点迷津的智者的化身，因为他自己就是变化的终极典范，他对自己终将羽化为蝶的过程并不感到困惑。因此，作为确认和识别的权威代表，他有资格以超然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询问爱丽丝“你是谁”。是他告诉爱丽丝他身下那朵蘑菇的一边会让她变大，一边会让她变小，让爱丽丝找到了控制自己身体大小的方法。可是蘑菇是一个无法确定起点和终点、无法确定方向的圆，要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分清它的“两边”是不可能的，“哪边是哪边呢？”爱丽丝只好伸长双臂，抱住蘑菇，两手各自掰下一小块蘑菇，然后冒险尝试两块蘑菇的功效：她啃了一口右手拿着的那块，结果“猛然感到自己的下巴一下子撞上了什么，原来是下巴颏砸在了脚上！……因为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缩小，她立刻张口咬了另外一块。偏偏下巴紧紧压在脚背上，差点张不开嘴……”（2001:44）在镜中世界那片没有名字的树林中，各种存在物的本质区分随着专名和通名的全部丧失而荡然无存，爱丽丝无法认识任何的客体，也失去了主客体的划分。乘法表、说教性的诗歌等东西本来已经成为其知识的一部分了，但在奇境中，它们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错得离谱的胡说八道，记忆完全背叛了爱丽丝。镜中世界的历险究竟是谁的梦？现实和梦境的分界线在哪里？常识告诉爱丽丝她是真人，但是对对儿兄弟的非常识告诉她，她只是别人梦中的一个虚构。终究，她认为她既是自己，也是别人的创造物，也就是说，她既是自我也是他者，这就是悖论。正如德勒兹所说，悖论就是对两种事物（两个命题、方向、意义）的同时肯定。

卡罗尔的替身们在理智之外表现了变疯的两个意义和两个方向。我们首先来看《爱丽丝》中的疯帽匠和三月兔这一对儿：他们每个人都住在一个方向中，但这两个方向是不可分的；每个方向都把自己再分成另一个方向，以至于在每个方向中都能发现这两个方向。要成为疯子，“两个”是必需的；一个人总是合伙（in tandem）发疯的。疯帽匠和三月兔在他们“谋杀了时间”的那一天——亦即毁掉了计量法、压制了把特质与某个固定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暂停和静止的那一天——一起发了疯。他们俩杀死了不再幸存于他们之间（除了在受他们折磨的同伴睡鼠的睡眠形象中）的现在。但是，这个现在不再存续，除了在那个被无限再分为过去和未来的抽象时刻，即下午茶时间之外。结果就是他们现在无休止地换地方，总是迟到又早到，同时处于两个方向，但永远不准时。在镜子的另一边，三月兔和疯帽匠又以两个信使的身份被再次提及，在绵延时间（Aion）的两个同时方向的基础上，他们俩一个去，另一个来，一个寻找，另一个带回。在指向他们房子的岔道上，对对儿兄弟证实了两个方向的不可识别性和每个方向中两个意义的无限再分。但是，就像替身使生成的任何限制、特质的任何固定以及因而理智的任何行使都成为不可能一样，矮胖蛋是高贵的简单性，是词语的主人，是意义的给予者。他破坏了常识的行使，因为他分布差异的方式是这样的：没有固定的特质、没有衡定的时间能够与一个可确认或可识别的对象联系起来。矮胖蛋（他的腰和脖子、领带和腰带无法区分）缺乏常识，就像他缺乏可区分的器官一样；他是由变换的、“令人不安的”特异性独特构成的。他不会认出爱丽丝来，因为在他看来，她的每一个特异性都同化在器官（眼睛、鼻子、嘴巴）的普通安排中，都属于一张太过平常的脸的平常之地，因为她的脸排列得跟别人一样。在悖论的奇异性中，什么都没开始或结束，一切都朝着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的方向行进。就像矮胖蛋说的那样，协同防止我们长大总是有可能的，一个人不会变大，如果另一个人不缩小的话。悖论是无意识之力量，这个事实中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东西：与理智相反，它总是出现在意识之间的空间中，或者与常识相反，出现在意识的背后。（1990:79—80）

德勒兹在这一段文字中进一步利用了来自《爱丽丝》的实例来阐述悖论的特点。我们不妨还是通过细读小说来解析德勒兹的阐述。疯帽匠和三月兔是地下奇境中的人物，他们出现在小说的第七章“疯茶会”中。在见到他们之前，爱丽丝曾向柴郡猫打听附近住了哪些人，猫一挥右爪，告诉她“在那个方向，住着一个帽匠”；它挥了挥左爪，说“在那个方向，住着一只三月兔。你愿意去哪边就去哪边；他们都是疯子”。[1]爱丽丝很快就看见了三月兔的房子，心里还担忧它会不会疯得太厉害，觉得自己也许还不如到帽匠那里去，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说是他们俩住在两个方向，其实都在三月兔的房前树下喝下午茶。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似乎要永远待在一起，因为帽匠在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唱《一闪一闪小蝙蝠》时“谋杀了时间”[2]，所以“时间”不再为他做任何事情，永远停在了六点钟。所以，他俩和总在睡觉的睡鼠（疯子三人组）就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喝下午茶，没有时间洗茶具，就只好围着餐桌转圈挪位置，用完这套茶具接着用下一套。对于爱丽丝的疑问“回到起点的时候怎么办呢？”置之不理，立即转换话题。这里的悖论是：表面看来他们永远停留在现在，但这个现在不是暂停的、静止的；就喝茶这件事而言，“六点钟”是一个瞬间时间，一个抽象时间，它迅疾流淌而去，只把一个非物质的存在留存于“现在”中。他们不停地挪着座位，总是喝完了茶却又没开始喝；总是既迟到又早到，永远不准时，他们永远抓不到“现在”。在《镜中奇遇》里，三月兔和疯帽匠以白方国王的信使的身份再次出现，名字分别叫“海阿”（Haigha,hare的谐音）和“海塔”（Hatta,hatter的谐音）。按照国王的说法，他必须要两个信使，“一个来，一个去”，“一个送信，一个取信”（2001:199,200）。其实，送信的必定是先去送了再回来，取信的必定要先去取了再回来，所以他俩总是走在两个同时的方向上。

对对儿兄弟是英国传统儿歌里的两个人物，他们是双胞胎，出现在《镜中奇遇》的第四章。爱丽丝走出没有名字的树林之后，发现了一条路，每到分岔的地方，必定会有两个指向同一条路的路标，一个写着“通向对对儿哥的房子”，另一个写着“通向对对儿弟的房子”，显然这两个方向不具有可分辨性。爱丽丝终于明白过来了：“我肯定他们俩住在同一所房子里！”（2001:153）矮胖蛋（Humpty Dumpty）也是一首儿歌（谜语儿歌）的人物，“矮胖蛋，坐墙头，/一个跟头摔下来，/国王的骑士，国王的马，/都无法把它在扶上墙”。谜底就是一只蛋。矮胖蛋出现在《镜中奇遇》的第六章，他是《爱丽丝》中最吸引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注意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唐纳德·戴维森、迈克尔·达米特、勒塞克勒等哲学家都关注过这位镜中语言学家的观点和言论。除了关于悖论的这段文字之外，《意义的逻辑》在关于意义、词类、无器官的身体等概念的论述中也数次论及矮胖蛋，我们会在下文的相关部分再详细讨论矮胖蛋。小说中关于他的那一章几乎值得全文引用，但此时我们先看看德勒兹所谈到的这些细节的出处。第一部分“领带和腰带”与“合伙长大”：

“七岁零六个月！”矮胖蛋若有所思地重复道，“这种年龄太不舒服了。要是当初你来征求我的建议，我就会对你说‘就停留在七岁吧’——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爱丽丝气愤地说：“我从来不向人征求关于成长的建议。”

“是因为太骄傲吗？”矮胖蛋问道。

这种想法让爱丽丝更加气愤了。她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没法不长大！”

“一个人，也许不能，”矮胖蛋说，“但是，两个人就可以。在适当的帮助下，你是可以停留在七岁的。”

“你的腰带真漂亮！”爱丽丝突然这样评价起来。（爱丽丝想，他们已经对年龄这个话题谈得够多了。而且，如果他们真的轮流选择话题的话，那现在也该轮到她了。）转念一想，她急忙纠正自己说：“至少，我本来是想说，你的领带真漂亮！——不，是腰带，我是想说——噢，请你原谅！”爱丽丝沮丧地补充了一句，因为矮胖蛋看上去彻底让她给得罪了。她开始想，要是不选这么倒霉的话题就好了。她暗自想道：“我怎么知道哪儿是他的脖子，哪儿是他的腰！”

很明显，矮胖蛋气坏了，虽然他有一两分钟时间没说一句话。当他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发出的是深深的怒吼。

“这真是——岂有此理！”他终于说道，“居然有人连腰带和领带都分不清！”

“我知道，我实在是太无知了。”爱丽丝的语气是那么谦卑，矮胖蛋听了之后变得温和了一些。

“这是一条领带，孩子。你说得对，它是一条美丽的领带，是白方国王和王后送给我的礼物，现在你明白了吗？”（2001:189—190）

矮胖蛋是“两个方向”的悖谬运作的绝佳范例，他圆滚滚的形状决定了他的头和身子、腰和脖子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处于朝两个方向走的无限的不可确定中，所以常识在他身上无用武之地，因而对于他扎在身上的带子，爱丽丝确实不知道该说“领带”好，还是说“腰带”才对。而且，他的“反常识性”最为有力的证据是，他所认为的“大秘密”对爱丽丝和听过关于她的那首儿歌的所有人来说根本就是常识，他却毫不自知。爱丽丝见到他时，他像儿歌里说的一样坐在一堵又高又窄的墙上。出于好意，爱丽丝提醒他那堵墙实在太窄了，认为他待在地面上会安全得多。但是傲慢的矮胖蛋根本不领情，他说，“就算我万一摔下来，国王曾经向我保证过——对，亲口保证的——他会——他会——”显然，他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爱丽丝，但爱丽丝忍不住说，“派出他所有的骑士和所有的马”。结果矮胖蛋勃然大怒，指责爱丽丝“你一定偷听过我们的谈话……否则，你不可能知道！”（2001:187）当然了，因为他对他预先注定的命运的无知（对听过儿歌的人来说他的结局也是常识），他终将从高墙上摔落，碎得万劫不复。

关于“长大”的问题爱丽丝不愿谈下去，根据加德纳的说法，“这是《爱丽丝》书中最微妙、最严酷、最容易被遗漏的妙语。难怪迅速明白了其隐含之意的爱丽丝改变了话题[3]”。“停留在七岁”意味着在七岁死去，还有人认为矮胖蛋的“适当帮助”甚至隐含着谋杀的含义。精神分析学派的评论者会说，矮胖蛋实际上是在隐晦地表达恋童癖卡罗尔的愿望，他想让爱丽丝停留在七岁，停留在儿童期，而不想让她长大成为一个女人，因为他只喜欢小女孩。但是，德勒兹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图仍然是比喻性地说明生成的辩证和悖论：如果现在的爱丽丝变大了，那么原来的那个她相对于此时的她就是缩小了。

第二部分“没有区分性的脸”，这个话题发生在爱丽丝和矮胖蛋道别之时：

“再见！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你！”

“就算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也不会再认得你。”矮胖蛋用一种不满意的口气说，同时向爱丽丝伸出一根手指头，让她握。“你跟别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一般来说，是根据面孔来区别人。”爱丽丝沉思道。

“我抱怨的正是这件事，”矮胖蛋说。“你的脸跟所有人的脸一模一样——两只眼睛，长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用拇指在空中表示眼睛的位置）“鼻子长在中间，嘴巴长在下面，总是一样的。要是你的两只眼睛长在鼻子的同一边，比如说——或者嘴巴长在上面——那还能有点用。”（2001:197）

乍看之下，矮胖蛋的这句话颇有道理；如果深究，又是一个关于差异和同一的哲学和逻辑问题，是大有话可说的。矮胖蛋本人是典型的“无器官的身体”，分明是他自己缺乏特异性，但他反而认为爱丽丝的脸缺乏特点。作为一个无任何分界的平滑的身体，他的特异性“令人不安”，但他反而认为爱丽丝的特异性都同化在器官的普通安排中。卡罗尔隐含其中的幽默反讽不言而喻。很多读者从幽默、讽刺、批判等文学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充满悖论和荒诞的片段，把它们视为卡罗尔高超的文学手法。这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将理智、常识、悖论三者的关系放在《爱丽丝》的整个语境中去看，那么这两本书的意义就不止于语言游戏和逻辑游戏所产生的含义了。爱丽丝以现实世界的理智和常识去理解梦世界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她失去了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也失去了常识，或者说对常识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她不再有判断能力，甚至对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也产生了困惑；她无法预见自己的历险会走向什么结局，因为那两个世界从人物到语言到事件都破坏了常识的运行。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不可知、不可理喻的：疯帽匠让她猜的谜语“为什么渡鸦像写字台？”是根本没有谜底的；奇境的赛跑和槌球比赛是没有（真实世界的）规则的：前者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开跑，最后每个人都是获胜者，都可以拿到奖品；后者的球棒、球和球门到处乱跑（因为它们是分别由火烈鸟、蜷起来的刺猬和弯着腰的扑克牌士兵充当的）；在镜中世界的某个地方要拼命快跑才能保持在原地；绵羊婆婆商店里的鸡蛋五便士一个，两便士两个，但是买了两个就必须把两个都吃掉。所以德勒兹说，梦世界里的爱丽丝既没有了理智，也没有了常识，他暗示奇境和镜中世界隐含着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恐惧，威胁着要毁灭爱丽丝的主体性。如果把《爱丽丝》上升到哲学角度，我们可以说它们展现了一种与正常现实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迫使爱丽丝遭遇到了那种康德式的先验之恐怖：“一个有理智的人几乎被逼到精神错乱的边缘”[4]的那种经历。雪上加霜的是，那些人都是有意无意的语言霸权者，爱丽丝永远“说”不过他们，她在语言理解和表达方面永远是失败者，她安慰自己的唯一方法是“我知道他们在胡说八道”。这些内容不仅有好玩的意义，还有语言哲学和存在哲学的意义：理智和常识能够让我们理解世界和自己吗？语言和他人在我们的身份认同中起着什么作用？语言能够让我们达成与别人的交流吗？还是说语言和常识在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认识别人方面压根就是无能为力的？人类世界本来就是荒诞的、存在本质上就是虚无的？多数时候，卡罗尔作品暗示的答案都是后者。

注释

[1]根据加德纳的注解，疯帽匠和三月兔来自卡罗尔时代的两个成语“疯得像帽匠一样”和“疯得像三月兔一样”。帽匠在制作帽子的时候经常接触水银，因而可能会出现水银中毒现象，发生肢体颤抖乃至出现幻觉。而三月兔发疯的来历是，根据民间说法，公兔在三月处于发情期，因而行为癫狂。

[2]“murdering the time”意思是唱错了歌曲的节奏。

[3]Martin Gardner and Lewis Carroll,The Annotated Alice:The Definitive Edition,2000,p.211.

[4]Peter Heath,Philosopher's Alice,1974,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