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走向世界与霸权奠基（1914～1945年）》：初登世界舞台（1914～1920年）
大国矛盾不可调和时，预示着一个历史阶段即将终结。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全球竞争已不可能为任一列强驾驭。美国凭借超强实力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威尔逊领导美国起步走向全球，其主张虽有瑕疵且实践难言完美，但其道义衣钵被罗斯福继承后巧妙地与现实利益黏合，在全球传导美国的声音与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这一历史阶段为美国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欧洲“沉疴”不可自愈。威尔逊主义代表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冲击欧洲旧式格局、构建世界新式格局的首次尝试，成为继英国全球殖民时代之后，新的全球时代即将来临的标志。美国开启了走向全球、在改造全球秩序中实现自我利益的起点。
一 加入协约国
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总统致电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等参战国政府时称，美国“有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调停争端的特殊权利与必要责任”[13]。次日，他在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如果美国被迫卷入战争，就无法不偏不倚的调停，世界将遭受灾难。”[14]数日后，他又强调：“我们已经成为具有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应当为尽快结束战争发挥重要作用，为全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最大贡献。”[15]战争态势决定旁观者的权衡之术。开战之初，同盟国和协约国针锋相对的表象难掩它们未经充分准备就投入战争的“冒失”。由于机关枪、火炮等缺乏机动性能的武器和庞大笨重的部队，以及僵化的迂回攻击战术，希望速战速决的双方军队经过短暂且激烈对攻后，陷入了消耗战。战争将把欧洲大国消耗殆尽的前景非常明显。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两个月后，威尔逊极为倚重的亲信爱德华·M.豪斯预言：“经此一役，欧洲难言复兴，十年内美国必将取而代之，以执世界牛耳。”[16]威尔逊政府也许并没有像历史阴谋论者认为的那样，幸灾乐祸般地看待欧洲爆发大战，但的确认为，出现了美国的机遇。无论基于利益还是理念，美国都无法、也不希望在此时偏安于美洲一隅。
鉴于全球贸易不断扩展和工业体系对原材料、劳动力日益依赖，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等主要参战国，均不可能独立承受战争的无度消耗。美国成为决定欧洲命运的力量。
1915年10月，威尔逊政府宣布，允许交战国在美国国内筹措战争贷款。这一为不堪重负的交战国的战争输血之举，对美国外贸产生强劲刺激。1913年，美国出口总额约为23.9亿美元，1916年，激增至56.1亿美元，同期进口总额从17.6亿美元增至约24.6亿美元。从战争爆发至1917年4月，美国从协约国赚取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黄金。举债求胜的欧洲交战国急剧萎缩的国库与美国飙涨的财富的鲜明对比，显示了威尔逊主义的真谛。
中立地位始于利益，终于威胁。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牢牢地掌控着大西洋，既能够阻止德国从海外获得战争物资，也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中立的美国尽管对英国海权不满，也必须偏向于在大西洋上更加强势的协约国。1914年，美国向协约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为7.5亿美元，1915年激增到13亿美元，1916年达到27.6亿美元。1914～1916年，协约国从美国获得价值达31亿美元战争物资，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却相形见绌。1914年，美国对德国出口贸易总额为3.5亿美元，次年锐减至0.3亿美元，1916年，更是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200万美元。威尔逊政府允许交战国在美国国内筹措战争贷款后的一年时间内，协约国从美国获得的战争贷款达23亿美元，同盟国仅获不足3000万美元。经济利益超越国界时，资本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国与大战双方的贸易关系严重失衡，预示着如果协约国输掉战争，必定要吞下经济苦果。
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英国对大西洋的超强控制能力，注定美国与德国走向敌对。与德国价值观差异，则加速了美国与德国走向敌对的进程。美国的价值观由“市场竞争”“商业利益”“权力制衡”等观念构成。德国依靠容克贵族集权，信奉垄断企业主导市场。显然，如果协约国赢得战争，欧洲市场会继续向美国企业开放，如果德国赢得战争，欧洲市场将被德国企业垄断，美国企业将被拒之门外。何况，建立宪政与共和政体的美英法本是“同道中人”。威尔逊有足够理由相信：“如果德国获胜，将迫使我们走上军事化道路，我们赖以繁荣的文明轨迹将从此中断。”[17]总统个人感情倾向、性格是美国价值观的缩影。
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电报事件仅是揭示美国真实意图的“导火索”。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政府发表向德国宣战演说，谴责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后强调：“我们不是为追求霸权和势力范围，或为自利、索赔、占有、征服的目的而战，是为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而战。”[18]大国战争成为民族主义思潮下民众精神之力、社会组织之力、经济资源之力的全面对抗。威尔逊的言辞，以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而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战争伦理为动机，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
口号越高尚，越容易引起旁观者、敌对者、友好者细致入微的关注。这是强权支配秩序的必然反应。威尔逊政府对德国宣战既是应对安全压力，更是迫于无法继续两边渔利的现实。美国超脱于欧洲政治纷争，不是永久不变的立场，只是适应形势变化的策略。可见，威尔逊主义不仅制定了美国构建新世界的道义标准，还启蒙了实用主义的行为逻辑：根据荣誉和道德的感召，将追求现实利益与天赋理想相结合，在复杂形势中进退自如、灵活取舍，而非满足于孤芳自赏般超然处之。美国参战正值战局僵持，德国似乎占据着更大的战略主动权，因为德军统帅部速战速决的愿望更加强烈、将领指挥更加高效、部队更加讲究纪律以及更加擅长机动作战等。然而，两线作战的德国消耗比英法更甚，速战速决的愿望难以达成。美国陆军部队抵达欧洲大陆后，尽管指挥、战术、作战技能难言卓越，但强大国力迸发出压倒性军事优势：参战短短一年半之内，美军总兵力由1917年的64.4万骤然扩充至1918年的近290万，武器装备规模超过英法德三国军队总和。美国的总体国力优势弥补了军事劣势，使德国逐渐失去优势并最终走向失败。
德国投降时，美国的最大收益不仅在欧洲，还在全球，其不仅在与欧洲的战时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还利用欧洲列强自顾不暇之际，巩固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主张：美洲事务与欧洲无关。英国、法国等殖民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国力不济而退出美洲大陆。至此，美国不仅完全控制了美洲，还染指欧洲和亚洲，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全球“大展身手”。
二 夺取全球海权的准备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游弋于世界洋面上的海军便成为列强力量与地位的重要象征。早在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也称为老罗斯福）总统就决心让美国扬国威于海外。规模仅排在世界15名开外的美国海军，从此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全方位的强力支撑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成为实力上乘的海上力量。
富有远见的军事思想与政治家的雄心紧密结合，必然产生伟大的军事创举。在老罗斯福大力推崇下，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海权论》由一部争夺海权的军事思想传世佳作，变为影响美国国家命运的国策指南。《海权论》主要有四个观点：只有控制海洋，才能控制世界；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能控制海洋；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包括强大的海军舰队，还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港口与贸易力量；美国要走向全球，就必须重视发展、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马汉的开创性思想被老罗斯福及其继任者转化为积极的海外行动：优先发展远洋海军、开凿巴拿马运河、在夏威夷和菲律宾等地兴建大型海军基地、在亚洲推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地区政策。美国超越两大洋大步向外迈进，利益边际和安全边界急速外移，“逼”得美国海军加快发展。
国策权重决定财政资源的分配。伴随美国海外投资、港口建设工程等快速增长，海军战略地位日益显要，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眷顾。据统计，“1912年，美国的国家财政总开支为6.9亿美元，海军开支多达1.28亿美元，接近国家财政总开支的19%”[19]。正是在1912年，美国海军规模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和德国世界舰队而位居世界第三，包括“32艘战列舰、28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25艘鱼雷艇、26艘潜艇”[20]。
另外，美国海军还形成了三个独特优势。
一是主战舰艇的关键技术优势。在巨舰决战定海战胜负的时代，主战舰艇的吨位和舰炮射速、口径、打击距离与精度等是主要技术指标。美国海军主战舰艇的技术性能总体上与英德海军相比毫不逊色，甚至一些关键技术性能还强于它们。比如，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装备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美国海军立即决定建造战列舰。1912年下水的“内华达”级战列舰，“标准排水量为2.75万吨，最大航程为1.75万海里，装备10门12英寸口径的舰炮”[21]。这些技术指标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最新式“无畏”级战列舰。另外，美国海军还研发了持续瞄准式炮击装置、用于射击瞄准的标点器、望远式炮架瞄准镜和光学测距仪，使美国海军主战舰艇比英德海军主战舰艇，能够更快速、准确地发现和打击目标。在英德海军竞赛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海军尽管受到瞩目，却几乎在未受到欧洲海上强国军事压力下强劲发展。
二是舰队战术优势。军事竞争的主动权取决于新型战术。1910年4月，美国海军成功进行了飞机从巡洋舰上起降的地面试验。美国国会决定拨款2500万美元用于研究海军作战飞机。1911年6月，美国海军又成功进行了加装着陆装置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甲板上的滑行降落试验，开创了飞机与舰艇协同作战先河，萌发了海军战术革命。
三是海上敌友态势的战略环境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时应对德国和美国，已经力不从心。无意介入欧洲列强之间矛盾的美国与最有可能威胁自己的英国达成客观默契，获得了比陷入海军竞赛的英德更加稳定的战略环境。
对新技术的敏锐和积极探索、作战方式的创新、庞大的规模以及最强对手忙于竞争与对抗等有利因素，令美国海军难以估量。德国挑战的是英国的欧洲大陆均势体系，染指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则是在挑战英国的全球地位。
然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一定会成为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极力避免咄咄逼人，无形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束缚。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由共同遏制俄罗斯的伙伴变成竞争对手。日本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将美国定为位列俄罗斯之前的头号假想敌，开始建造“八八舰队”，企图掌控远东制海权。尽管美国意识到有必要在远东海域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却陷入被动防御的思维窠臼。美国海军1913年制订的“橙色作战计划”设想：“如果美日爆发远东战争，日军将把菲律宾作为首要攻击目标，菲律宾的安全取决于美国海军的驰援速度。”[22]这样的被动防御设想与正在快速扩大的海军舰队规模极不相称。如果美国海军利用正在增强的舰队实力直接震慑，制订主动进攻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进行兵力布局，便可以形成威逼之势，日本也许不至于日渐猖狂，最终点燃万劫不复的战火。珍珠港的祸根起始于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保守，缺乏对海外事务适度的军事介入准备，难以在危机逼近时主动应变。
威尔逊宣誓就任总统时，欧洲和远东已经势如“干柴”，但是他对海军仍然重视建设而轻视运用。1913年年底，威尔逊要求国会批准“建造2艘最新型‘宾夕法尼亚’级战列舰、8艘驱逐舰和3艘潜艇”[23]。这一提案仅获部分批准。
由于没有及时将海军建设成果用于保护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攸关生死的海上航线，美国在紧张加剧的欧洲和远东局势中处于被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日，英国政府为阻止德国从海外获得战争物资，向所有中立国政府开列出一份“包括12类绝对违禁品、13类限制违禁品的禁运清单”[24]。作为欧洲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成为英国此举的最大受害者。这表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航线上的主宰者是英国皇家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可供威尔逊的止损选择非常有限。
针对英国的海上禁运清单，美国国务院分别向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等外交部发出照会，提议“为防止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产生严重误解，各国应当切实遵守《伦敦宣言》”[25]。1908年12月至1909年2月，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派出代表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海军会议，签署了《伦敦宣言》。宣言共9章70条，对“战时海上封锁、战时禁运品、违反中立的行为、中立捕获船的毁坏、改悬中立旗、敌性、护航、抵抗搜查、赔偿”等做出周密详细的规定。《伦敦宣言》建立了交战国与中立国的关系准则，限制了交战国的战时权利，维护了中立国的战时权利。然而，讽刺的是，《伦敦宣言》被会议举办国英国的上议院否决，在美国也未被国会批准，使威尔逊政府要求欧洲交战国遵守《伦敦宣言》，显得荒谬而软弱。1914年8月18日，威尔逊发表了美国采取中立立场的正式声明：“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取决于公民的态度。真心爱护美国的公民应当秉承真正的中立精神，不偏不倚地表现出对交战双方的友爱。”[26]曲高和寡的“和事佬”之言自然会被现实主义者束之高阁。在经历了数百年冷酷政治的欧洲看来，这样的道德说教无非希冀掩盖渔利的欣喜与自傲。英国政府认为，美国只想着发战争财，因而只是给予“提醒”：“南北战争时，北方也采取过海上禁运，试图阻止南方获得战争物资。”[27]显然，英国的“提醒”，反唇相讥中略带威胁。
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讲道：“英国能够破坏美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利益，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公海占绝对优势的结果。历史表明，交战国中拥有制海权的一方，能够有效阻止对方从中立国获得战争必需品。”[28]威尔逊认识到，虽然国际法对美国有利，但当英国皇家海军牢牢地控制着大西洋时，任何外交技巧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一味反对英国海上禁运，必将招致更大损失。何况，美国也需要遏制德国。因此，威尔逊政府回应英国海上禁运的极限止于外交斗争。1914年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收回要求英国等欧洲交战国遵守《伦敦宣言》的外交照会。同样需要美国支持以对抗德国的英国，立即对此表示欢迎。
美英之间关于中立国权益的纠纷虽然短暂，但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美国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海权时代的决心与意志变得更加坚决、明确。奉行多年冷酷实力政策的欧洲大国认为：“美国人看待欧洲战争就像坐在赛场看台上的观众，比赛越激烈，自己越享受。”[29]英国实施海上禁运表明，欧洲不会顾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尊严，美国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掌控世界海洋。其次，美英基于共同威胁而妥协合作的框架就此确定，美英之间即便不存在高度相似的文化，也存在比其他任何两个国家都要深刻的利害关联。德国独霸欧洲大陆是美英共同威胁，这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兵戎相见，只能在和平让渡或者妥协中解决矛盾。美国在军事上支持英国对抗德国，但又必须以极大的耐心与巧妙的妥协，迫使英国接受金融、贸易等领域的改弦更张。
利益攸关者作壁上观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大战双方的生死搏斗全面展开，美国与欧洲贸易额激增，但令人担心的前景随之出现：遥遥无期的战争极有可能令欧洲列强经济破产，美国银行提供的大量贷款将会“打水漂”。心态复杂的威尔逊在1915年1月指派亲信豪斯远赴欧洲调停。后者在欧洲之行中首次正式倡议尊重“公海航行自由”，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是违禁品仅限于真正的战争必需物品，其他一切物品均应视为正常贸易货物；二是不运载违禁品的商船，无论属于中立国还是交战国，均有权在领海之外任何海域自由航行；三是中立国商船有权不受阻碍地驶入交战国港口，除非该港口被敌国军舰封锁；四是主要港口应当保持开放，军舰只能以防卫为目的，用来阻止敌方军队登陆。
此时，德国陆军在欧洲大陆的胶着战况中占据主动，英国皇家海军却保持对海洋的绝对掌控。对英国而言，“公海航行自由”将使德国非常容易地从海外获得战争物资；对德国而言，将默许美国偏向于海上力量占据优势的英国；对美国而言，只是以战争调停之名行发战争财之实，助长了战争的敌对氛围。因此，倡议“公海航行自由”被认为是在“火上浇油”。“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变局，出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所有大国难以在利益诉求与理想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即使存在发自内心的纯洁高尚动机，也不可避免地外化为显而易见的极端自利。
英国依托全球殖民体系和与美国的战时贸易，获得了相对充足的战争物资，德国的战争潜力则相形见绌。1915年2月，德国宣布实施旨在摧毁英国战争潜力的无限制潜艇战。当时，大国海军将发展战列舰及其相关配套战舰（如驱逐舰等）作为重点。潜艇作为新型战舰出现时，反潜作战能力是大国海军相对薄弱之处。1915年5月爆发的“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事件，不仅表明无限制潜艇战对美英造成的严重威胁，还反映了战争与军队作战能力之间的复杂关联：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庶、战争潜力多么巨大，如果军队没有针对对手的特定作战能力，很难在战争中躲避灾难。
“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事件之后，尽管德国宣布停止无限制潜艇战，但威尔逊认识到，只要大战持续，此类悲剧便很难避免，因而决定建立足够强大的海上护航力量，保证“公海航行自由”和维护战时贸易利益。1916年，威尔逊推动国会两次通过海军法案。《1916年海军法案》规定：“三年内建造10艘战列舰、16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72艘潜艇和14艘辅助舰。”[30]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增加，《1916年海军法案修正案》规定：“再增加建造108艘驱逐舰。”[31]
此时，美国已经公开站在协约国一边。日德兰海战后，德国在1917年1月宣布恢复中止的无限制潜艇战。次月，美国“塞克索斯”号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威尔逊政府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1917年3月，“英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总吨位达60万吨，此前月平均被击沉商船总吨位为30万吨”[32]。美国参战仅仅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齐默尔曼电报事件发生后，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政府正式向德国宣战。
战争是检验军事力量的唯一“试金石”，也为军事力量发展提供参照。参战之际，美国海军“包括37艘战列舰、33艘巡洋舰、66艘驱逐舰在内的庞大舰队，……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舰艇能够执行作战任务，百分之九十人员编制不齐”[33]。强大的标准不是规模，而是针对具体情况的能力。美国海军难以适应战争需求。深感震惊的威尔逊决心让“美国海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34]。从此，美国海军在战争需求刺激下，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快速发展。
海上战争的本质是技术与实力双重消耗的竞赛。随着舰艇技术进步，海军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多个舰种的军事力量，且每种战舰都有独特的技战术性能。由于建造海军需要大量经费和科技资源，一旦确定舰种发展重点，发展方向便无变更可能。在横跨大西洋漫长的海上航线上，只要有一处疏忽，运送战争物资或者陆军部队的船只就有可能遭到德国潜艇袭击而沉入海底。因此，海军必须同时满足舰队决战和全程海上护航的要求。
负责研究护航的美国海军上将威廉·西姆斯向威尔逊总统建议：“根据战争的急切需要，应当尽可能多地建造驱逐舰，才能尽早派出护航力量。”[35]威尔逊立即予以采纳。紧迫的军事需求一旦引起政治关注，经济力量就能快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建立以驱逐舰为主体的海上护航力量成为美国扩充海军的第一要务。1917年下半年，美国开工建造的驱逐舰仅有20艘，1918年飙升至245艘。随着美国海军护航力量不断增强，大西洋海面也越来越安全。“1917年10月，德国潜艇击沉商船为45万吨，1918年4月下降至27万吨。”[36]美国陆军200万部队顺利踏上欧洲大陆，成为决定性庞大兵力。
美国海军不仅适应现实需求，还敏锐地看到了航空技术对海战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军事博弈的一条基本规律是，比对手更早将新技术转化为新型作战能力，能够占据战略主动权。“美国海军自加入战争开始，便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1917年9月计划装备700架飞机，1918年计划装备1700架。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共装备有2000架飞机。”[37]远见和雄心结合超强的经济实力，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力量（海军航空兵部队），不仅在护航中担负侦察和轰炸潜艇等重要任务，还比其他国家海军更早、更全面地创新和变革作战方式。
力量变化必然带来策略变化，强大的护航舰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庞大的海外商业运送舰队，标志着工业和科技实力雄厚的美国，成为足以与英国媲美并且潜力远胜于它的“海上巨龙”。威尔逊尚未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十四点计划”。其中第二条是直到今天仍被强调的“公海航行自由”：“在主权所属领海之外公海，航行自由在任何时候（无论战争时期或者和平时期）必须得到绝对保证。只有在执行国际公约的国际行动中，才可以封锁部分或者全部公海。”[38]
战争结束后，在巴黎和会的预备会议上，威尔逊代表豪斯告诉英国政府代表，包括“公海航行自由”在内的“十四点计划”应当成为和会基础。美国已经不再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英国建立的海上秩序，挑战英国的全球海洋霸主地位成为必然。
战后的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傲视群雄，疲惫不堪的英国甚至渴望美国的经济救助。按照常理，英国应当顺理成章地赞同“公海航行自由”。然而，凭借实力战胜敌人是一回事，强迫盟友做出“牺牲”又是另外一回事。美英同为重要战胜国，“终结一段历经百年的海洋秩序不会轻松自如”[39]。经过“‘最自由’‘最开明’的讨论”[40]，美国、英国、法国政府代表在1918年11月4日达成一份备忘录，对“公海航行自由”保留意见，只是同意将“十四点计划”其余内容作为和会基础，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英国信奉现实主义。英国拒绝接受“公海航行自由”的本质是无法接受他人与自己分享垄断权力，从而质疑国际法理在“丛林”般的国际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欧洲多年来战争频发的历史表明，盟约和法律时常作为大国谋求私利的工具和权宜之计。尽管英国是国际法思想和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更加倾向于依据历史经验预判未来。
二是美国仍然需要英国。大战之前，欧洲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美国资本，而欧洲列强强大的军事实力排斥美国在全球拓展利益。英国皇家海军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能给美国制造麻烦的海上军事力量，英国拥有全球庞大的令所有列强垂涎的殖民体系提供的市场和工业原料，干预欧洲大陆秩序的经验也最为丰富。总之，英国既是美国最大安全威胁，发起最激烈的全球竞争，也是美国介入欧洲大陆和全球市场的“桥头堡”。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如果与英国走向对立，有可能失去整个欧洲，陷入胜而不利的窘境。
三是日本崛起和英日同盟对美国造成巨大压力。作为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国，强势崛起的日本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竞争对手。凭借三次英日同盟，日本成为英国制衡美国的帮手。如果同时与欧洲和远东的两支最强大力量走向对立，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海军和全球范围内最广袤的殖民地，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以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海军。英国的利益在于维护在全球殖民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国的利益在于打破大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寻求广阔市场。因此，美英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反对抑或维系既定世界海权秩序和与之相伴相生的贸易与金融秩序。这一根本矛盾与二者相近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互利性双边贸易共同作用，使任何一方既要面对与对方冷冰冰的竞争，又要与对方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美英既受现实博弈制约却又极度互相依赖，成败在于二者能否自我超越，共同肩负起国际责任。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际责任只是为现实利益服务的手段。当威尔逊主义没有在欧洲获得“合理”响应时，美国高唱道德追求利益的本质一览无遗。英国仍然奉行“光荣孤立”，满怀欣喜地看着其他大国缠斗不止，坐享全球殖民体系带来的巨大利益。不承担共同的国际责任，令美英均无法达成所愿，最终只好寻求短期妥协。在巴黎和会的海军谈判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直接告诉威尔逊，除非美英在海军造舰计划上达成一致，否则不再讨论《国联盟约》条约。面对英国人近乎要挟的态度，威尔逊认识到，作为美国推行“公海航行自由”的最大障碍，“英国的海洋霸权不会比德国人的野心更好”[41]。基于这个认识，他决心“建立一支比英国更加庞大的并足以令自己为所欲为的海军”[42]。《1919年海军法案》正是这一决心的具体体现。它规定“在《1916年海军法案》基础上，未来3年再建造10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0艘巡洋舰、160艘驱逐舰，扩编太平洋舰队，使之与大西洋舰队规模相近。”[43]。
同时，威尔逊为“顾全构建国际秩序的大局”，表示：“英国自治领地分布较广，理解它们保持海军优势的渴望与权力。”[44]他也承诺“美国将在尊重现实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制订造舰计划，原则上同意美国海军主力战舰不高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三分之二”[45]，且同意英国不受“公海航行自由”限制。但是，威尔逊在达成协定后提出：“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必须拥有大规模海军。我们的海军规模理应根据协定确定，但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利用强大的海军优势反对共同的敌人。”[46]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生硬地挑战英国的全球海权，而是一边扩充舰队，一边提议共同担负全球“海上警察”角色，软化英国立场。两手策略使美国既可以加快发展海军，还可以利用英国在战后的经济疲态，以共同行动为名“搭便车”，即英国皇家海军到达哪里，美国海军就应当拥有能够到达那里的战舰，隐形的海军竞赛使“疲惫不堪的英国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可能”[47]。
此时，美国缺乏的只是迫使列强接受主张的有利时机。但是，历史证明，只要力量足够强大，机会“不请自来”。美国海军力量不可阻挡的增长和“公海航行自由”的提出，将海权秩序变为实力与道义的结合物。
三 在远东谋求影响力
20世纪初期，面对欧洲列强混乱而又无休止的纷争，美国在欧洲执行孤立主义，而在远东却主动介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亚洲足以引起美国资本对市场的天然渴望，为寻求和扩大商机，美国先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再调停日俄战争，将道义责任引入现实权力安排。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互为对方在亚洲最危险对手。充满戏剧感的是，美国和日本同属协约国阵营，但欧洲战事对二者影响不对等。美国既需要关注欧洲，也需要关注远东，日本则只需要关注远东。协约国任何胜利机遇或者失败危险都会影响远东。
双方僵持之际，任何一方同盟中重要成员出现变化，都将影响战局走势。俄罗斯独力苦撑与德国惨淡战局，由于将领平庸、士气低迷、战术落后、军纪松弛，俄军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德军面前一败涂地。对外战争失利容易引起国内政治动荡。1917年11月17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在经济崩溃、军事无力、社会混乱的压力下，与德国签订了做出巨大让步的《布列斯特和约》。
幅员辽阔的苏俄具有巨大的战略纵深，即使保持最低限度抵抗，也能吸引大量德军。威尔逊政府意识到：“如果作为重要盟友的苏俄退出战争，大战将延长至少两至三年。”[48]对英法而言，苏俄退出战争不仅令德国两线作战的危险消失，可将东线精锐部队调往西线，还可从苏俄获得大量粮食、油料和兵员，后果绝不仅为战争延长。
协约国防止战争前景变黯淡的可行策略是推翻决意退出战争的苏维埃政府，“挽救”苏俄，使之重新加入协约国。但是，英法不仅兵力捉襟见肘，还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缺乏战略通道深入苏俄境内。协约国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日本联合武装干预，将苏维埃政府扼杀在摇篮中。
各怀异志的盟友之间，协调一致行动的难度往往堪比合力迎敌。协约国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心生间隙，美日联合武装干预苏俄的过程自然会充满曲折。英法的意图有两方面：一是阻止苏俄政府扣留英国存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大批军需品，将它们交给德国；二是控制西伯利亚铁路，深入苏俄境内，武力推翻苏维埃政府。
苏俄成立仅一周，英国“邀请”日本政府出兵控制西伯利亚铁路，承诺推动其他大国承认日本作为国际受托国的地位。1918年1月30日，英国外交部向美国国务院通报，将敦促各盟国“邀请”日本作为受托国，出兵占领西伯利亚。英国此举既出于无奈，也暗含精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将强化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不仅有利于制衡美国，还可以“激起日本与德国的公开敌意”[49]。英国向美国通报的用意在于，使美国认识到，如果不出兵西伯利亚，在远东具有天然地理优势的日本就会占得先机。
英国经历了欧洲400多年大国纵横，以“光荣孤立”为名的制衡之术早已炉火纯青。但是，新的世界格局激荡重构，旧式权谋即使再老练娴熟，也难有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如果日本出兵占领西伯利亚，苏俄境内非布尔什维克派的温和力量有可能与布尔什维克派共同倒向德国。日本政府也认为，由于没有受到德国直接威胁，苏俄也没有成为德国盟国或者被德国完全控制，所以“作为西太平洋自由国家，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行动”[50]。
已经向欧洲派出大量部队的威尔逊政府，一方面不希望在欧洲战场之外再陷入新的战场；另一方面，即使美军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站稳脚跟，也可能为与西伯利亚仅隔海相望的日本作嫁衣；再一方面，日本摆脱不了对美国石油、钢铁的依赖，威尔逊无须过于焦虑。
日本政府故意玩弄某种心理与外交技巧，向英国施加压力。因为控制西伯利亚铁路将令日本成为远东变局的最大受益者。1918年2月初，根据日本政府提议，协约国在东京讨论直接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日本参会代表提出：“日本军队希望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行动，延伸至它与阿穆尔铁路的会合处。”[51]此时，日本不急不躁的真实意图得以显露，向英国“提高要价”和试探美国。
1918年2月19日，英国政府再次敦促日本政府出兵占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至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还列举了尽人皆知的理由：支持苏俄境内非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使苏俄留在协约国，使德国继续腹背受敌。此时，美国已向欧洲战场派出规模达100万的部队，对战局影响举足轻重。英国敦促日本出兵必须获得美国理解，因而建议日本政府公开军事计划，通过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美国施压。但是，威尔逊政府仍然不为所动地认为，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既不可能增强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也无法改变西线的危急之势。美国和英国对同盟的影响力开始改变。
日益焦急之下，英国外交部1918年2月27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希望美国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控制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至车里雅宾斯克或者鄂木斯克地区。”[52]同时，英国外交部还转引法国驻日本大使的一份电报，电报称：“日本外相本野愿公开宣布，日本对西伯利亚毫无兴趣，可以向盟友承诺军事行动限定在乌拉尔山脉以东。”[53]对此，美国国务院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强调拒绝出兵西伯利亚的两点理由：第一，容易将苏俄政府推向德国；第二，有悖于宣战时的道义目标。
威尔逊政府一再拒绝使英国和日本备受压力。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日本无意在与美国协调前单方面行动，但如果出现严重威胁，将不得不进行有力自卫。”[54]1918年3月15日，第四次全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布列斯特和约》，标志着苏俄正式退出战争。3天后，西线德军发动春季攻势，一周之内向西推进60多公里，美英法联军陷入极大被动。4月20日，英国外交部告诉美国国务院，获得苏俄军粮的德军40个师即将投入西线。美国依然反对出兵西伯利亚。英国和日本越着急，威尔逊越倾向于拒绝。
实际上，威尔逊并非不担心苏俄退出协约国后战争延长，更无须说输掉战争，其反对出兵西伯利亚，只是在种种矛盾的目标之间，进行难以使用数学和逻辑方式解释的权衡。威尔逊希望战胜德国，但不希望帮英国“火中取栗”，希望苏俄留在协约国集团，但不希望日本强化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因此，除非威尔逊政府意识到战争延长甚至失败的风险远大于英国和日本面临的“麻烦”，否则不会被说服。
当各方围绕同一问题权衡时，结束权衡的时机总是容易出现。1918年4月5日，日本军队借口3名日本人遇害，派出1个步兵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5月1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北洋政府威逼利诱，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支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需品与武器。4月和5月的事态表明，日本正在为出兵西伯利亚准备并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跳板”。
1918年5月，苏俄境内爆发捷克军团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军队中约7万名捷克军人叛逃加入俄军，称为捷克军团。《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捷克军团军人强烈渴望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是与苏俄政府达成协定，所有人员交出武器后，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由协约国提供船只经海路回到欧洲。但是，捷克军团中许多军人藏匿武器，被苏俄政府发现后进行追缴。追缴过程中，双方在中西伯利亚地区爆发武装冲突。此时，已经有约1万捷克军团军人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正在等待上船。他们获悉中西伯利亚地区的武装冲突后，于1918年6月折返，援助陷入武装冲突的捷克军团的其他军人。捷克军团事件不仅伤及威尔逊的道义感，还增加了威尔逊对苏俄成为德国盟友的忧虑。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捷克军团事件对战局的影响无法与德军春季攻势相提并论。但是，英国随即于7月2日联合法国向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提交议案，“呼吁美国立即同意对苏俄武装干预”[55]。并且，英国外交部向美国驻英国使馆透露，苏俄政府正在武装同盟国军队战俘，准备包围捷克军团。这一信息包含了苏俄和德国结盟的危险。
威尔逊总统方才同意与日本联合出兵西伯利亚，但提出附加条件：必须尊重苏俄完整；在苏俄政治中保持中立；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控制西伯利亚大铁路；美国、捷克军团、日本共同代表协约国干涉。
日本在远东的强势、英法等欧洲盟国失败的风险、捷克军团事件带来的道义责难和苏德结盟的可能性，促成了美国出兵西伯利亚。虽然美国与日本联合对苏俄武装干预最终没有成功，但这是美国首次综合衡量地缘政治态势、敌友利害关系、道义标准设定、意识形态好恶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成为以后美国政府战略决策、军事决策的基本依据。
相对于联合出兵西伯利亚，美国与日本围绕中国的矛盾，是远东的中心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最明智之举莫过于倡导保证中国（先是晚清政府再是北洋政府）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位于远东中心地带，对周边地区拥有长久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中国政府希望利用美国制衡其他列强，美国更容易利用资本和道义的双重优势，在中国获得特殊的商业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时期。各政治派系纷纷寻求外国支持。英法俄德忙于欧洲战场，美国与占尽地利的日本之间围绕中国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美日双方在中国博弈的关键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实力与道义。从晚清时期开始直到北洋时期，日本的恶意欺压，被中国当作第一大威胁。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给日本扩大欺压提供口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积贫积弱的中国无力阻止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特权的野心。美国成为中国积极争取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此时，威尔逊在中日之间陷入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的配合，推动建立国际联盟，推行“十四点计划”，实现世界性裁军，中国无足够力量为威尔逊的“世界理想”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威尔逊需要中国制衡强势的日本。
威尔逊处理远东问题时不可能超越他的“世界理想”。美国想“管”的事情太多，日本却只需“管”远东。面对英日同盟，威尔逊政府只能牺牲中国换取日本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1917年11月2日，美日达成《兰辛-石井协定》，协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美日重申双方均“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二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因“与日本属地接壤”而产生的工商业“特殊利益”。
美日关于中国问题的“谅解”在巴黎和会上确认。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日在巴黎和会上达成协议：日本全部接收原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以及中德两国条约中规定的一切权利；日本将全部租借地归还，但保留经济权利。
中国主权遭到侵害、日本野心得到纵容，美国并无实际损失，不仅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商业利益获得日本认可，还避免了因为中国与日本“提前摊牌”的风险。
美国牺牲中国利益似乎是一种让步，但给日本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把它推向欺诈弱者、索求无度的国际道义低谷。美日之间在远东矛盾不断加剧，经济萧条和实力下降的英国因而陷入两难境地，动摇了对日本极为重要的英日同盟。同时，中国与日本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为美国后来利用中国抗衡日本留足了余地。日本看似得逞，但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多。
美国尽管由于各种因素做出退让，但孤立了日本，被中国当作“朋友”。美国也没有像英国、法国、日本那样强烈地敌视苏俄，而是与苏俄保持着潜在合作可能性。美国在远东可进可退，影响力稳步增强，只是威尔逊口中高尚的美国式国际道义被证明存在些许虚幻。
四 威尔逊主义的成与败
威尔逊抵达巴黎参加和会当天，受到民众的欢呼与赞美，是任何一位欧洲之外的领导人在欧洲中心城市从未享受过的。他有足够的理由自信满满地畅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又在大战中成为胜利国的美国，即将按照“天赋理想”重构世界。
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前提是找到旧国际秩序终结的症结。怀揣“世界理想”的威尔逊认为：“失控的民族主义和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均势体系使旧世界冲突不断。”[56]他把大战归咎于“丛林法则”支配国际社会，各个大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和欧洲几百年“均势—破坏均势—再均势”的往复循环。威尔逊心中的国际秩序可以概括为：全球自由贸易和互利代替各守畛域，和平竞争代替均势、同盟、秘密外交等。一言以蔽之，集体安全取代“丛林法则”。
民族主义因大国战争频发刺激民族情绪而成，均势体系下的旧式循环因越来越多大国相继崛起导致竞争日趋激烈。“丛林法则”不是根源，而是结果。迷醉于远见时，容易忽略现实之残酷。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大国争相竞逐和封闭所属殖民体系所致。对大战根源的判断本末倒置，证明威尔逊有远见却无卓识。即便时至今日，在威尔逊主义中也无法找到众多国际病症的“良方”。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解决因多年历史积怨积累而成的现实矛盾，注定无从下手。
威尔逊个人风格不利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威尔逊认为，“欧洲从未企望长久和稳定的和平”[57]。他在1912年的一次演说中谈道：“我们应当把所有人的利益联结起来，反对特殊利益者把持国家命运。”[58]在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时代，与冷酷现实格格不入的道德优越感，反而容易显现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自负、高傲的清高。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开场时便宣扬：“美国对人道精神的追求远远超越了对个人财产权和自由商业的追求。”[59]如此言辞，作为自由政治思想发源地的英国和经历过共和革命的法国的会议代表尚可理解，但经历长期封建专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会议代表，既无法理解，更无法认同，即便没有当场嗤之以鼻，也会把它当作伪善的极致化身。所有参与巴黎和会的代表，心理与价值观上的鸿沟也许不会溢于言表，但一定会影响利益权重的决策。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起始于心怀异志的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被现实主义和历史积怨支配，拒绝接受威尔逊的道德说教。
历史上常常出现一条定律：迫使其他大国接受它们经验之外的安排，首先必须颠覆它们的经验。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真诚地推动“十四点计划”，以期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一切看似正当其时，但随着议程的推进日益失望。英法德日（尤其是英法）等历史经验局限于大国协调、均势、制衡、结盟、秘密外交等现实主义策略。英法处于险胜之后余悸、惊喜、自负、理性等混合的心理状态，日本处于机会出现时的喜悦与紧张状态，德国处于战败之后惊恐、彷徨状态，希望降低战败后的损失。它们对威尔逊的妥协是出于对美国实力的敬畏和现实利益的诉求，而不是真心认为他能解决所有难题。
超越历史的政治安排必须得到最重要的盟友支持，才可能最终成为可落实的共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主要战胜国无法“体谅美国的一片苦心”。对“十四点计划”最强力的反对者是英国和日本。英国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和金融竞争中，无法接受海上垄断地位遭到冲击。日本不仅担心无法全面垄断亚洲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更加担心因稀缺的资源和狭小的国土而不得不仰仗美国鼻息。两种国际秩序前景就此出现：一种是近代400年来欧洲秩序的往复并扩大至全球，均势体系与实力政策主导国际秩序；另一种是自由贸易普遍化，尊重各个地区（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力。后者是对殖民体系的颠覆，有利于美国发挥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力量优势，摒弃秘密外交、结盟、追求均势等旧式竞争规则。但是，在小国软弱无力、大国意志决定世界事务的年代里，两种秩序斗争的本质是美国与欧洲列强、日本实力的博弈，而不是两种道义的博弈。可见，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根源于美国与欧洲列强、日本利益的对立。
威尔逊不仅在欧洲遭遇挫折，还受到国内掣肘。按照美国政治制度，所有外交条约必须得到国会批准，方可由政府执行。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达成的所有共识，只有迎合国会或者说服国会，才能成为可执行的法律条文。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曾短暂回国，其间收到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一议员递交的史称“圆形签名信”的联名信，信中称：“反对在欧洲承担普遍义务，应当回避集体安全原则。”[60]威尔逊遇到不可回避和克服的阻力，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力主在《国际联盟》条约中加入“门罗主义”字眼。
门罗主义代表着美国在西半球对欧洲列强的排斥，更代表着美国崛起后与欧洲列强分庭抗礼。如果巴黎和会支持门罗主义，代表希望打破各个大国势力范围的美国，却要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尔逊此举给欧洲列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可以在欧洲、亚洲自由行动，欧洲却不能在美洲大陆自由行动。巴黎和会召开前，威尔逊自诩美国是“和会上唯一没有利益的国家”[61]。在和会中途，却屈从于国内压力违背承诺，执意将门罗主义原则写入《国际联盟》条约。其他列强也满足了威尔逊的要求，《国际联盟》条约的第二十一条专门指出：“国际联盟的盟约不干扰其他维护和平的国际协定或地区谅解，如门罗主义等。”[62]这成为威尔逊主义失败的最直接证明。
在构建国际机制中，主要大国发生哪怕微小变化，也可能翻起“巨浪”。“以天下为怀”的威尔逊维护排他性既得利益，恰好被英国等列强利用，以美国坚持门罗主义为由，坚持删除集体安全等措辞，而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原则正是集体安全。核心原则被束之高阁，注定《凡尔赛条约》变成背离道德初衷的“大杂烩”。
充满争吵的巴黎和会将构建世界和平异化为胜利者清算战败者，战争隐患更甚于前。法德世仇未解；战败后孤立的德国和同样孤立的苏维埃政权拧成一股“谜一般的地缘政治力量”；奥匈帝国消失于历史舞台之后，酝酿出更大的“火药桶”；继巴尔干半岛之后，中欧和东欧存在更为复杂和激烈的矛盾；旧式现实主义政策和纵横捭阖之术依然盛行等。战争根源没有消除，历史积怨加重，新的矛盾诱因不断产生，世界更加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了范围更大、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足以说明美国难以独自承担让世界更美好的重任。
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令威尔逊在国内成为众矢之的。签订当日，连跟随威尔逊一起参加巴黎和会的重要成员都对《凡尔赛条约》不满，威廉·布利特以辞职表示抗议，约瑟夫·富勒指责威尔逊“在与旧式帝国的肮脏交易中出卖了美国原则”[63]。威尔逊回国后，“信心满满地认为参议院将会毫不犹豫地批准《凡尔赛和约》”[64]，然而，1919年11月19日和1920年3月19日，参议院两次否决《凡尔赛条约》。威尔逊主义正式退出美国政治主流。
但是，威尔逊主义对美国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重新建立了美国的国际身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欧洲列强和日本推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政策，肆意对殖民地和邻国进行欺侮与压榨。威尔逊主义坚持反殖民和不谋求领土扩张的立场，以及强调民族平等和尊重国家主权独立等原则，写入国际联盟公开文本，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之外许多地方兴起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威尔逊主义将美国打扮成战胜旧殖民主义和专制主义走向独立、富强的典范。三是促进了英国社会对美国的认同。英国是《国际法》发起者、全球市场体系推动者，国内自由政治的思想土壤比起其他列强国家肥沃，容易对威尔逊主义产生共鸣。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非常惋惜威尔逊主义的失败。这似乎是对1929年经济危机、纳粹崛起、轴心国集团成立所做的预警。
威尔逊主义开创了美国对世界的新的认知境界。从此以后，美国历任总统自觉地认为，美国的尊严和利益蕴含于对世界的责任中。
威尔逊主义代表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与国际社会不可逆转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与欧洲列强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强国，不仅要维护自身利益与国际地位，还要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国际公平与正义；国际责任是美国对外行为的总原则。总之，美国要成为国际道义的代言人和新国际秩序的主导者。
威尔逊主义虽饱受诟病，却为美国提供策略灵活性。每当理想不济时，美国立即转以现实态度谋求妥协、平衡与仲裁。威尔逊主义成为实现现实利益与追求美国式信仰的政策工具和心灵导向，而非宗教教义式信条。美国区分理想与现实世界的标准是自身利益和道德戒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灵活切换，避免将二者对立。
威尔逊主义终极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文化基础、以美国力量为物质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秩序成为在复杂的世界中维护美国利益的基本方式。也许有人认为，美国人内心具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但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者，时刻紧盯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再以一种极为现实主义的手法，排斥、孤立、妖魔化，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将其击垮。百年来，美国将英国推下神坛的种种策略，以及将冷战比作“善恶决斗”[65]等，无一不诠释着这一隐藏至深的特质。
美国自我构建国际身份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尊崇和秩序认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超越性。因为很难证明美国与西方古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欧洲的罗马共和国、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等，有道德境界上的相通之处，更何况它们从未像美国一样，拥有跨越两个大洋的战略视野，以及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
许多人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威尔逊制定了美国在本世纪外交政策的目标，创立了方法并规定了术语。”[66]但笔者不敢苟同，这样的定位无疑夸大了威尔逊的实践成就。威尔逊主义确立了美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实践原则。哈里·杜鲁门在联合国成立大会闭幕式的演说中宣称，《联合国宪章》实现了20多年前那个伟大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威尔逊主义的教训促使美国政府开始把心怀天下的道德感与入乡随俗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只是其进程漫长得容易被人忽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