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流的读书

单波

在这个桂花飘香的夜晚，新学年“随波逐流读书会”又开始了，我照例要跟大家谈谈读书。这次谈什么呢？为了接地气，我到网上浏览了一下，发现近几年“知乎”上热衷谈论“读书越多越孤独吗”，讨论者众多，观点五花八门，说明这是一个困扰当代读书人的问题。有三种说法很有意思：一是读书越多就越不会觉得孤独，因为读书不是为了出世，而是要懂得如何入世，孤独感的产生，是因为你的内心主动隔离了周围的世界；二是读的书愈多愈偏，孤独感就愈重，是一件正常的坏事，任何领域，你一旦深潜进去，都会造成与他人的隔阂、差距；三是不必在意孤独与否，读书从来就没有一个别人一定要理解你的前提，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理所应当地懂你，一个人最应该争取的懂得来自自己。仔细体悟，这三种说法都很享受读书带来的交流，第一种说的是通过读书融入世界，第二种意指通过读书建构有距离的交流，第三种讲的是通过读书与自己相处。这正好与我最近读书的一个问题相吻合——读书人如何把读书当成交流。

每次逛西西弗书店，发现有一种非畅销书从来没有断过，就是谈读书的书。陆续浏览了三十多种古今中外读书人谈读书的书，感觉把读书当成交流其实是天下读书人的一点小心思，亘古不变，历久弥新。

《论语》是第一本把读书谈得如此透彻、如此有交流感的书，无出其右者。第一句话就点明读书是人的一种交流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论语·学而》）。综合各种说法，把“学”理解为去蔽、去固，把“习”理解为像鸟儿学飞翔那样去实践，把“朋”理解为交好者，把“人不知而不愠”理解为独立豁达的精神状态，再加上此世间的一己之“悦”和主体间的情谊之“乐”，这是一种多么入境的书生交流啊！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也比较喜欢，他曾比较孔门学堂与宋儒程颐的程门学堂的不同读书风格：

“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xī）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yuè）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亦如衣。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及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汲塐。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静坐，或执书伊吾，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门读书场面亮了。亮就亮在颜元推崇的、习行的、入世的孔门读书格调，而诵说式、纸墨式的程门读书之风则让人感到沉闷。颜元欣赏的是，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没有一句空泛的议论，也没有一件虚设的事，反对只求纸片上知识的陋儒习气，甚至认为开卷有害、读书误人，所谓“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2]。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只求纸片上知识会使开卷有益变成开卷有害？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求纸片上的知识就会为书本所奴役，别说运用知识，就连与书本对话的能力都没有了。遗憾的是，孔门读书格调已被我们毁掉，程门读书之风在“考而不死是为神”[3]的时代流传下来，关闭了通向交流的读书之路。

在古埃及人看来，“阅读”就是“朗诵”，阅读就是说话。大约在1300年前，古埃及的书记员曾这样吟诵：“是书卷让后人把他追忆，是读书人把他的故事传扬”[4]。法国学者萨雷丝（Catherine Salles）在《古罗马人的阅读》一书中这样描述“公众朗读”现象：“对作家来说，公众朗读是让大众了解自己作品的一个主要途径，其他传播手段已经退居次位了”[5]，“皇帝也不觉得自己当一名听众会有失身份”[6]，“除了在礼堂里面对众多听众朗读自己的作品，作家还在家里聚集一些私友，让他们欣赏自己的新作”[7]，“按照惯例，吃饭时也要朗读文学作品来助兴，这种消遣有通俗和高雅之分”[8]。显然，这是属于作家的交流世界，不像今天的“为你读诗”平台，公众可以创造并享受属于自己的诗意生活。一直到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依然习惯把自己的作品朗读给朋友听，借以评估小说的效果。他曾经给妻子写信，夸耀说在他朗读的时候一位朋友不加掩饰地哭倒在沙发上，他感受到了感动与震撼他人的权力。

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看，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形成了一个交流圈，交流圈能揭示书籍不仅仅是在讲述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9]。不过，一旦阅读与身份勾连，人们便会因为阅读而离合，交流就变得复杂起来。《读书为上：五百年图书发现史》的作者威尔斯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19世纪的英国，主妇喜欢阅读浪漫小说，老流氓要读名妓哈里雅特·威尔逊的耸人听闻的内幕，清洁工要看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的著作，花花公子则要读新出的小说《威弗莱》[10]。流行于19世纪的美国工厂里的朗读，一方面，让工人通过聆听朗读缓解压抑环境的辛苦，沉浸于冒险故事中，暂时摆脱现状，思考问题、增长智慧；另一方面，这种朗读更多地带有单向阅读的味道，听者沉浸在朗读者的声音里，“使耳朵对别人的声音‘俯首称是’，建立一种阶级制度，使听众位于朗读者的掌控之中”[11]，剥夺听众的阅读自由。《格调》的作者福赛尔告诉你，“美国贫民偏爱穿戴易读性文字或图标的衣物，这会使他们觉得自己与某个全球公认的成功企业有了联系”；[12]而中产阶级喜欢印着《纽约书评》标识的T恤和大帆布手提袋，表达的意思是“我读难懂的书”。[13]很明显，读书显示了社会的区隔化，我们由此辨认自己的同类，也排斥那些异类。奥威尔在《书店回忆》中写出了两种令人讨厌的光顾书店的人：

“一种是身上散发陈面包屑气味的糟老头，他们每天上书店来，有时一天几次，要卖给你没有价值的破书。另一种是订了大量的书却一点也没有付钱的打算。……他们常常到书店来，要求找一本罕见的珍贵书籍，要我们再三保证给他们留起来，但是他们一去之后就从此消失，不再回来。不过当然，其中很多毫无疑问是患有偏执狂症的。他们常常装腔作势地吹嘘自己，煞有介事地编造故事，说什么正好出门没有带钱。……我们碰到一个一望而知的偏执狂时，我们常常答应为他留书，等他一走就马上把书放回书架原处。我注意到，我们倒没有一个要想不付钱就把书取走的，仅仅订购就已经够了，我想这满足了他们以为自己真的在花钱的幻觉。”[14]

奥威尔本想找到爱书之人，但偏向于感知虚假社会的他，不仅感受了书商的假话，而且还体会了买书人的虚假，不幸的是贫穷的读书人 “躺枪”了。

读书帮助我们营造属于自己的交流，其前提是我们成为阅读的主体，即：弥尔顿所说的“去读任何想读的书，从中做出自我判断”[15]；笛卡尔提醒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16]；也包括王阳明所讲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17]。只有这样，读书才可能是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劳作。因此，我更愿意听到你们充满自信地说“老师，您读过这本书吗？我想跟您讨论一下”，而不是怯生生地问“老师，我该读哪些书呢”。一般来说，到了大学阶段，一个人读书的主体性应该觉醒了。这种主体性意味着你自觉你的智慧、兴趣与自我发展空间，自觉你的判断力并改善你的判断力。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可以交流的先贤。林语堂强调随性而读，他的这种体验可能很对各位的胃口：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须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你也会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18]（《论读书》）

大家反思一下，我们有多少阅读是“逢场作戏”？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还在“逢场作戏”吗？“逢场作戏”其实是一种失魂落魄的读书状态，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才能自觉自己心有所属、心有所思的读书心灵。而一旦找到这种读书心灵，我们就会以书为友，产生所谓“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19]（于谦《观书》）的恋书感觉，这大概算是一种孤独的读书体验。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的体验达到了一种极致：

“我的藏书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虽然对它们并不是每一本都认识，它们中的每一本却都认识我。我每走进我的书斋，书籍立即活跃起来，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向我问好的声音，我仿佛看到它们向我招手的情景。倘若有人问我，书籍的嘴在什么地方？而手又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说：‘你的根器太浅，努力修持吧。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 “如果我需要一本书，往往是遍寻不得。‘只在此屋中，书深不知处’，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只好到图书馆去借，等我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找到了我原来要找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晚了，功夫早已费过了。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那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文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20]

在座的各位不一定欣赏季先生的读书体验，甚至会为老人的孤独而悲伤。但你要想一想，一位老人能想象与书籍的交流，在互通思想、交流感情的真实体验中抗拒孤独，充实地度过每一天，是多么神奇的事情！社会学意义上的孤独感一般是指因为社会隔离而造成情感上认为自己缺乏伴侣而体验到的令人不快和沮丧的感受。但读书人的孤独感不一定与社会隔离相关。虽然有时身处人群，但因社会关系当中某些重要因素的缺失（如互动、理解、共享等）依然无法得到情感的满足，从而导致孤独；虽然有时离群索居，却拥有季先生式的交流满足，因为与众多思想者建立的关系网络抵御了社会孤独，同时恋书的痴狂消解了情感的孤独。季先生的读书方式体现了独处和沉默的价值，这是一种正在面临威胁的精神体验。当然，个人视角的单一性、排斥性也会影响独处和沉默的价值。

和季先生一样，法国著名出版编辑安妮·弗朗索瓦也赋予书籍以生命，视书籍为友人、亲人、情人。她迷恋书本，在自传中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阅读人生，通过阅读呈现与亲人、爱人和友人的互动关系，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她与爱人之间彼此尊重的阅读式情感生活：

“弗朗索瓦和我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很久了。我们各读各的书，也渐渐开始相信，两个人共同生活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比如分清书本的归属，这很好地体现了我们的同居理念。……尽管一起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但算起来，我们的书真正成为一家人，只是最近十年的事。还有许多书能在书房里找到两本。有的书，我们认识之前各自就有了。有的书，则是我们出于冠冕堂皇或难以启齿的理由，有意或无意地买了两本。我们品位各异，互相尊重（弗朗索瓦总不能把他看得书角卷曲、画满下画线的书拿给我看吧）。不用说，还有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原因：从一开始，我们就担心这份感情不牢靠，害怕最终会分手。如果每本书都有备份，万一闹翻了，也不至于因为书本打官司。”[21]

这里最大的看点是“我们的书真正成为一家人，只是最近十年的事”，阅读的差异表现了两人的彼此尊重，而书籍的合一则显示情感的融合，他们的同居关系竟然通过共同的阅读爱好而维系下来，而且历久弥新。

如果把“以书为友”转变为“以书会友”，把阅读当作一种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那么，读书就会帮助我们克服有限的自我，进入开放的交流世界。美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把阅读看成一种身处孤独、渴求伴侣的活动，他经常收到一些毕业生的来信，从信件中发现他教过的大学生最怀念的是经常进行的读书讨论会，而且他们怀念的并不是那些价值很高的书本，而是由那些书本引发的讨论。由此他认为：

“阅读也是，或者应该说是，在独处和社交之间来回摇摆的一种互动。即使这种‘社交’活动只是开始写私人日记，这也能代表从沉默地阅读文字向外迈出了一步，也算是一种尝试，能够让个人的回应成为主体之间的交流——从人与书之间的相遇走出来。给朋友写封信，加入一场网上的辩论，或者加入一个读书小组，这些都是寻求阅读的社交生活的方式，也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需要的一些方式。”[22]

“跟其他读者的交流能够使我们的判断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我觉得这样尤其能教会我们不要太快就轻视或者放弃一本书：当我们听说其他人更宽容地对待一本书，然后从中得到了一些我们错过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受到触动，以后变得更加宽容。”[23]

也就是说，通过以书会友的阅读，我们自由出入于独处与社交之间，在主体间的交流中丰富个人阅读体验，打开个人阅读视野，同时又能回到个人阅读，保持独处和沉默的价值。找到这种自由的读书状态并不容易，而首先难以做到的是在阅读中与他人展开对话式交流。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感叹，即便是在与亲密的师友交流时，自己也曾有过全然没在听讲的瞬间。作为读书人，“发自内心地从现在的对话中学习，为自己与那位对话伙伴所共有的事物而喜悦，有时却会较之于眼前的本人，我更关注那人写下的著述，便会围绕自己所知道的其著述整体，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对话。如果有人在常年真诚交往之后，终于对于我难以忍受，这也是很自然的”[24]。而那位创作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则经历了以书会友的郁闷。他试图给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写信推荐书籍，把总理发展为书友，幻想着总理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回信，如自大型、原则型、狡诈型、诚实型、直率性、坦诚型，可是101封信发出后，他想象的书友“连嘀咕都没嘀咕一声”，只有7封由通信官代写的像回执一样的来信。他失望至极，继续固执地想：我有权知晓我的总理怎样看待阅读，我有权了解哪些书曾塑造了他，因为他有权凌驾于我[25]。显然，他想把作为交流的读书植入权力关系中，诱导一个权力人物通过讨论阅读公开他的精神世界，借助书籍与一个权力人物讨论现实世界的教育问题、反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圈出应该读的书促使权力人物丰富其思想，在一个工具理性的世界里做一点价值理性的思考。马特尔的阅读与民主的想象很奇幻，幻想在阅读中与权力“怪兽”共存，就像少年Pi那样灵魂附体。

彼得斯说“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26]，把读书作为一种对话式交流似乎是十足的冒险，无论是与文本的对话，还是与他人分享文本的意义，都充满不确定性。从佛家的角度看，多读只似作茧自缚，不若信由身心开放，须得时时谨防他人思想扰乱自己通畅的神思。一生沉醉于读书的美国作家琳莎·施瓦茨受此启发，反思自己“躺在书籍遮蔽的光影里”的人生，写了一本名为“Ruined by Reading”的书，中文版翻译为《读书毁了我》。根据她的反语式写作，我认为译为“为书而狂”更好一些，毕竟她想说的是阅读本身帮助她身心超然于物外。在她看来，“我们让书展现生命，书也使我们展现出自我。阅读教会我们接受事物”[27]，而她在阅读时已感觉“没有人可以操纵我，也不能够干扰我”[28]。之所以能有这般超脱，恐怕与伴随她的阅读反思有关，如阅读“当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吗？是我自己选择的，还是被人选择而已？”[29]想扔掉一本书时，她又意识到必须尊重作为“敌人”的书本这股强大的力量，欣赏那种阅读时“可以淹没整个世界的看不见的力量”。而流行起“谁值得一读”的价值判断时，她便会质疑“谁选定那些值得尊敬的作品？根据什么标准？什么东西从他们的眼光中漏掉了？这样的一些决定或评级是如何鼓励一些声音而让另外一些声音石沉大海的？……文学传统是如何束缚住外面现在和未来的写作的？”[30]这些都显示出把握书与人、人与人关系的阅读反思，我以为这是避免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或者通过神启的、某种权威的指引获得确定性，那读书就是一种无趣的对话。事实上，读书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对话，充满各种可能的理解，它因此成为人的乐趣。根据英国物理学家戴维·伯姆（David Bohm）的描述，对话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31]。对话让人们如此有存在感，因此即便是把对话限定在人与文本作者之间，人们也常常是乐此不疲。《柏拉图对话导论》的作者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文本作者当作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认为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你讲的我不可能懂，我讲的你也不可能懂；而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同一而没有差别，就没有必要去相互理解，你讲的我都懂，我讲的你也都懂。只有存在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和可能，因此施莱尔马赫乐于去理解柏拉图，而且认定自己能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言下之意，他能理解柏拉图思想中的局限与错误。

人生旅途漫长，我们缺的不仅仅是亲情、友情与爱情，还有与书相伴、与人共读的那份精神慰藉。人生最惨的还不是像卢梭那样，到晚年哀叹“我有孤独感了，兄弟、朋友、亲情不在，我与社会的交往中断了”[32]，毕竟他还能与自己的心灵进行亲切的对话，撰写《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并得到慰藉。一个人最惨的是心绪不宁，无以为伴。叶灵凤在《书斋趣味》中说书籍成为他的唯一的无言的伴侣：“他任我从他的蕴藏中搜寻我的欢笑，搜寻我的哀愁，而绝无一丝埋怨。也许是因了这，我便钟爱着我的每一册书，而且从不肯错过每一册书可能的购买的机会。对于我，书的钟爱，与其说由于知识的渴慕，不如说由于精神上的安慰。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有了这种状态，生活能坏到哪里去呢？

最后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读书越多越孤独吗？答案其实在各位心中。我只能跟你们说，人生无暇问孤独，还是让我们在书海里随波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