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民俗研究:节气、农具与乡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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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走出“民间文学”“口头传承”研究之后,中国民俗学围绕“生活文化”范畴,建构了涵盖物质生产与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与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文艺诸方面的宏大研究框架。在这个研究框架中,农业民俗是物质生产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习俗被纳入当代民俗学的研究视野。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董晓萍的《现代民俗学讲演录》等著作均将农业民俗视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尤其是董晓萍的《现代民俗学讲演录》一书,专章讨论了粮食民俗、水利民俗、土地民俗等。

古代中国创造了极为辉煌的农耕文明,大多传统民俗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不研究农业民俗,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民俗学。现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有近6亿人口生活在农村,直接或间接从事着农业生产,研究农业民俗是理解农民、农业、农村,从而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因此,不管从民俗学学科发展自身来看,还是从学术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来看,都应该重视农业民俗研究。然而,农业民俗虽然已经进入当代民俗学的研究视域,却一直处在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角落,就专著而言,仅有詹娜的《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戴嘉艳的《生存智慧与文化选择——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惠明与王勇超的《关中农业生产民俗》等寥寥几本。

为了促进民俗学界对农业民俗研究的关注,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在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资助下,于2016年12月、2017年9月以“二十四节气研究”为中心议题,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其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二十四节气研究”论文集。在编选论文过程中,我们不断研讨,不断调整编选理念,结果改变了原初的编选设想,最终决定编选的论文集涵盖“节气研究”“农具研究”“乡土景观研究”三个方面。之所以要涵盖这三个方面,一是因为二十四节气研究只有放置在农业民俗研究框架内,才能获得合法的学科身份,进而以学科的力量不断推进其研究;二是因为“节气研究”“农具研究”“乡土景观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下农业民俗研究的重要方向,但是,这三个方向一直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将其放置在一起,有利于放大农业民俗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两个理由都比较“现实”,都是策略性的,其实,关注“农具研究”与“乡土景观研究”,也有学术性考量。

目前,欧美的物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已有“西学东渐”之势,国内艺术人类学等学科已经开始关注日常器具研究。民俗学显然更应该关注日常器具,不管是农具、家具,还是玩具、文具,这些器具都是人们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物化,对“物”的研究,是民俗学研究民族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在日本,民具学一直是民俗学中的显学,周星先生多次呼吁国内民俗学界要重视民具学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民俗学的“缺漏”。2013年在山东大学开会时,周星先生就对我说,你在农业大学工作,应该重视农具研究。确实如此,在民具中,农具最为丰富多样,也最有文化内涵,最具历史传承性,研究农具可以说是深入研究民具学与农业民俗的一条秘密通道。我们期待这本选集能够引起同行对农具研究的关注,有更多民俗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农具。

在诸多版本的《民俗学概论》中,大多认可传统建筑(如江南民居、北京四合院、陕北窑洞等)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很少有人把建筑、巷道、田野、沟渠、桥梁、墓地等作为整体的乡土景观视为民俗学研究对象,尤其是农田,一直在民俗学研究视野之外。在日本民俗学界,柳田国男及其追随者虽然提出了整体性的“乡土”研究,但也没有从“景观”角度认识“乡土”,研究农田。乡土景观是“民”作为一个社群长期生产、生活的文化空间,是其群体性劳作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表征,如梯田、垛田等,凝结着这一方人生产、生活的历史,以及与环境不断相调适的智慧,只有深入研究乡土景观,才能真正理解群体性的“民”及其“俗”。就此而言,本文集关注乡土景观研究,尤其是把农田景观研究纳入民俗学研究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俗学对农业民俗研究的认识。

当然,农业民俗研究范畴远远不止节气研究、农具研究、乡土景观研究,水利研究、粮食生产研究、农业灾害研究等都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都应该得到农业民俗研究者的关注。就拿水利研究来说,且不论北方传统的农业灌溉技术,就是当下农田沟渠水泥硬化所产生的生态问题,就非常值得我们从民俗学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再如粮食生产问题,在转基因食品、有机食品论争中,听不到民俗学研究者的声音,这也是值得民俗学界反思的问题。限于本文集的容量,我们未能编选相关文章,在条件许可的时候,我们将弥补这个缺憾。

师慧、夏春晨、赵天羽、马海娅、蒋乐畅在本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辛勤劳动,特此表示感谢。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二十四节气文化活态传承与践行”项目对本文集的出版提供了支持与资助,特此致谢!

季中扬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