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从会馆、庙寓到饭店、公寓
——北京指南书旅宿信息的近代化历程
邱仲麟[1]
摘要：北京作为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斥着南来北往的旅行者，旅行信息之需求，自不在话下。明代后期，北京已经出现街巷指南、风景名胜介绍这类专著。清代依然有类似的专书，其中以《宸垣识略》较值得注意。且自道光《都门纪略》刊行以后，随着其重刻本、增补本不断印行，它所提供的旅行信息迭次增加，为未曾到过北京的士人或商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宣统以后，诸多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北平）指南所罗列的信息更是多元，甚至是巨细靡遗。本文主要的目的及切入点，即希望透过诸多版本与文本的比较，探查北京旅行信息由“传统内变”到“外部影响”的过程及其多元发展。但基于旅行信息的范围甚广，内容讨论受篇幅限制，故仅就住宿这一问题加以考察。而从诸多指南的表述可以发现，旅馆记载由北洋时期的全面性“任君选择”，1927年以后逐渐走向个别性的“重点推荐”，诉求对象也从所有大众转向中上阶层，或许这是一种市场策略的差异。
关键词：北京指南 铁路旅行指南 会馆 旅店
楔子
自古以来，旅行不外公私两个方面。因公出差，有比较多的官方资源可以利用。私人出行，则以经商、科考或探亲为主，兼或有纯为旅游者，但相对较少。而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出游，私人旅行的信息必须自己掌握。
旅行指南，并非现代的产物。就路程这类书籍而言，在明代以前即已存在，只是传世极少。洪武末年，明太祖“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纪之”，于是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寰宇通衢》编成，总计当时天下驿道里数，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2]其后，《大明会典》所记载的天下驿路及水陆驿站、里程等旅行信息，应即根据此书而来。[3]晚明所编的许多路程书，如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与《一统路程图记》等，或许也都参校过以上两部官书。
晚明旅游风气之盛，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讨论，[4]伴随着这样的氛围，诸多名胜志与路程书陆续出版。路程书作为专门的交通指南，主要记载水陆交通路线，并附有部分交通路线图，对沿途的交通条件、气候、社会治安、车船价格、饮食住宿、旅游景点等偶有记载，为士人、官员与商旅等人群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王稚登（1535～1612）在《客越志》中就记载其出游浙江前，“未识南行道里”，“从书肆买图经”，放入簏箱中出发。而名胜志与相关图录的出版，亦有利于旅客对特定的名山与古迹进行按图索骥式的考察。[5]
或许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嘉靖年间北京首次出现类似城市指南之作，而此即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张爵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正德年间，张爵外派充任湖广兴王府书办，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以张爵“护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此后，张爵一直任职于锦衣卫，由百户历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嘉靖三年（1524）以后，张爵“掌街道房事”，专管京城坊巷街道。正由于张爵是北京人，又专管京城坊巷街道，有机会接触到相关档册，序言中所谓“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即指此事。该书依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的次序，总计记载胡同1170条。[6]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在序言中自诩：“京师之广，古今之迹，了然于目，视如指掌。使京师坊巷广大数十里之外，不出户而可知。庶五城胡同浩繁几千条之间，一举目而毕见。”[7]北京街巷之多，对初次到京的士人与商贾而言，无疑是一大困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虽仅胪列胡同名称，没有进一步的细致说明，但已提供街巷所在的大致方位，有利于投宿与访友等事项之安排。
万历年间，以北京风景名胜作为体裁的著作大量出现，如蒋一葵之《长安客话》，全书分八卷，铺陈架构由内而外，卷一、卷二为《皇都杂记》，卷三、卷四为《郊垧杂记》，卷五、卷六为《畿辅杂记》，卷七为《关镇杂记》，卷八为《边镇杂记》，内容除《皇都杂记》记述风土、物产较多之外，大部分为古迹、官署、寺院与山川名胜等景点。据陆完学为该书所撰序言指出：蒋一葵出行，“辄命童子以奚囊随，到处走荒台断碑，苔封藓锁，披拭扪摸”，[8]《长安客话》应系其亲身走访各处所得，主旨虽非为游客而作，但可作为游览北京及其近郊，甚至赴蓟镇、宣府等边关览胜之参考。
另外，宋启明撰有《长安可游记》，姚士磷（1559～1644）撰有《日畿访胜录》二卷，孙国敉（1584～1651）亦撰有《燕都游览志》四十卷，可惜诸书今皆不存，仅若干内容散见于《日下旧闻》等书之中。
在晚明北京景点名胜诸种指南之中，崇祯八年（1635）付梓之《帝京景物略》，无疑最为脍炙人口。《帝京景物略》以写景为主，卷一为《城北内外》，卷二为《城东内外》，卷三为《城南内外》，卷四为《西城内》，卷五为《西城外》，卷六为《西山上》，卷七为《西山下》，卷八为《畿辅名迹》。全书系经过计划分工而成，由于奕正（1597～1636）负责采集史事，刘侗（1593～1637）负责执笔撰写；原先搜集到诗五千多篇，二人无暇筛选，最后经其友人周损删汰，只存一千多篇。在撰写过程中，他们对景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反复推敲文字。刘侗在序言中说：“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必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于奕正在“略例”中亦言：“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争。历春徂冬，铢铢
而帙成。”[9]该书出版后，迄至明亡，短短九年，翻刻了三次。在清初，又翻刻过两次。乾隆三十一年（1766），纪昀（1724～1805）加以删订刻印，是清代最流行的版本。此外，还有一种巾箱本和琉璃厂书肆翻刻的几种坊刻本。[10]就此而言，《帝京景物略》应该广受欢迎，除欣赏文字之外，亦可视之为景点导览手册。
一 晚清以前（1821年以前）的北京指南书
清朝入关以后，虽有朱彝尊（1629～1709）的《日下旧闻考》、励宗万（1705～1759）的《京城古迹考》、佚名所撰《日下尊闻录》、于敏中（1717～1779）等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等书出版，但对于北京风景名胜之记述，并未有突破性的发展。即使到清代后期，还是未出现类似《帝京景物略》的作品。或许在清朝人看来，《帝京景物略》所提供的旅游景点信息已是无可复加，没有必要撰写这样的专著。但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长元在所编《宸垣识略》之“例言”中说“是编为游览而设”；[11]而邵晋涵（1743～1796）为此书撰序，则提到“观光日下者，皆得按籍循途”，[12]都指出其作为北京指南书的目的。可惜此书为求详尽，难免有芜杂之病，但书首所附18幅地图，为此前相关书籍所未见，具有街巷指引的实用价值（参见图1）。[13]
道光二十五年（1845），杨静亭之《都门纪略》，则在记载上更具有“近代性”。据杨静亭所撰《都门纪略》序言，载其识于都门客邸，而《都门杂咏》序言则说识于榆林官署，[14]推测当时他可能担任陕西榆林知县的幕友（道光《都门纪略》书影，参见图2）。民国初年，周明泰（1896～1994）首先注意到书中《词场》所载的戏曲史料，并对《都门纪略》六个版本的相关内容加以比对。[15]谢国桢（1901～1982）则提出一个看法：杨静亭《都门杂记》“所记的商店名色，如某家的乳酪最好，某家的官靴最佳，无疑是各家店铺所登的小广告，在旅行指南等类未出以前，这就是为了士子客商入都导游的书”。[16]其后，有学者认为《都门纪略》是北京最早的游览与旅行指南。[17]另外，么书仪透过《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北京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收藏的《都门纪略》刊本、孙殿起（1894～1958）《琉璃厂小志》所提供的线索，考证出《都门纪略》出版后，从道光二十五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62年间，翻刻与增补一直没有停止。[18]
图1 《宸垣识略》外城西北
资料来源：吴长元《宸垣识略》，卷首。
图2 道光《都门纪略》书影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
众所周知，旅行与购物密不可分。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商号与店铺之多，可谓目不暇接。正如杨静亭在《都门纪略》序中所言：“外省仕商，暂时来都，往往寄寓旅邸，闷坐无聊，思欲瞻游化日，抒羁客之离怀，抑或购觅零星，备乡间之馈赠。乃巷路崎岖，人烟杂沓，所虑者不惟道途多舛，亦且坊肆牌匾，真
（赝）易淆，少不经心，遂成鱼目之混。”此书所记诸类，分列为十门，市廛中之胜迹与茶馆、酒肆、店号，必注明地址与向背之东西，“阅是书者，按图以稽，一若人游市肆，凡仕商来自远方，不必频相顾问”。因此，他在序的最后说：“谓是书之作，为远人而作，也可。”[19]其中，“不必频相顾问”一语，对于方言各异，不懂北京话的外地人来说，可说是意味深长。
《都门纪略》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都门纪略》，下卷为《都门杂咏》。该书所附外城地图（参见图3），其详细程度比不上《宸垣识略》，比例亦不见得精准，但仍可辨识大致方位，让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另一方面，作为北京第一本消费性质的指南，《都门纪略》记载的物质文化相关内容甚多，笔者在此不拟赘述。至于《都门纪略·风俗》所记的风俗九条，亦实为另类的旅京信息，对外来者颇具有警惕作用，兹引述如下。
【一】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二】京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
【三】乡、会士子来京，不可听人撞骗，说有道路可谋，如怀挟、传递诸弊，以图快捷方式。现值功令森严，场中弊窦早已剔除尽绝，如果受其播弄，犯事时他即逃走，而身罹法网，悔之何及。
【四】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银，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五】京师小绺，最为可恶，外省士子来京时，不敢偷窃；揭晓后旋里，百端缠绕，不容空过，竟敢起去车挡，众人蜂拥，狼狈为奸。人在车上，原难照顾前后，有一妙策，下车远远立看，其计穷矣。
【六】外省人来京，上街不可占便宜。善骗人者，见人有钱，向前买弄，或金银玉器及零星什物，绐之曰拾得，若要眼馋，即堕其术中。
【七】外省人来京，不可听怂恿买人，买成日久，必然潜跑。彼以为家规严谨，殊不知门前作小生意者，就是女之亲故，买针线时即会面矣，夜间暗号一举，就有人接去，谓之放鹰。
【八】外省人来京，不知道路，必须雇车，车价多寡，视道路远近为准，前门至崇文、宣武各三里，崇文、宣武至东、西便门各三里，北面十二里，南面里数如之，东、西两面各三里，得其大概。小巷崎岖，亦可按图以稽，而定其远近，不至为执鞭者所惑。
【九】外省乡、会士子来京，住会馆居多，带些辎重，第一小心贼盗，不可诿诸看馆之人。公所之地，原难防范，或白昼，或晚间，霎时间门已开矣，钥已脱矣，物已窃矣，并不辨其盗之何去何来。苟鸣之官府，则非夤夜逾垣之盗寝之，则实受其累。要之，解铃系铃，有蹑其后者，不可不慎。[20]
图3 同治《都门纪略》外城
资料来源：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广陵书社，2003，卷首，第19页。
北京市井繁华，灯红酒绿之处，是诱人的销金窟，初到北京之人，若不能有所克制，为五光十色所迷惑，盘缠旅费用尽，则寸步难行，这样的例子在小说及笔记中多有记载，引文中一开头的两条即提醒此事。第三条涉及科举弊端，可以不论。第四条则与兑换银钱有关，叮咛旅客需先了解钱铺的诚信，否则可能吃亏上当。身处人海之区的北京，陌生的环境总令人充满不安全感，特别是拐骗之徒的各种招数，往往使人误入圈套，这也是杨静亭要旅客提防的重要事项，五、六、七这三条就与此相关。第八条提供的雇车信息，也相当具有实用性。最后一条系住店须知，要旅客谨防财物被盗。
同治三年（1864）八月，徐永年又补入《路程辑要》一卷，为《都门纪略》增添了路程方面的要素，是为四卷本。据同治三年孙梅所撰《路程辑要》序云：《都门纪略》一书，初集、二集、三集颇为详尽，“然而男子志在四方，行止无定，在京者观景物之维新，纵横自任，而出京者恐道途之未识，跋涉惟艰。以故，仕宦商贾载贽往来，而仆仆问津者不乏其人”。因此，他在公务之余，依据康熙年间赖盛远所撰《示我周行》加以删节，编为《路程辑要》，用以补入《都门纪略》之第四集。徐永年之序言则提到：赖盛远《示我周行》一书，路程顺序皆由各省至京师，“此于来京者便，而出京者不相宜”。这年中秋之后，其友孙梅来访，“袖出由京师至各省路程一帙，嘱余载于《都门纪略》之四集”。他看后觉得此帙“诚为客路之箴规”，于是将其编入《都门纪略》中，“虽非京都之故事，而似于出京之行旅堪作神珍”。[21]
《路程辑要》附有《行路十二则》，提醒路途中需注意事项。[22]笔者查阅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两种《示我周行》刻本，未见相关内容，但与乾隆本《周行备览》之《江湖十二则》内容相同，文字略有差异。[23]这十二条提示，不仅于出京途中有用，进京依然值得参考。而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旅客赴京不再顺着大运河，而是经由海路北上。同治三年四卷本《都门纪略·都门杂咏·时尚门》就有《火轮船》诗：“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多少官商来往便，快如飞鸟过云天。”[24]北京的许多客商便是搭乘火轮船由海路到天津，再由天津前往北京。
二 道光《都门会馆》等书的旅馆记载
根据何炳棣（1917～2012）的研究，北京的会馆最早可上溯至永乐年间。京师郡邑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才演变成试馆，大约自15世纪初叶起，北京各郡邑会馆似有两种典型和两种演变趋式：一是由窄狭的本乡已宦之人的俱乐部推广到收容本乡公车及谒选之人，二是由广泛性士商并容的同乡组织逐渐演变成所谓的试馆。崇祯初年，《帝京景物略》记会馆曾云：“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是寓。”清初（特别是乾隆）以后，会馆作为试馆的性质才越来越明显。[25]而由于顺治年间，清廷将汉人迁移出内城，原在内城的会馆均被迫迁出，故各省会馆主要集中在外城。当时，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一带，会馆日增。乾隆时的工部尚书汪启淑在《水曹清暇录》中曾经回顾：“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腾贵。”据吴长元《宸垣识略》统计，清初至乾隆年间，北京的会馆已有182处。[26]
就内容而言，初刻本《都门纪略》与前此诸多文人所撰北京杂记尚无太大差别，仅是在分门别类上特别清晰，故有学者指出：此书最初并不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对内容的取舍相当严肃认真，而后来的增订本、修补本则逐渐背离这一初衷，走上纯商业的道路。[27]但对于上京赶考的举人来说，两卷本《都门纪略》完全未提居住方面的信息，仍有其不便，自然有待增补加强。因此，杨静亭又撰《都门会馆》一卷，与前二卷一起刊行。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静亭在自序上说：
都中会馆，为乡会士子而设，其法至良且善，一则可以啬僦居之费，二则可以联桑梓之情。然各省会馆，都中不下三、四百处，《日下旧闻》所载皆系旧馆，并未分晰省馆、府馆、县馆之别，近年又经修葺者亦复不少。兹集核对明确，照省纲、府纲，条分缕晰，某为老馆，某为新馆，某为东馆，某为西馆，某为中馆，并注明坐落某街、某巷，与向背东西，以期其士子进京寻觅之便。[28]
至同治三年（1864）五月，徐永年等重辑《都门纪略》三卷本，赵昶至现地逐一考订各省会馆后重编，此即《新增都门会馆》，列会馆计323处（参见表1）。徐永年所撰《新增都门会馆》序言指出：《都门会馆》镌印之后，历经十余年，会馆“塌朽者甚多，新葺者不少”。同治三年开春以后，其友赵昶花了二十多天，“奔驰街巷，不惮辛勤”，“按街逐巷，身历一番，已塌者删之，新建者增之，失其向背者详细而注明之”。赵昶在删订增补会馆之余，还将各省塘务坐落位置附见于后。[29]
表1 晚清北京各省会馆的数字变化
北京的旅店业发展甚早，如位于粮食店的恒达店，据说开设于明朝。[30]同治《都门纪略·都门杂咏·市廛门》记有王嘉诚的《客店》诗：“引见还兼乡会期，店家习气最随时。老爷无事闲游好，下处堂名我尽知。”[31]这是《都门纪略》增补本首次提及客店（见图4）。
图4 晚清北京附近的客栈
资料来源：Eliza Ruhamah Scidmore，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New York：The Century Co.，1900），p. 263。
道光《都门会馆》汇编进入《都门纪略》之内，经过同治初年重修，后续增修或改名的各个版本都循旧例，列载北京的会馆名录。但记载各省会馆只提供士子上京科考之便，其他旅客所需要的客店信息，虽有诗咏及之，但店名与坐落位置则阙如，即使是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一再刊印的《都门汇纂》，卷二亦无客店等相关内容。后来，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遂出现增补这类信息的版本，其开创者乃毕锺沅编纂的《北上备览》。
《北上备览》书首有一光绪元年（1875）所写的短序，另在“目录”前亦有两行小字：“京都为首善之地，仕商云集，凡初至斯土，问路为难，语言各殊，性情不一。今将地图、衙署、行馆、店铺、庙宇、服食、翰墨、古迹、技艺、词诗，下至优妓角色，汇为成册，名之为《风俗路程》。士商行箧中各备一册，聊作相陪云尔。”[32]此书有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石印本，浙东包德懿在序中指出：“京华为首善之区，士商云集，初履斯土，语言各殊，路境生疏。且五方杂处，最易藏奸，谚云：‘南有拐儿，北有混星’，极虑小人之多。士商或出处山僻，见识较寡，或素食丰厚，从未出门，或作贾初到，或书生新贵，一经北上，地大物博，路歧人杂，风俗各殊，相问又难，街市之中，宵小剪绺，流氓诓骗，客中苦况，尝之者所深怜。”而此书所载北京信息简要明晰，他曾借一册北上，“宛如久客都门”。因此，他劝毕锺沅将此一书稿付梓，以方便旅行者利用。[33]
实际上，《北上备览》系根据同治《都门纪略》加以重编，并增入《直隶全省地舆图》《都城贡院图》《内城八旗分址图》《外城胡同地址之图》。该书目录上有会馆、客店、庙寓、堤塘、汇票银号等目，其中的客店、庙寓、汇票银号各目，与先前之《都门纪略》《都门汇纂》等相比，属于新增。而在客店项下，列举的客店数字达101家（参见表2）。[34]北京的寺庙亦多为旅客寓居住处，如清代北京兴胜寺就有二百余间客房，专为“外来官宦寄居之所”。[35]另外，北京“东南寺院多停旅客，故旧址重新，颇为宏敞，夕照、南台是其最著者也”。[36]而在《北上备览》所列寓庙项下就记载了寺庵31处。[37]
光绪十二年（1886）李虹若重编的《朝市丛载》，卷三列有会馆、客店、庙寓、堤塘四目，卷五亦有汇号一目。《朝市丛载》所记客店，与《北上备览》完全相同，即101家。[38]根据学者统计，在这著名的101家旅馆中，前门地区有旅馆71家（占70%），主要密布在西河沿一带。[39]另外，《朝市丛载》所列寓庙亦与《北上备览》完全相同，为寺庵31处。[40]
光绪三十三年（1907）荣禄堂增补之《新增都门纪略》，卷一、卷二为《都门汇纂》，卷三为《新增大内楹联汇汇》，卷四为《国朝鼎甲录》，卷五为《都门杂记》，卷六为《都门会馆》，卷七为《都门杂咏》，卷八为《路程辑要》。其中，卷六虽名为《都门会馆》，但除了各省会馆外，还包含各省塘务、客店、庙寓、衙署、警察、学堂与汇号，内容又有所增加。该书所记客店与客栈计107家，[41]与光绪《北上备览》存在不少差异，或许是因为编者的取舍标准不一和个人偏好不同（参见表2）。至于庙寓，《新增都门纪略》删去兴胜寺，增加关帝庙（前门外西河沿路北），数字依然是31处。[42]会馆方面，何炳棣曾根据朱一新（1846～1894）《京师坊巷志稿》与光绪《顺天府志》的记载，统计出各省会馆计有391馆。[43]而据同治《都门纪略》、光绪《北上备览》、宣统《新增都门纪略》的记载，晚清各省会馆数量仍呈现上升趋势（参见表1）。
表2 晚清《北上备览》等书所载客店数字
表2 晚清《北上备览》等书所载客店数字-续表
三 宣统以降（1909～1927年）新指南书的信息多元化
晚清以降，北京出现许多新式的交通工具，铁路就是其中之一。早在同治四年（1865），英商杜兰德（Durante）即曾在宣武门外修建长约一里的小铁路，后被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除。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京汉、京奉、京张等铁路陆续修筑，北京才正式进入铁路时代。[44]宣统《新增都门纪略》《都门杂咏·时尚门》载有松乔的《铁路》诗：“铁路纵横一径斜，磷磷石子垫成花。两边杨柳好风景，各站站房即店家。”而子青则有《火轮车》诗云：“迩来新造火轮车，快比寻常十倍加。更有客商都道好，逢人便说易回家。”[45]
自晚清以降，因应铁路旅行的开展，各大铁路管理局莫不出版铁路旅行指南以期增加客运量。北京是京奉、京绥、京汉铁路的起点或终点，故这三条路线的铁路旅行指南都述及北京，其中又以京奉铁路为最早。《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创刊于宣统二年（1910），卷首附有北京相关照片6幅，“北京大观”专章下分衙署、王公贝勒府第、阁部大员住宅、会馆、旅店、内城饭店、内城饭庄饭馆、外城饭庄饭馆、学堂、报馆、茶楼、戏园、游览场所、胜迹等14目。[46]与清代各版本的《都门纪略》记载会馆、客店、饭店等以外城为主相比，《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特别之处在于其记载饭庄饭馆、戏园皆区分内城与外城。[47]这样的区分，开创了铁路旅行指南的特殊记载风格。
晚清时宣武门内外原本旅馆就多，不少旅馆还专门接待商人，且有其地域性，如打磨厂内旅馆多住京东八县之人，西河沿旅馆多住内蒙古和张家口的客商，李铁拐斜街的三元老店则常住南京玉器行的商人。[48]而在清末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修通以后，前门东、西两座车站，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往来客商云集，前门大街两侧巷内的旅店和旅馆，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开设。[49]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宣统《京奉铁路旅行指南》记载的旅店以外城为主，按语上提到“俱系前三门上、中两等客店”。[50]而其所列举的客店197处，店名与《北上备览》《新增都门纪略》《新北京指南》存在不少差异，编辑者心中自有一把尺，推荐的店家亦不尽相同（参见表2）。
正如资料所言：科举考试存在之时，学、政两界人士来北京者，多投会馆与试馆，普通客人则多投旧式旅店。“内城逼近宫阙，例禁喧嚣。”因此旅店亦多开设在前门外、宣武门外一带。自清末以来，交通日便，新式旅店林立，而以内城最多，“盖自外商竞设饭店，禁例渐破，达官富贾，冠盖往来，大都栖息外商饭店，投机者乃仿建新式饭店，藉谋厚利”。[51]其中，顺利饭店（Hôtel du Nord，见图5）、北京饭店（Grand Hôtel de Pekin）、六国饭店（Hôtel des Wagons-Lits）及华东饭店（Middle Kingdom Hotel）开设较早，清末外人的北京指南即常提到这些大饭店。[52]
清朝末年，日本“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纂的《北京志》，书中有专章谈及客店，内容分上等客栈、中等客栈、下等客店、外国人经营之旅馆四节。上等客栈有前门外西河沿的第一客栈、同日升客栈，珠市口的长发栈、同长春客栈，骡马市大街的佛照楼等，一间房约四吊钱，包含两餐在内。中等客栈规模较上等客栈小，但设备差不多，如珠市口的明利栈，东河沿的保定栈、同中和栈，西河沿的恒达栈，打磨厂的兴顺客栈。清代旅行，因旅馆不备寝具，故必须自带。北京中上等客栈已提供租被子服务，旅行较其他地方方便。下等客店在内城之外到处都是，住宿费约一吊钱，前门外煤市街、粮食店胡同者属之。比客店更下一层者，俗称花房子，在朝阳门外杨竹梅斜街、沟沿儿、延寿街、百花园街等处，一日六十文（即三个大钱）至二百文（即十个大钱），乞食、苦力等贱民多住之。屋内平地掘三尺，散布鸟兽的羽毛等以取暖。外国人经营者，则比利时人经营之六国饭店，是当前北京旅馆中规模最大者，房费一日八元。日清合资之华东旅馆（中国人俗称林ホテル），房费一日三元至五元。另有德意志人经营的顺利饭店、英国人经营之北京饭店等。至于中国人经营之洋式旅馆则有万通栈，房费比照华东旅馆。日本人经营者有扶桑馆，为中国家屋改造而成。[53]
图5 1905年的北京顺利饭店
资料来源：引自http：//www.ohiohistoryhost.org/.cgi-bin/emAlbum.cgi？cmd=show_image&path=China&img=7&tn=1。
北京饭店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是中国最早的西式旅馆。六国饭店（见图6）也是著名的西式大饭店，原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饭店的欧洲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Compang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开业后生意平平。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英国人倡率重新募资，吸收英、法、美、德、日、俄六国资金，将原饭店拆掉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外国人在北京开设大饭店与西式公寓，专门接待外国资本家、大商人和旅游者。这些饭店设备豪华，有大型的舞厅等设施，管理上全盘西化，讲究服务质量，而且用汽车至前门火车站迎接客人。[54]而最早提及这些新式大饭店的指南书，则是《京汉旅行指南》。
《京汉旅行指南》编纂于民国元年（1912），而于民国2年（1913）刊行第1期，同年出版至第4期，但其内容基本相同，一开头记载北京分为北京宫城与内外城两部分，北京宫城之下又分古迹、名胜两目；内外城又分古迹、名胜、游览、衙署局所、各省会馆、各行会馆、学堂、报馆、旅馆、外国旅馆、茶楼、戏园、浴堂、代步、注意、流通货币十六目。在记载上将景点列在首位，充分显示其旅游指南的性质。该书记载各省会馆36处，其按语云：“京中各省会馆为数繁多，仅择其中之一二录下。”[55]旅馆按语亦云：“北京旅馆不下数百家，仅择其上、中等有名者列之。”故仅举16家，即西河沿的中西旅馆、金台旅馆、平安旅馆、迎宾馆、中和栈、斌魁栈，西珠市口的福来栈、永丰栈，茶儿胡同的名利栈，许家大门的鸿安栈，李铁拐斜街的广元栈，骡马市的高升栈、长发栈、佛照楼、泰安栈，杨梅竹斜街的福星栈。[56]至于外国旅馆，则推荐4家：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华东饭店、扶桑馆。[57]
图6 清末初开业时的六国饭店
资料来源：引自http：//us.midnightinpeking.com/downloads/grand-hotel-de-wagon-lits-and-other-peking-hotels/。
民国3年（1914），撷华书局《新北京指南》出版，开启了北京城市指南书的新页，后续的诸多北京（或北平）指南，相关信息巨细靡遗，是旅行信息突飞猛进的时代。马凯元在为《新北京指南》第二编所写的序中曾说：“北京为中华首都，万国骈集，四民云屯，巍巍乎博皇道而宏汉京矣。”往日虽亦有专记北京之书，但“或偏于景物文词，或失于简单谫陋”，自民国建立，文明进化，“北京犹是而诸务全非，以前旧有诸书，近今多不适用”，故此书之作，实为必不可少。[58]《新北京指南》所标榜的“新”，系相对于《都门纪略》而言，全书分一、二两编，第一编详于规章，第二编详于地点。第二编分二十类，包括会馆、栈店、市廛、营业、服饰、饮食、风尚、梨园、乐户、卫生等。在住宿信息方面，《新北京指南》仍然大量列载各省会馆，总计435处。[59]其记载栈店，在一开头即分析当时的客栈类型与招徕之道：
北京栈店，种类不一，价目不等。有可常年租赁者，有每日取费数元、数角者，有每夜只须数百文者。常年租赁之栈店，并不在外揽客，多系各省客商长庄居住。每日取费数元之客栈，类皆楼房宽敞，陈设精美，伺候周到，饭食适口。每夜只须数百文者，乃系小店。著名老客栈，多在前门左右，火车到京之时，各栈皆有专人手持仿单，在火车站接客，欲住某栈，即将该栈之仿单留下，下车时将行李点交，该栈伙友运至商税征收局，经税局查验后，则令该伙友料理，自己先行乘车赴栈。亦可到栈后，如有公文及重要对象，交明账房，方为妥实。如西河沿之中西旅馆，打磨厂之第一宾馆，最为著名，各省官商咸乐投住。[60]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京指南》记载中国栈店102家，列名在前者多系有电话与电灯者（参见表3）。相较而言，老店多无电话与电灯，新式旅馆与外国旅馆则相反。这样的记载，提供旅客自我衡量的基础，或许亦具有筛选客群的作用。另外，该书首次提到公寓，为之前所未见。根据学者研究，公寓最早出现于民国元年，不少设在学校附近或城市中比较幽静之处，在接待对象上，以居住较长的旅客居多。[61]
表3 《新北京指南》所载中外栈店
表3 《新北京指南》所载中外栈店-续表
民国5年（1916），中华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北京指南》，全书架构除一开始的图画之外，卷首为国宪，其下依序为地理、行政、公共事业、交通、食宿游览、实业、礼俗、名胜、杂录、北京京城地名表等10卷。卷3《公共事业》记载会馆公所411处与庙寓31处。[62]卷5《食宿游览·客店》分中国客店与外国客店，总计列举中国客店104家，外国客店8家，即六国饭店、北京饭店、长安饭店（Astor House Hotel）、德昌饭店（Te-Chang Hotel）、德国顺利饭店、华东饭店、一声馆、扶桑馆。[63]以上记载均无文字说明。至民国8年（1919），中华图书馆编辑出版《北京指南》第3版，书中对各行业的记载与第1版不同，如列举的客店数字虽不变，却增加了客店概况的描述：
京师为人海，每年南北往来之旅客何止数百万，故寓居客商之店甚多，然种类高低不等，故其寓费亦贵贱不一。除会馆、庙寓外，有称栈者、有称店者，至近十年来风尚新潮，渐有旅馆之称。然名称虽异，并不于此名称上分别高低品等，惟外国客店则不同。大概著名之旅店、客栈，均在正阳门附近，因其紧靠各铁路落站之处故也。其价目则贵者每日需数元，最贱者只须数百文而已。应接伺候之处，则各客店均极周到，火车到站之时，各客店均有接客之人在彼接揽，其情形亦与津、沪等地大略相同。[64]
《北京指南》第3版这段记载，与民国3年《新北京指南》相比，文字虽互有异同，却都提及清末民初旅馆业的发展趋势，以及饭店等之接站服务与揽客方式，反映出当时旅馆经营的新脉动。
民国6年（1917），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印的《北京入学指南》，是一本特殊的北京指南，下分两编，第1编为《入学须知》，第2编为《各种学校规则》。在《入学须知》下又分十章：准备、注意、目的、交通、抵京暂寓、选择学校、在校费用、邮电事宜、交际、卫生。第一章“准备”项下又分甲、乙两目，甲为旅费：“出门旅费，虽不必过丰，亦不必过简，如约需十元者，宁带十五六元，防有意外之用。尤以多带现洋，少带钞票为宜，盖中途所经，若非通都大邑，钞票不尽通用也。”乙为行装：“行装以轻便为宜，惟衣服及被褥，须酌带完备。大概最普通者，铺盖一卷，网篮一只（可置零星对象），皮包一个（可置重要对象随手提携），衣箱一只。”[65]第五章“抵京暂寓”所载多为提醒之言：
【甲】抵北京前门车站，若无亲友可以先期函托，届时派人赴车站迎候者，各旅馆、客栈皆有伙计在站招待，衣上皆标明店号，晚间皆持本号灯笼。其所持招牌纸，皆盖有图记，择定一家，言明每日房资、饭资各若干，按日或几日一付，收受其招牌纸后，即将行李点交，随之至店，择定第几号房间，点收行李，暂时寄住，如须外出，应招呼茶房，代锁房门。
【乙】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所住客店，以在前门外、西河沿、打磨厂、李铁拐斜街、杨梅竹斜街、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一带为便。
【丙】客店每装有电话，可就电话簿，查有相熟之乡友，约定时期，到店面晤，或雇人力车，登门造访，与之商定来京就学事宜。
【丁】北京地面宽广，道路纷歧，凡籍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者，大都与黄河流域人，语言扞格，问信綦难。在寓无事时，宜就坊间所售北京内外城地图，随意查检，庶于出门访友、雇车等事，略知方向，便益良多。
【戊】旅店不过暂时投止，长此羁留，则资斧太巨，断非求学者力所能及。各省多建有会馆在京，或省或郡或县，每馆必公举掌馆董事、副董事各一人，专掌馆事。可赴本会馆，向馆役探问董事所在，前往趋谒，如允许住馆，即可迁入。设馆无余地，或已改作学校等用，可商董事介绍庙寓，或公寓所在，自往租定。饭食茶水，可包与馆役，或自行举火。[66]
为此，《北京入学指南》在接续内容中列载了各省会馆393处，庙寓31处；公寓则在宣武门内、西单牌楼，及靠近私立大学、专门学校一带最多，仅举其著名者如大同公寓、大田公寓、聚贤公寓、新华公寓4处。[67]
在民国初年北京旅店业转型的过程中，华人也开始兴建新式饭店，其中以民国元年的长安春饭店为最早。[68]其后则为东方饭店（Palace Hotel），开业于民国7年（1918）二月十九日。据史料记载，东方饭店开业时，每个房间都有电话，当时即使是六国饭店，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客房有电话。民国14年（1925）上海的《晶报》曾经报道：“每房间有一电话者，始创于东方饭店，今之上海已有效之者。”由此可见，东方饭店在房间安装电话方面，遥遥领先于“十里洋场”的上海。东方饭店还有接送旅客的轿车7辆，这在当时也不多见。查民国7年北京登记的轿车，包括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和外交使团、外国商社在内总计154辆，其中民用轿车只有45辆。[69]西河沿的东升客店见图7。
图7 西河沿的东升客店与缝补妇
资料来源：〔澳〕赫达·莫里逊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董建中译，北京出版社，2001，第93页。
民国8年出版的林传甲（1877～1922）的《大中华京师地理志》，从书名上看虽非指南之类著作，其内容却颇似北京要览，仍有其信息上之价值，如书中言及北京的房租：“京师房租，凡西南繁盛处，每间月租二元；稍僻东北西北，每间月租一元。贫民杂居，有一门牌内五十余家者，每间三、四角，铺房旧约较廉，修门面则加租。”[70]该书提到旅馆，曾分析今昔之变化：“昔日京外交通，全恃车辆，凡开店者必在广大之院宇，容纳车辆百余，以便装卸。”其后，各类旅店开设日多，在住宿价格上，“客栈昂于老店，旅馆又昂于客栈”。自西人开设六国饭店，饭店“设施价值又数倍于旅馆”，京官与学生久住者，莫不感叹旅费之昂贵，于是公寓应运而生，其设备与旅馆、客栈相当，而价格稍廉，所不同者为以月计费。接续前文，接下来介绍了北京的几种旅店，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丁】类，有可能是与沿海轮船公司签有合同的旅馆，由海路赴北京的乘客，可以透过其安排在北京的住宿：
【甲】外国饭店，“中国伟人、党魁、豪商、巨骗住此，每日数元。”
【乙】日本旅馆，“价比西洋特廉，所寓日本人居多。”
【丙】中国新式旅馆，如位于西河沿的旅馆，取其火车迎送较为方便，中西、金台旅馆，“价昂而高洁，往来多达官”，迎宾、中华、宴宾、华洋旅馆，“价较廉，亦可居”。
【丁】轮船客栈，“如沿江、沿海，三十年前之新式，牌号亦南北一致，自香港、上海传来”，这类客栈如佛照楼、春元、长春、泰安、长安、鸿安、全安、天保、泰安、庆升。
【戊】公寓：“近衙署者寓京官，规模颇大；近学校者多寓学生。”
【己】旧式老店：有些改为客栈而价格较廉，有些提供商人久住有如公寓；有些备置骡车、骡轿通往东北，如顺兴、高升、魁元（均在西河沿，亦至火车站接客），明月（东直门外关庙，专走热河骡轿，及八沟等处）、德顺（三里河路南，专走蓟县、遵化、玉田、丰润、东陵等处，凡正东不通火车之处，皆可于此雇骡车前往，或用轿骡）、鸿升（三里河路北，专走经棚、围场、林西、朝阳、平泉，凡热河境内不通火车之处，皆可于此雇车马或骡轿）。打磨厂老店，亦有专住热河客商者。[71]
民国8年由徐珂（1869～1928）编辑，民国9年（1920）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北京指南》，在民初北京各版指南书中最负盛名。该书序例指出：北京为大一统中央政府之所在地，“凡求名于朝、求利于市者，无不趋之若鹜。且自南北铁路行车以来，交通日利，游客日多，惟指导无人，辄感不便”，鉴于此，特编此书，“凡所纪载，皆期有切实用”，故定名为《实用北京指南》。[72]卷首为北京风景画，其下分10编，包括地理、公共事业、交通、食宿游览、古迹名胜等。第4编《公共事业·各省会馆》记载会馆计403处。[73]第7编《食宿游览》记载住宿仅分两大类，即旅店390家，庙寓156处，两者合计为546所。[74]
民国12年（1923）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5编《公共事业·各省会馆及同乡会》，记载会馆481处及同乡会14所，其中顺直察热两院议员同乡会放入直隶，东三省会馆放入奉天，豫晋秦陇新五省协会放入河南。[75]第8编《食宿游览》记载旅馆分七类，即饭店23家、旅店54家、客栈84家、客店193家、公寓126家、寄宿舍21处、庙寓112处，合计613所，这是民国所有北京指南中最高的数字。其中，寄宿舍为首次出现，即北京大学、北京师范、法政专门学校、协和医学校、高等师范、陆军大学、华北协和学校的学员寄宿舍，正金银行、交通银行、新亨银行、新华银行、劝业银行的行员寄宿舍，交通部管理铁路员寄宿舍，及京华印书局寄宿舍。[76]
姚祝萱编辑的《北京便览》，则出版于民国12年。姚镛在序言中说：“北京便览一书，为指导旅游者作也。”[77]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分11卷，包括城垣、河道、古迹、名胜、交通等；中编分2卷，即商业、工业；下编分7卷，包括会所、游戏、各表等，其中《各表》一卷允为特色，实用价值极高。编者在中编卷1《商业·旅店类》一开头说：
旅店之中，或具饭菜，或备饭而自点菜，或饭菜均不备。房价以每日计，饭店最上约二元至四元；旅馆自五角、八角至二元、三元；客栈、公寓则一角至五、六角间，有作八折、九折者；小店仅日需铜元数枚，然皆贫人所居。至常住旅客，间有寓会馆及租庙寓者。[78]
其记载旅店细分为六大类：旅馆57家，饭店（兼旅馆）19家，公寓93家，客栈84家，客店177家，庙寓154处，总计584处。当中仅西山饭店附有文字说明：“西山饭店在京西八大处，食堂闳丽，可布百席。近新建宿室落成，住客餐宿，日收十元。有听事一，可供旅客坐憩。”[79]与该书所附《主要饭店住宿价目表》比对，若干高档饭店的价格稍有差距（参见表4）。即使如此，其所列举的饭店价目较此前各书要细致许多。下编卷1《会所》则记载各省会馆367处。[80]
表4 《北京便览》所附《主要饭店住宿价目表》
民国15年（1926）金啸梅编辑之《北京游览指南》，下分疆域、公共机关、游览、古迹胜景、宗教、都门风俗、交通、警务规章、商业、清宫游纪10章。在“公共机关”之下记载会馆及同乡会336处。[81]第3章“游览”记载饭店、旅社、寺观寄宿处。饭店项下列载六国饭店、中西饭店、北京饭店、东亚饭店、中华饭店、大陆饭店、华东饭店、西安饭店、东华饭店、东方饭店等10家。[82]在旅社项下又分为大旅社、公寓、客栈、旅店四类：大旅社列举亚洲旅馆、华洋旅馆、五洲旅馆、第一宾馆、北京旅馆、新华旅馆、燕台旅馆、中华旅馆、万陆旅馆、迎贤旅馆等10家，公寓仅列举大东公寓等8家，客栈列举天保栈等20家，旅店列举高升店等20家。末尾有编者之按语：“尚有小客栈、旅店多处，苟统而计之，不下三百余家，本编限于篇幅，不能尽量纳入，故悉屏之不列。盖纵能尽录，斯种小本营业店，游者未必欢迎，转以取憎于读者，则不如不录之为愈也。”[83]至于寺观寄宿处，则列举雍和宫、夕照寺等24处。[84]
民国北京各省会馆的数字变化见表5。
表5 民国北京各省会馆的数字变化
表5 民国北京各省会馆的数字变化-续表
在此附带一提日本北京指南的相关记载。1916年初版、1921年增补改版之《北京名所案内》，推荐的日本旅馆有扶桑馆、华东饭店、一声馆、一二三馆、松尾家，均备有汽车接送。[85]至于中国旅馆则推荐东方饭店、大陆饭店、东安饭店、金台旅馆、群贤旅馆、中西旅馆、第一宾馆。[86]外国旅馆则推荐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长安饭店、电报饭店（Telegraph Hotel）。[87]
1921年，丸山昏迷编辑之《北京》，介绍日式旅馆，仅举扶桑馆、一二三馆、一声馆、松尾家、华东旅馆这五家。扶桑馆开设于光绪三十一年，民国7年改建，为北京日式旅馆中第一位，备有汽车接送。一二三馆开业于民国6年。一声馆开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国9年改建。[88]书末所附《北京诸机关并に北京及び近县著名地》记载旅馆，列举中西旅馆、金台旅馆、迎宾旅馆、泰安楼、高升店、悦来店、宴宾旅馆、中华旅馆、华洋旅馆、德昌饭店、第一宾馆、中西旅馆、德华旅馆、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大陆饭店、长安饭店、德国顺利饭店。[89]同年出版之《北京：名胜と风俗》，内有“侨居邦人社会鸟瞰”一章，当中提到日式旅馆以一二三馆为最高级，而一声馆、满留蒙、福岛馆这类的轻便旅馆，学生与团体入住颇为便宜。[90]
1922年的《天津北京案内》记述北京旅馆分为欧风旅馆、日本旅馆和中国旅馆三类：欧风旅馆介绍六国饭店、北京饭店、长安饭店、顺利饭店、德昌饭店、东安饭店、电报饭店；日本旅馆则推荐扶桑馆、华东饭店、华东旅馆、一声馆、一二三馆、松尾家；中国旅馆中，洋式壮丽、设备齐全者，多位于前门外西河沿附近，如金台旅馆、群贤旅馆、中西旅馆、第一宾馆。[91]
四 1927年后北平指南等的相关记载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割据等因素，政局一直不稳定，战争不时爆发，这对国民经济无疑极为不利，自然也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随着北伐统一，政局走向稳定，旅游业得到快速增长。另外，国民经济恢复，国民财富累积，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加上交通建设不断增进，为旅行活动提供便利；而汇率的下跌，亦促进国际旅游的发展；相关机构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也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年，中国旅游业达到空前的巅峰。[92]然就北京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确是一大冲击。
民国16年（1927）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北京的人才、资金也迅速南迁。但北京的名胜古迹搬不走。民国16年，中国旅行社正式成立后，着手加强北京的经营项目，其下属的北平分社开展了平绥、平汉、平辽、平浦、平津五路铁路联运业务，在国际上则与日本国际观光局、英国通济隆（Thomas Cook and Sons Co.）等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承接国际的旅行团队。中国旅行社还在其主办的《旅行杂志》上介绍北平的旅游景点和路线。最初，北京的旅游业主要掌握在英国通济隆公司、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日本观光局等外国旅游公司手中。民国21年（1932），中国旅行社在北平创办旅游公司，配备游览汽车和行李卡车，组织各种形式的旅游团。当时，到北平旅游的多是东南亚和香港的游客。针对不同游客的需求，中国旅行社开发了城内一日游、郊区一日游和周边三日游等套装行程。民国22年（1933）底，北平市市长袁良（1882～1952）制订了《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希望透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迹、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在这样的氛围下，北京指南一类的书籍中旅游观光的内容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北平人白梦璋还创办了北平义导员事务所。白梦璋在庚子年后曾到英国谋生八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到北平后做了导游，并成立北平义导员事务所。除了当导游之外，他还将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再教他们几句简单英语，建立起自己的“旅游人力车队”。在抗战爆发之前，北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这一产业的荣景才被打断。[93]
民国18年（1929），北平民社所出版的《北平指南》，诚如该书例言第一条所言，“本书以实用为主，不尚铺张”，[94]记事极为简要。全书分为地理、街巷地名典、名胜古迹、交通、食宿游览等十编。第5编《政治机关及社会团体》记录会馆以笔画多少为序，是既特殊又奇怪的记载方式。其所录各省会馆529处，[95]超过前此《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的494处，为历来最高数字。第8编《食宿游览》记述北平之旅店，有较长之文字说明，内容大致上分为两部分，其一谈旅店业的变迁及其概况：
北平自昔为文化中心，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故旅店行之营业，均甚发达。大致旅店之中，或具饭菜，或备饭而自点菜，或饭菜均不备。其房价以日计，饭店最上约四元至十元，以东长安街之长安、中央等处，最为著名。旅馆自五角八角至二、三元不等。客栈、公寓、客店，则一角至五、六角，仍有作八折或九折者。旅馆、客栈、公寓，以西河沿、打磨厂一带者为多。公寓者，即变相之客栈。另有所谓学员寄宿舍者，又公寓之变相也，专租各大学、中学之学生居住，其租费多按月计算，伙食亦按月包办，大约自九元至十二元不等。邻近各学校之公寓，亦多仿效之。至于外国饭店，如六国、北京各饭店，其价目奇昂，每日膳宿多至百余元，少亦一、二十元。……另有一种小店，日需铜元数枚，然皆平民及劳动界所居者也。平中各省会馆甚多，旅客得以随意投止，惟须有本省人之介绍，收费与否，各馆情形不一，但收费亦较旅店为廉。[96]
比较特别的是，第1编谈到北平的房租价格，而此事除先前《大中华京师地理志》曾略微涉及之外，各种北京指南皆未提起。该书指出，当时北平各地段房租高下约可分为九级：
【甲】前外大街迤西，至新华街，“地势繁盛，商店八埠并列”，租房每间每月需4、5元。西单牌楼、绒线胡同一带，机关学校林立，侨寓之人亦极多，每间3、4元以上。是为第一级。
【乙】崇文门内，使馆人员及洋商甚多，距离东安市场亦较近，房租也贵，但比上述各地稍逊。是为第二级。
【丙】崇文门外晓市大街、清化寺街、磁器口、红桥一带，原非富足之区，只因临近各种晓市、早市，一般小商人非就近居住不可，故该处小房每间月租亦可高达3、4元。是为第三级。
【丁】西四、西单之间，与地安门、交道口、东四、东单之间，及宣武门外迤东、崇文门外迤西、东黄城根各处房屋，多者月租3元，最少2元。而崇文门外至前门一带，如芦草园、兴隆街等处，伶人、商贾杂居，房价亦不比前处多逊，故为第四级。
【戊】旧皇城内各巷，除东安门内（因近东安市场）及西安门内（因近各机关），房价每间2、3元外，其后门内、景山西大街、黄化门、沙滩并南北长街、南北池子迤北等处，位置稍偏僻，但因靠近北京大学，每间2元左右，约具有第五级之资格。
【己】天桥一带地区，因天桥市场的关系，房价亦甚可观，狭小的灰房，亦租1元至2元不等，列为第六级。
【庚】靠近城门各处，平均月租1元有余。而离电车站较近之处，位置虽偏僻，房租亦略有增涨，如新街口、北城根、西直门、南北小街等地，为第七级。
【辛】西北城角东西绦儿胡同、东北角东直门角楼、朝阳门北城根及崇文门外营房等处，则因地势荒凉，每间约租1元，列为第八级。
【壬】齐化门外、平则门外各营房，东直门外中街、西直门外南北关、德胜门外马甸、安定门外地坛附近，则0.5、0.6元可租一间，故可做为第九级。[97]
《北平指南》编者还说：“房屋之新旧，装修之优劣，院宇之大小，往往房价因有参差，以大量观察，殊不能出此无形之等级。”坊间虽说1927年后，房租低落，实则深宅大院、月租在20元以上者固属跌价，甚至乏人问津。但其一二间、二三间、三五间，或十数、八间的中小房屋，反而租金有渐增之势，原因在于租者顾及经济条件，大多缩小住房规模，改而觅住小房，因此这类小房反而价格上涨。[98]
北平在1927年之前，饭店与旅馆存在着社会犯罪与不肖业者揽客诈骗等情事。民国16年（1927）三月二十一日，《京报》报道旅店业近况就有所指摘：自长安饭店开幕后，东方、中国、花园等家饭店接踵而起，社会上传言饭店内藏污纳垢，官方破获的案件亦不少，如说大鼓人白某折白案、大暗娼崔某设局案、九尾狐引诱程小姐之诈财案等。另外，旅馆的伙计迎接旅客，西站有迎至长辛店者，东站则最近亦迎至丰台。在车上兜揽客人，下车后代运行李等物件，其招待不能不说勤快，但一进到店内，则房租、饭费、电灯、煤火及种种杂费无不特别昂贵，并有许多巧立名目诈欺钱财之事。后被公家取缔，车站上不准揽客，于是旅馆营业遂至大衰。[99]同一日，《京报》又刊出题为《“招待学员”之牌匾》的报道，内容提到：“招待学员”这项营业，在二十年前尚未出现，自西城大同公寓创始之后，大田、大兴、大纯、大来、大东等公寓相继而起。各处学员居住之公寓，诸事似较宿舍方便。但公寓经理与茶役良莠不齐，“每有勾引学员作公余俱乐之事”。另外，附近的私娼也“专门以串公寓为其招揽地”。[100]可见公寓亦存在不少问题。
另有资料指出：北平旅店之名称不一，就其性质而言，可粗分为伙房小店、旧式客栈、新式饭店与公寓数种。旧式客栈100余家，华洋饭店20余家，公寓300余家，伙房小店200余家。伙房小店系劳动贫民与乡贩往来寄宿之所，多开设在关厢之处（见图8），“一室之内有数炕，一炕之上恒宿十数人，其形式与女佣寄住之佣工介绍所相类似；天寒则乞丐麇集于其间，空气恶劣，蚤虱食人，殆此业之最低等者”。旧式客栈设备简单，价钱亦较低廉。饭店大半皆规模壮丽，其设备如客厅、饭厅、浴室、舞场等，颇为完美。公寓则为久居之所，房饭费概以月计，以学界者为多，其房舍多半由住宅改建，不带饭食者按例需另收茶水费。[101]
而就如《京报》的报道，北平旅馆诓骗之事层出不穷。北平人称这种旅店为野鸡店：“查前外一带，向有少数客店、客栈，雇人在车站、码头招揽客商者。其招揽告白所载价目设备，俱不实在。客人误入其店，必受欺骗，行语谓之‘买挡子’。”[102]为此，《北平指南》特别提醒旅客注意：
近年旅馆、客栈等之宿膳费，间有视人为转移者，如房租定价一元，备饭而不备菜，本为各栈公例，而必以管饭随饭菜为诱惑之招徕，初莅止者，以为随饭有菜，于愿已足，甚且有鸡鱼，正庆其公道，比结账时，开来清单，于所期之价，大相悬殊，甚且骇人听闻，乃知一切菜类，与鸡也鱼也，均额外计价，价目亦奇昂，即有质问，仍以管饭随饭菜一语搪塞，并有定价表为词，盖所谓随饭菜者，一若住一元之房，即须用其随饭之菜也。更有另计电灯、电话等费者，欺骗行为，言之殊堪痛恨，旅平同胞，应当注意。但房中火炉、暖炉须按日或按月另加。夏日之电扇，按钟点或计日另加，此通例也。[103]
图8 天兴盛栈门口的苦力
资料来源：Heinzvon Perckhammer，Peking（Berlin：Albertus-Verlag，1928），p.180。按：天兴盛栈是客栈或货栈，未能分辨。
《北平指南》的编者系北平民社，对于现况掌握或许较为细微，其提醒外来者防范旅店揽客诓骗，在其他北京指南中不曾见到，与道光《都门纪略》的风俗警语类似，是相当有用的旅行信息。
民国21年，北平中华印书局发行《简明北平游览指南》，部头不大，全册仅70页，对旅游者而言，携带方便，或许销路较好。该书主要系为旅览而著，故名胜古迹及景区所占篇幅超过一半。该书介绍旅馆分为《中国旅店之部》《外国客店之部》两部分：前者介绍大旅社（在煤市街）、中国饭店、交通饭店、瀛寰饭店、汇通饭店、中西旅馆、金台旅馆、迎宾旅馆、高升店、北京客栈、中兴旅馆、华安旅馆、第一宾馆等48家，[104]外国客店则仅推荐六国饭店、北京饭店、长安饭店、顺利饭店、扶桑馆、中央饭店。[105]
民国24年（1935），田蕴锦编辑的《最新北平指南》出版，全书共分15编。其中第2编《胜迹摘要》介绍名胜古迹（计80页），第3编《平市地名一览》为街巷索引，所占篇幅极大（计146页）。该书最具特色的是第5编《游览须知》，分别提醒旅客谨防扒手（黑白潜、轮子潜、朋友潜、攒子潜）及种种骗术（卖假药、伙骗、腥赌），并提供交通方面的信息。[106]第8编《机关团体学校》记载会馆仅列59处。[107]第11编《商业汇集·住宿》，列举饭店29家，公寓88家，及旅店、客栈、客店共53家。当时北平市各大饭店，由于当局严禁跳舞，营业状况顿形萧条，能维持残余生命者，则有赖贸易富商及来北平游览之人士。饭店之设备各有不同，如北京饭店及中央饭店等，皆为政客、伟人旅住之所在，“聘有易牙辈之名师，庖制中西大菜”，但其价格较昂，非寻常俗客所敢问津。其余如华安饭店及六国饭店，规模亦较其他饭店宏大，一切设备均为西式，专供外人旅居，国人前往居住者甚少。[108]旅馆约可分为两种，即西式旅馆与华式客栈、客店。如前门外正阳旅馆均属西式，其房间布置皆系西式器皿，清洁雅致，可与上海二三等旅社相比。华式旅馆则以天达店为最大，房间的陈设以中国器具为多，但也有采用西式铁床、梳妆台等之类者，唯普通单人房皆用铁床。至于房间价格，华式者较为低廉，西式者较为昂贵。华式旅社，单客房间每日价格多不过0.7元、0.8元，少则0.3元、0.5元不等。西式房间，单客者起码需1元上下，其陈设华丽、光线适宜者，每日自1元至2元、3元不等。[109]
据该书记载，北平市之公寓，以前均系男女杂居，现因官方为维持风化，对此情况加以取缔，一般单身女客皆以无处居住为憾，故市面上出现一种女性公寓，可惜佳者不多。因此，善于经营的老板，将一处分为数院，或筑墙加以截断，一部分给男客居住，一部分供女客投宿，其他一部分则应携带家眷旅客之需。价格方面，如东四公寓、大兴公寓等，普通房间日需0.4元、0.5元或0.6元、0.7元不等，头等房间每日1元。另备有应时小吃、家常便饭，每餐0.2元、0.3元即可果腹，至于点心如炀面、水饺、馄饨等亦均甚适口，且价格低廉。[110]除此之外，《最新北平指南》还介绍了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西山卧佛寺宿舍、市内一般学生宿舍的住宿规定。[111]这在相关指南当中，可谓极其罕见。
民国24年八月，马芷庠编撰，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出版，此书风行一时，至民国25年（1936）一月再版，同年四月三版，民国26年（1937）四月四版。第四版《北平旅行指南》下分8卷，卷2《食住游览之部》记述旅馆及公寓：“北平市乃教育文化中心，五方杂处，中外游览者云集，饭店、旅馆营业甚为发达，大致共分有饭店、旅馆、客栈、公寓四种，均备有饭菜。房价以日或月计，亦分有等级。大饭店皆中外伟人下榻，旅馆则为各界杂居，客栈以工商庄客为多，公寓皆供学生寄宿，间有在机关做事者。此外，天桥一带尚有小店、鸡毛店，凡流落无归及乞丐、绺窃之辈，给铜元五六枚，即可安眠一宵。[112]该书列举之著名饭店、旅馆、公寓不多，但附载房饭费等价格（参见表6）。至于会馆，则被放在卷8《社会公益之部》，计361处。[113]
表6 《北平旅行指南》所载著名旅馆公寓
表6 《北平旅行指南》所载著名旅馆公寓-续表
五 铁路旅行等指南的简明推荐
自民国成立以降，迄至抗战爆发，随着皇城禁苑的开放、城市公园的出现，以及游乐场、旅游饭店、旅游交通的开发，北京旅游业越来越兴盛，其现代性与大众性亦相当明显。[114]出版社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推出《北京指南》这类的书籍，介绍各方面的实用信息。这些书虽在体例上有很大变化，但可以视为《都门纪略》传统的延续。这类书籍往往会再版，一方面可能跟市场需求旺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类书籍时效性强，书中提供的信息需要不断更新。从内容上看，民国初年的北京指南以介绍实用生活信息为主，主要针对的是在北京居留时间较长的官员或商人这类读者，因而有关行政、公共事业、实业的内容最多。相比而言，旅游观光方面的信息就显得较为薄弱。尽管这些指南一般设有食宿游览、古迹名胜等门类，但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一般放在靠后的位置上。[115]
相较之下，前面提到的铁路旅行指南则有所不同。诚如学者所言：铁路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巨大，除了对传统运输工具和交通路线造成冲击外，也带动铁路沿线的资源开发与工矿业的兴起，带动了铁路运输并扩大了商品流通及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而铁路沿线新城镇的大量出现，边远地区开发的加速、中央与地方联系的加强、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转变、社会风气与民俗的嬗替，都与铁路关系密切。[116]伴随铁路修筑而衍生的旅游业发展，更是不言而喻。铁路以及它的流动性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就是所谓“风景的发现”：一方面，铁路消灭了传统的空间形式和时间感，摧毁了两点之间的空间——旅行空间，带来景观的不连续性和间断性，铁路只知道出发点和终点站；另一方面，铁路也开辟了新的空间，原来偏远的地方变得容易接近，大大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许多景点就像铁路的“副产品”一样被开发出来。[117]在当时的条件下，铁路当局主要的做法，除了制定铁路游览票价优惠之外，还编印各类旅游指南、名胜指南、乘车游览指南。如民国21年编辑的《乘车游览指南》中，按照全国主要游览城市和各铁路线，分别简述相关景点及其特色，为游客提供选择。同年，铁道部“为利用广告增进营业起见，令各铁路管理局将沿路名胜及物产、行程、食宿等项详细具报，以供编订《全国铁路旅行指南》”。[118]
基于指涉客群对象明显，各种铁路旅行指南多半择要推荐，而非全面列载，其例除前举《京奉铁路旅行指南》《京汉旅行指南》外，《京绥铁路旅行指南》也是一个案例。《京绥铁路旅行指南》初版于民国5年，一开头即为京师，下分城阙、坛庙、古迹、名胜、衙署局所、各省会馆、各行会馆、学校、报馆、旅馆、外国旅馆、茶楼、戏园、浴堂、代步、流通货币诸目。其中，列举中国旅馆45家，包括中华饭店、长安饭店、西安饭店等；外国旅馆则有6家，即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华东饭店、扶桑馆、阿克布洛饭店、德国顺利饭店。[119]
民国11年（1922），《中华国有铁路旅行指南》列举北京各省会馆48处，其按语云：“京中各省会馆为数繁多，仅择其较大者录下。”[120]列举北京的中国大旅馆则有东方饭店、中华饭店、长发栈、长安饭店、东安饭店、中西旅馆、迎宾馆、德昌饭店、天达店、第一宾馆、佛照楼、泰安栈、中央饭店、西安饭店、金台旅馆、燕台旅馆、大陆饭店、东亚饭店等18家。[121]北京的外国旅馆仅推荐六国饭店、北京饭店（见图9）、华东饭店、扶桑馆。[122]
图9 上海通济隆洋行《北京指南》中的北京饭店广告
资料来源：Thomas Cook Ltd.，Peking and the Overland Route（Shanghai：Thomas Cook and Sons Co.，1917），p. ⅸ。
民国12年出版的《京汉铁路旅行指南》第8期，记载北京分为北京宫城、古迹名胜、实业、交通、商旅、北京各公署、各省会馆、各行、学校、银行、中西医院、报馆、图书馆、中西旅馆、中西饭店、照相馆、戏园、茶楼、球房、浴堂各目。其中《商旅》述要论及在京住宿如下：
北京为首善之区，中外旅馆林立，又有各省公立之会馆，客子得以随意投止。外国旅馆每日宿膳，昂者十元，少则三、四元不等。中国旅馆，以西河沿、打磨厂一带建设较宏，规模较备，其宿费约一元上下，饮馔另计。欲居会馆，则须有本省之人介绍，住宿、收费与否，各省情形不一，即收费亦较旅馆为廉。[123]
在《各省会馆》项下，记载会馆354处。[124]早期版本的《京汉旅行指南》记载旅馆等信息相当简略，至第8期则所记载的旅馆等之数字增加甚多，且均区别内城与外城，如记中西旅馆，内城37家，外城79家，总共116家。[125]在总体数字上，《京汉铁路旅行指南》虽无法与民国12年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相比，但在记载上区分内外城，便于旅客抵达北京前掌握相关信息，是比较贴心的一种做法。
民国13年出版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第4期，亦有“北京纪略”专章记述城阙、坛庙、古迹名胜、商场、交通、公署局所、学校、会馆、旅馆、医院、银行、报馆、饭馆、戏园（电影园、坤书馆附）与浴堂。其中，“会馆”记载各省会馆339处。[126]“旅馆”记载旅馆也和《京汉铁路旅行指南》一样区分内、外城，内城44家，外城92家，总计136家（见表7）。
表7 《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第4期所载旅馆
表7 《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第4期所载旅馆-续表
民国20年（1931）的《平绥铁路袖珍游览指南》虽极为袖珍，却列有北平旅游的套装行程五期；关于北平旅舍，则分为旅馆、客栈、公寓、饭店数种：“客栈、旅馆以日计，每人每日房饭约需五角至二、三元；公寓以月计，每月约需十五元至二十元；饭店以日计，每日约需五、六元至数十元不等。”[127]
民国22年出版的《津浦铁路旅行指南》第7期，书末附有《北平述要》，内容极为简单，仅有4页，包括古迹名胜、特产、餐馆、旅馆、娱乐、代步、游程、旅行须知八目。《旅馆》简单提到旅馆分为旅馆、公寓、饭店数种；费用则旅馆以日计，公寓以月计，饭店以日计。[128]最为有趣的是，《游程》中提供二日游与三日游两种套装行程供人选择。[129]《旅行须知》则提到北平杨梅竹斜街的中华印书局印有《北平详细地图》，每张售价洋元一角，前门外廊房头条劝业场内及城内外各市场多有代售，游客购置一张，对于北平全市自可了如指掌。[130]
民国23年（1934），北宁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北平旅游便览》，为《北宁铁路旅行指南丛刊》之一。该书序言指出，其内容“不敢繁博取纷，一以简明为主”。[131]编者在《旅行本市须知》中特别提醒相关事宜，如衣服、行李、货币、旅馆、食堂、代步、诊所、客票、床位、问事等项，对于旅馆的提醒是：“下车以后，如欲寓何旅馆，可觅其接客者（其衣帽有某某旅馆字样），从之出站，乘车前往。若有起票之行李，可将行李票交其代取，无须自劳，且甚便捷。旅馆以较大者为宜，招待设备，庶较周详。且有汽车在站接送，便利多矣。”[132]《北平旅游便览》未记载会馆，而其《旅馆》指出：北平的旅馆多聚集在前门一带。北宁铁路前门火车站外，西行即至前门大街，西为西河沿，东为打磨厂，附近旅馆甚多，可以投宿。唯是北平旅馆等级甚多，其最壮丽者，首推北京饭店，在东长安街；六国饭店，在御河桥，中西贵宾，多下榻于此。旅客乘北宁铁路客车一抵站台，即可见到此等旅馆所派穿着制服之接客人员迎于车外。其他如西珠市口之中国饭店，东长安街之中央饭店、长安饭店、东安饭店，打磨厂之第一宾馆，西柳树井之汇通饭店，西长安街之华北饭店，均派有专人在车站接客。其建筑及设备均系近代型式，起居方便舒适，房价每日2元以上，旅客可选择适宜自己地址者投宿。至于以店、栈为名者，多半为中国旧式旅店，取价较为便宜。又有一种小公寓，条件最为简陋，租费和伙食均以月计，不过十数元，收入较少之职员、学子以常住为宜。此种公寓散在各处，初到北平的旅客，宜先在客栈小住一二日，再就本身便利地点寻找租住，颇为简单。[133]其所载旅店、公寓与客栈大约价格，参见表8。
表8 《北平旅游便览》所载旅店价格
另外，涵盖全国的旅行指南，更不可能像《新北京指南》等书那样大量胪列。如《中国旅行指南》一开头的“北京”专章，内容系民国5年七月调查，该章“客寓”一节列举中国旅馆、栈店109家，并说：“以上各家，每日每人一元、八角、六角、四角、二角不等，亦有包月者，有备饭不备饭者，有饭菜须另议者，被褥均可代赁，电灯费另加。”而外人所设饭店之可住客者，为六国饭店、北京饭店（见图10）、长安饭店、德昌饭店、德国顺利饭店、华东旅店、扶桑馆、一声馆。[134]记载会所则仅举各行业会馆，而未列各省会馆。[135]
图10 民国时期的北京饭店
资料来源：引自http：//us.midnightinpeking.com/downloads/grand-hotel-de-wagon-lits-and-other-peking-hotels/。
又如民国14年（1925）出版的《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卷上第一章为“北京”，下分三节，一为北京，二为城内名胜，三为城外名胜。第一节“北京”记载：北京市内人口，“据最近警察厅调查，户数约十七万二千余，人口约九十三万二千余，其他外国人约六千五百，而日本人占二千五百人云”。[136]记载交通工具提到：旅客下火车、投宿旅馆前，可托在车站的旅馆招待员招致马车。人力车在各车站前，随时可以雇乘；前往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特殊旅馆及东交民巷之人力车，车身较佳，其价钱比普通车要贵上两倍或三倍。[137]另记载主要旅馆的价格如下：
【甲】东方饭店、华北旅社，每日房费2元至7元不等。
【乙】长安饭店、西安饭店，每日房饭费约5元。
【丙】北京旅馆，每日1元至3元不等。
【丁】金台旅馆，房饭费每日特等4元（小账0.5元），最优等3元（小账0.5元），优等2元，头等1元。
【戊】正阳旅馆，每日1元至2.5元。
【己】第一宾馆，特等房间可住3人，每日3元；最优等可住2人，约2.1元。
【庚】迎宾馆，0.6元至3元（每客小账0.2元）。
此外旅馆甚多，不及备述。上述旅馆费内包括房间费、电灯费、饭费，但菜需自点，另外计价，每餐大约自0.5元至1元不等。其他火炉、被具等需另外加收费用。[138]
民国25年（1936）出版的《增订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卷下第一章为“北平市”，下分四节，一为北平市，二为汤山，三为平通支线，四为西陵支线。第一节“北平市旅馆”仅推荐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中央饭店、中国饭店、长安饭店、东方饭店、华北饭店、交通大饭店、正阳旅店、第一宾馆、西安旅馆、泰安栈等12家，“上列以北京、六国两饭店，最为伟丽，价目均极昂贵；其余宿费不等，每日由五角至四、五元，伙食多系另外计算”。[139]
六 抗战爆发后的《北京市工商业指南》等书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又将市名改回北京。为此，经济新闻社商请马芷庠重编《北平旅行指南》，旋即于民国27年（1938）五月出版第五版，书名改为《北京旅行指南》。新增本在卷首列出新补的内容二十四页，卷六《军政机关之部》全部重编，修正加入卷五之中，而卷八亦修改十余页。其余各卷，内容未变。另在卷八之后续增卷九《气候风俗之部》。而在卷首《指南增补》中，列举的旅馆稍有变化，只有华安饭店、惠中旅馆、交通旅馆、王府旅馆、振声饭店、东方饭店、扶桑馆、和平旅馆8家，其中仅对华安饭店有文字说明：房间2元起至6元，中菜、西餐味美价廉。另又备注：中央饭店、铁道宾馆暂停营业。[140]
民国28年（1939），由正风经济社出版的《北京市工商业指南》，全书仅有各类商号的名称、地址、业主、籍贯、电话之类的信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其中第十二章“交通旅行类”列举饭店39家、旅馆27家、客栈72家、公寓32家。[141]而在已知籍贯的经理人中，以直隶者为多，特别是顺天府各县，少部分为山东、山西等省之人（见表9）。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续表1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续表2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续表3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续表4
表9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饭店、旅馆、客栈及公寓-续表5
此外，该书第十八章“本市日本各机关及商店类”，还列举日本人所开旅馆75家，公寓41家（参见表10）。这些日本旅馆，有些开设于抗战爆发之前，但不少是在日本占领北平后新开设。在抗战期间，日本商号在“北京”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旅馆也是其一。
根据石桥丑雄编辑的《北京观光案内》记载：日本占领北平后，在华公私机关陆续成立，城内日本人泛滥，特别是在西郊，更出现了日本人街。据1940年10月1日的日本国情调查，当时北京城内的日本人有56460人，朝鲜人有16980人，中国台湾人有418人。至1941年2月1日，日本人增至60459人，朝鲜人增至19165人，中国台湾人增至441人。[142]另据1941年《北京案内记》记载：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来北京者激增，日式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开设，加入日本旅馆公会者就有六十余家。这些日式旅馆，多半是由中式家屋改造而成，房间多者如翠明庄，有四十一间，其余在十余间至三十余间。该书推荐的日本旅馆，计有翠明庄、近水楼、日华ホテル、日华ホテル别馆、扶桑馆等24家；饭店则仅推荐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中国旅馆推荐的是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北辰宫、花园饭店、西湖饭店、振声饭店、华安饭店、长安大饭店等7家。另又提到北京的公寓，推荐大一公寓、大兴公寓、北京公寓、朝阳公寓、新华公寓、大鸣公寓、亚洲公寓、华兴公寓、会贤公寓、聚贤公寓、双龙公寓等11处。该书又提到中国旅馆房费一般不含饭食，必须自行在外吃饭，而且，房费不会因为久住而打折。[143]
表10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日本旅馆及公寓
表10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日本旅馆及公寓-续表1
表10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日本旅馆及公寓-续表2
表10 《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所载日本旅馆及公寓-续表3
1941年《北京观光案内》又提到：北京的旅馆，分为中式与洋式两类。洋式大饭店与日本国内相差不多，浴缸等设备齐全，用餐有中菜与西餐两种选择，但无日本料理。这类的饭店如利通饭店、华安饭店、中华饭店、大来饭店、中国饭店、惠中饭店。至于纯中式的旅馆，上等的有洋式床铺，中、下级者为中式床铺，铺盖必须另租。店中无沐浴设施，需至附近澡堂洗浴。此外也不供餐，需交代中国饭馆置办。这类的旅馆，分布在北京站附近的外城西河沿、打磨厂、西柳树井、粮食店一带，如打磨厂的新大同店、复隆店、天泰店、德隆店、天有店、德裕栈、义顺店、万福店、天达店、天丰店、天福店，西河沿的天春店、正阳旅馆、天一店、中国旅馆，粮食店的源盛店、万顺天、北京客栈、恒达店，西柳树井的泰兴旅社，杨梅竹斜街的蕴和店、天和栈等。[144]
图11 民国北平的六国饭店
资料来源：齐放、祁汲然编写《老北京城与老北京人》，海峰出版社，1993，第6页。
抗战结束以后，北平市景萧条，加上后来国共内战，饭店旅馆等的生意未见起色。民国35年（1946）十一月，六国饭店（见图11）的经理瑞士人韩斯费乐任期已满，临走前，在十一月十八日，突然宣布遣散四十三名服务人员和厨师，理由是生意清淡。为此，引发了劳资纠纷。[145]
民国37年（1948），上海中国旅行社编印了一本二十多页的《北平导游》，内容极为简单，第五目“游程”中列有三日游、五日游及七日游的套装行程；第十目“主要旅馆”记载：“平市旧有旅馆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前日本旅馆翠明庄现为励志社招待所。”接续推荐该社第一招待所、第二招待所和北辰宫、花园饭店、西湖饭店、长安大饭店、华安饭店7家。[146]
当时物价日涨，住宿旅客相形渐少，而以公寓受到的影响最大。民国37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之《北平名胜游览指南》，部头也不大，下分北平史迹、内外文物、四郊风景、商业状况、文化及体育、娱乐场所、食与住、交通八章。其中，第七章“食与住”记载旅馆，反映出时局动荡下的旅店经营情况：
北平旅馆因四方游览者众多，营业较为发达。大致可分为饭店、旅店、客栈、公寓四种。设备各不相同，因房屋设备而分为等级。饭店多为贵族所住，旅馆为各界杂居，客栈以工商界住客为多，公寓则多只身客人或学生职员等。唯公寓因物价高涨不敷开支，而学生有住宿能力者亦逐渐减少，故异形冷落。其余饭店旅馆等租金视等级不同，冬季并另附煤火费。[147]
而其列举的著名旅馆，有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北辰宫、华安饭店、长安饭店、花园饭店、中兴饭店、西湖饭店、国际饭店、中裕饭店、交通旅馆、惠中饭店、留香饭店、永安饭店、天泰店、万福店、大兴公寓、会贤公寓、北京公寓等20家。[148]
根据近人回忆：旧京上等旅店大多冠以“饭店”的名称，以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最为著名；其稍逊者为东方饭店、惠中饭店、利通饭店、长安饭店、华安饭店、中央饭店等十余家。中等旅店情况较为复杂，大略分为三种。第一种虽不如饭店，但仍干净敞亮，房间内设有铁床和像样的桌椅。此种旅店集中在前门外西河沿、打磨厂一带，一般不管伙食，如金台旅店、正阳旅店、燕台旅店等。第二种次于前者，多称为客栈、客店。这种旅店多由老店改良而成，历史久、设施旧，屋内设备不齐全，价格较为便宜。住者多系普通行旅，固然较为经济，但谈不上舒适，面盆轮流使用，寝具则需自备。一些被称为野鸡客店者，大多混杂在这类旅店中。第三种更等而下之，房间既小且潮，设备简陋。开店者多与地痞流氓有所勾结，野鸡客店也为数不少。[149]这一记忆所指涉的时空，应该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后。虽然野鸡客店此前已经存在，但可能因为旅客量逐渐减少，从而在抢客的竞争中进一步恶化。
结语
明清时期，受限于旅行条件不佳，纯粹为旅游而旅游者，或许在比例上并不多。正如商人编辑《士商类要》之类路程所诉求的，士人与商人是出行的两大主体，对于旅行信息的需求最为迫切。从类型上看，晚明出现的各种路程与旅行图册，已经具有明显的商业指南性质，只是未尽符合西方旅行指南的“标准”。以北京而论，嘉靖年间出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有着民国北京指南或备览之中街巷索引的影子。另就名胜古迹与各大景点而言，晚明《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书的刊刻，亦宣告北京风景导览专著的出现，特别是编纂过程具有“现地调查”的实证精神，与民国的游览手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依照现代旅游指南的标准，地图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北京风土专著附有地图，始见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但极为简单，至乾隆末年的《宸垣识略》，十多张内外城地图所呈现的北京街巷，其细致度在清代可谓空前绝后，即使道光《都门纪略》、光绪《北上备览》等书也比不上。民国以后，许多北京指南随书附上巨幅新式折叠地图，虽然巨细靡遗，却也眼花缭乱，若就“小而美”的实用性，《宸垣识略》所附地图仍具有简单明了的效用。
道光末年的《都门纪略》，纯以初刻本而论，其提供北京各行业的知名商号，虽具有消费指南的作用，但导览手册的位阶仍嫌不足。至三卷本加入《都门会馆》，其旅行信息大大提升，除具备实用性之外，也是研究北京会馆的重要史料。借由其所提供的会馆信息，初入北京的士人可以获得投宿的简单信息。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在光绪《北上备览》中。此前的《都门纪略》仅记载会馆，商人或其他旅客住宿则需自行摸索。《北上备览》增补的客店与庙寓信息，对于普通旅客而言相当受用，无疑更接近于现代旅行指南的范畴。从此以后，不论是《新增都门纪略》、铁路旅行指南，抑或是北京城市指南，无不记载旅店的信息，甚至是全面性大量胪列。
晚清以降，透过石印与铅字印刷的蓬勃发展，大量搜罗相关信息，以印刷机细字排版降低成本印行，配合中国旧有的万宝全书传统，民国各种北京指南所提供的生活与旅行信息无疑达到“爆炸”的地步。而从《新北京指南》、《北京指南》到《实用北京指南》、《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北京便览》等书，旅行相关的内容之多，真可用扶摇直上来形容。如果要论推陈出新的话，《北京便览》所提供的饭店价目表等，则是在旧瓶之中装上了新酒。与先前的《新增都门纪略》相比，各种北京指南所涉及的旅行信息内容更广，包含新式旅店、新式餐厅、新式浴堂、理发厅、洗衣局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所缺乏的大约就是公共厕所的位置。而在北伐前出现的《北京游览指南》，则开启了北京游览类指南的新页。
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至北平的旅客相对减少，旅馆业变相拉客及讹诈的现象日益严重，而有所谓“野鸡店”之目，民社版《北平指南》曾特别提醒旅客注意。田蕴锦的《最新北平指南》则提到当时旅馆业的新生现象，如女性公寓的出现与区隔男女的出租方式。而在这一时期，马芷庠所编的《北平旅行指南》不啻青出于蓝，提供最多的旅游相关信息，如主要饭店与旅馆的住宿价格等，这应该为旅行者提供了不少方便。整体而言，1927年后的各种北平指南，其游览手册之色彩，比1927年前要浓厚得多。抗战初期出版的《北京市工商业指南》，则记载了许多行业经理人的籍贯，有助于了解北京旅馆业者的地域性。另外，也反映了当时日式旅馆大量出现的情况。
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各种指南均有其不同的受众，编辑者要编给谁看、看些什么、哪些该录、哪些不录，心中自有筛选标准与对象设定。以上提到的《新北京指南》、《北京指南》、《实用北京指南》、《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和《最新北平指南》等书，设定的阅读群主要为来京公务或商务的全国各地旅客，不分阶层与社群，以“应有尽有”为宗旨，但使用者必须从大量的旅馆信息中自行挑选与甄别。《北京游览指南》《北平旅游便览》《北平旅行指南》《北京旅行指南》等书，关于旅行和游览的表述渐多，而且策略上采取推荐“好的旅馆”，但还是比不上《简明北平游览指南》《北平导游》《北平名胜游览指南》等小书来得鲜明简洁、袖珍而实用。若将这三个层次的指南与域外的指南相比，则日本的北京指南，内容类似《北京游览指南》等书；而西方的北京指南，则与《简明北平游览指南》等书较为接近。[150]
就分群与对象性而言，民初的《北京入学指南》无疑最为特殊，系为来北京就读大学或专门学校等的学子而编，故书中不认为应该长住旅馆，而推荐公寓与会馆。另外，自1909年以来的各种铁路旅行指南，基于促进铁路旅行之目的，首先介绍的往往是北京的古迹与名胜。最为贴心的是，《京奉铁路旅行指南》与《京汉铁路旅行指南》等书推荐饭馆、戏园、旅店等店家时，多事先为旅客区分内城与外城，为北京指南与便览等所未曾设想到的。北宁铁路管理局刊行的《北平旅游便览》，其导览性质也较《北京游览指南》《北平旅行指南》要强。另外，《中国旅行指南》《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针对的阅读客群也非常清楚，主要是为有闲阶层或商务人士而编。由于这类旅行指南诉求的对象，多半是搭得起火车的上阶层旅客，故所推荐的旅馆均属高级或设备较佳者。
经济能力决定消费规模，用户借助出版商出版的各种指南，对北京（北平）的旅馆信息提前掌握，最终还是必须取决于自身衡量。而在选择的过程中，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左右，如同乡关系或社群网络等。即使如此，清代以降各种旅行指南所带来的旅馆信息，连接着过往旅客的生命史，而在这熙熙攘攘之中，旅行指南本身也展开一段不断变化的旅程。
[1] 邱仲麟，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2]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庚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3423～3426页；并参《校勘记》，此书现仍传世，内容见（明）佚名编《寰宇通衢》，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第164～236页。
[3] 关于明代的驿递制度，参见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星斌夫《明清时代交通史の研究》，山川出版社，1971，第1～208页；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 章必功：《中国旅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367～379页；林皎宏：《晚明黄山旅游的兴起》，《史原》1993年第19期，第131～171页；梁中效：《明代旅游的近代化趋势》，《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18～20页；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热初探》，《北方论丛》1997年第3期，第21页；陈建勤：《论“游道”——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一》，《旅游学刊》2000年第4期，第64～68页；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2～78页；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与论述──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第235～285页；魏向东：《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48～154页；魏向东：《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任唤麟：《明代旅游地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
[5] 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第3～221页；魏向东：《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第68～71页；任唤麟：《明代旅游地理研究》，第110～113页；吴志宏：《明代旅游图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
[6] 杨捷：《老北京胡同名字源起》，《科学大观园》2009年第18期，第36～37页。
[7]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3页。
[8] 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页。
[9]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第4、7页。
[10] 佚名：《出版说明》，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5页。
[11] 吴长元：《宸垣识略·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5页。
[12] 吴长元：《宸垣识略·序》，第1页。
[13] 这些图较少受到学者注意，笔者所见仅周立菁《从北京旧城图小议首都城市建设》，《建筑技术》1979年第11期，第62～64页。
[14] 杨静亭：《都门纪略》卷上《都门纪略·序》，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1a～2b页；卷下《都门杂咏·序》，第1a～2a页。
[15] 周明泰：《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光明印刷局，1932，第1～170页。
[16]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25～126页。
[17] 关世沅：《最早的北京游览指南〈都门纪略〉》，收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第3辑，北京出版社，1985，第431～439页；么书仪：《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第92～102页。
[18] 么书仪：《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第97页。
[19] 杨静亭：《都门纪略》卷上《都门纪略·序》，第1b～2a页。
[20] 杨静亭：《都门纪略》卷上《都门纪略·风俗》，第1a～3b页。
[21]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4《路程辑要》，第377～379、381～382页。
[22]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4《路程辑要·行路十二则》，第387～393页。
[23] 佚名著《周行备览·江湖十二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17～418页。
[24]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3《都门杂咏·时尚门》，第339～340页。
[25]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第11～21页。
[26] 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第93～95页；黄宗汉：《清代京师宣南士人会馆论说》，见李金龙、孙兴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学苑出版社，2007，第1～11页。
[27] 辛德勇：《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第109页。
[28]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2《都门会馆》，第153～154页。
[29]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2《都门会馆》，第149～151页。
[30] 刘鹏：《老北京的旅馆》，《北京档案》2010年第9期，第40页。
[31] 杨静亭原编、张琴等增补《都门纪略》卷3《都门杂咏·市廛门》，第364页。
[32] 毕锺沅：《北上备览·目录》，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铅印本，第1a页。
[33] 毕锺沅：《北上备览·序》，第1a页。
[34] 毕锺沅：《北上备览》卷3《客店》，第1a～2b页。
[35] 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第89页。
[36] 刘伟强：《北京旅馆业的时空结构解析》，《旅游学刊》1998年第6期，第47～48页。
[37] 毕锺沅：《北上备览》卷3《寓庙》，第1a～1b页。
[38] 李虹若编《朝市丛载》卷3《客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刊本，第1a～7a页。
[39] 刘伟强：《北京旅馆业的时空结构解析》，《旅游学刊》1998年第6期，第47页。
[40] 李虹若编《朝市丛载》卷3《庙寓》，第1a～2b页。
[41] 杨静亭原编、刘玉奎等修补《新增都门纪略》卷6《都门会馆·客店》，文海出版社，1972，第481～494页。
[42] 杨静亭原编、刘玉奎等修补《新增都门纪略》卷6《都门会馆·庙寓》，第495～498页。
[43]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23页。
[44]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第14页；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57～260页；颜吾佴等编著《北京交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147～152页；孙冬虎、许辉：《北京交通史》，人民出版社，2012，第164～173页。
[45] 杨静亭原编、刘玉奎等修补《新增都门纪略》卷7《都门杂咏》，第589～590、593页。
[46] 张展云编辑《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大观”，第54～110页。
[47] 张展云编辑《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大观”，第88～91、94～95页。
[48] 蔡万坤：《由会馆、驿站发展起来的旅馆业》，杨洪运、赵筠秋主编《北京经济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第116页。
[49] 钟公望：《旅店之家──三义客店》，刘娟等选编《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第321页。
[50] 张展云编辑《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大观·旅店”，第83页。
[51] 池泽汇等编辑《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5编《杂类·旅店业》，北平市社会局，1932，第614～615页。
[52] Mrs. Archibald Little，Guide to Peking（Tientsin：Tientsin Press，1904），p.4；Hans Bahlke，Guide to Peking and Neighbourhood（Peking：Hans Bahlke，1909），p.1.
[53] 日本“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纂《北京志》，大桥新太郎，1908，第26章“客店”，第653～655页。
[54] 蔡万坤：《由会馆、驿站发展起来的旅馆业》，收入杨洪运、赵筠秋主编《北京经济史话》，第116～117页；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第103、105页；〔英〕彼得·海伯德撰《北京饭店与英国通济隆公司》，张广瑞译，《旅游学刊》1990年第3期，第38～41页；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284～285页；王京传：《民国时期的北京旅馆业》，《历史教学》2008年第11期，第70～73页；周斌：《六国饭店：民国北平第一社交舞台》，《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5期，第66～68页；李涵：《民国第一社交舞台：六国饭店》，《人民文摘》2014年第10期，第70～71页。
[55] 此处仅举第4期做讨论，参见京汉铁路局车务处编辑《京汉旅行指南》第4期卷下《京师·各省会馆》，京汉铁路局，1913，第45～46页。
[56] 京汉铁路局车务处编辑《京汉旅行指南》第4期卷下《京师·旅馆》，第48页。
[57] 京汉铁路局车务处编辑《京汉旅行指南》第4期卷下《京师·外国旅馆》，第49页。
[58] 撷华编辑社：《新北京指南》，撷华书局，1914，第1a页。
[59] 撷华编辑社：《新北京指南》第2编第7类《会馆》，第1a～8b页。
[60] 撷华编辑社：《新北京指南》第2编第8类《栈店·中国栈店》，第1a页。
[61] 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第210页。
[62] 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北京指南》卷3《公共事业·会馆公所、庙寓》，中华图书馆，1916，第11a～17a页。
[63] 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北京指南》卷5《食宿游览·客店》，中华图书馆，1919，第1a～2b页。
[64] 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北京指南》卷5《食宿游览·客店》，第1a页。
[65] 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北京入学指南》第1编《入学须知》，通俗教育研究会，1917，第1章“准备”，第2页。
[66] 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北京入学指南》第1编《入学须知》，第5章“抵京暂寓”，第28～29、31页。
[67] 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北京入学指南》第1编《入学须知》，第5章“抵京暂寓”，第31～51页。
[68] 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第108页。
[69] 谢保杰：《记忆中的东方饭店》，《北京观察》2011年第5期，第61页。
[70] 林传甲：《大中华京师地理志》，中国地学会，1919，第57章“居处”，第114页。
[71] 林传甲：《大中华京师地理志》，第49章“旅馆”，第97～98页。
[72] 徐珂编辑《实用北京指南·序例》，商务印书馆，1920，第1页。
[73] 徐珂编辑《实用北京指南》第4编《公共事业·各省会馆》，第16～25页。
[74] 徐珂编辑《实用北京指南》第7编《食宿游览》，第8～16页。
[75] 徐珂编《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5编《公共事业·各省会馆及同乡会》，商务印书馆，1923，第27～40页。
[76] 徐珂编《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8编《食宿游览》，第7～18页。
[77] 姚祝萱编辑《北京便览·序》，文明书局，1923，第1页。
[78] 姚祝萱编辑《北京便览》中编卷1《商业·旅店类》，第169页。
[79] 姚祝萱编辑《北京便览》中编卷1《商业·旅店类》，第169～180页。
[80] 姚祝萱编辑《北京便览》下编卷1《会所·各省会馆》，第1～8页。
[81] 金啸梅编《北京游览指南》，新华书局，1926，第2章“公共机关·会馆”，第29～41页。
[82] 金啸梅编《北京游览指南》，第3章“游览·菜馆·饭店”，第61～62页。
[83] 金啸梅编《北京游览指南》，第3章“游览·旅社”，第63～65页。
[84] 金啸梅编《北京游览指南》，第3章“游览·寺观寄宿处”，第65页。
[85] 〔日〕胁川寿泉：《北京名所案内》，北京寿泉堂，1921，第4章第1节“北京に于ける日本の官公所、新闻社、会社、商店、病院·旅馆”，第133～134页。
[86] 〔日〕胁川寿泉：《北京名所案内》，第4章第2节“北京に于ける支那の官公所、学校、商行、旅馆、剧场等·支那旅馆”，第154～155页。
[87] 〔日〕胁川寿泉：《北京名所案内》，第4章第3节“北京に于ける外国官公所、学校、病院、公司、旅馆·旅馆”，第176页。
[88] 〔日〕丸山昏迷：《北京·北京の邦人·旅馆》，丸山幸一郎出版，1921，第410～413页。
[89] 〔日〕丸山昏迷：《北京·北京诸机关并に北京及び近县著名地（一）·旅馆》，第654～655页。
[90] 〔日〕村上知行：《北京：名胜と风俗》，东亚公司，1921，第12章“侨居邦人社会鸟瞰”，第350页。
[91] 〔日〕上野太忠编著《天津北京案内》第2编《北京の部》，日华公论社，1922，第1章“北京到着より旅馆迄·旅馆”，第165～167页。
[92] 易伟新：《民国时期中国旅游业发展背景透视》，《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19～122页。
[93] 徐芳田：《中国旅行社与早期的北京旅游》，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第180～188页；季剑青：《旅游指南中的民国北京》，《北京观察》2014年第3期，第73～74页；黄加佳：《观光北平》，《北京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20版。
[94]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北平民社，1929，“例言”。
[95]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5编《政治机关及社会团体·会馆》，第31～44页。
[96]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8编《食宿游览·北平之旅店》，第1～2页。
[97]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1编《地理·北平之房价》，第12～13页。
[98]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1编《地理·北平之房价》，第13页。
[99] 《旅店业近况》，《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第324～325页。
[100] 《“招待学员”之牌匾》，《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第325页。
[101] 池泽汇等编辑《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5编《杂类·旅店业》，第615～616页。
[102] 池泽汇等编辑《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5编《杂类·旅店业》，第616～617页。
[103] 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8编《食宿游览·北平之旅店》，第2页。
[104] 金文华编《简明北平游览指南·中国旅店之部》，北平中华印书局，1932，第17～18页。
[105] 金文华编《简明北平游览指南·外国客店之部》，第18页。
[106]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5编《游览须知》，自强书局，1935，第1～21页。
[107]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8编《机关团体学校·各会馆》，第16～18页。
[108]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11编《商业汇集·住宿》，第28页。
[109]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11编《商业汇集·住宿》，第33页。
[110]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11编《商业汇集·住宿》，第29～30页。
[111] 田蕴锦编《最新北平指南》第15编《拾遗》，第1～6页。
[112] 马芷庠编《增修四版北平旅行指南》卷2《食住游览之部·旅馆公寓》，经济新闻社，1937，第252页。
[113] 马芷庠编《增修四版北平旅行指南》卷8《社会公益之部·省郡县馆》，第523～533页。
[114] 王京传、刘以慧：《1912～1937年的北京旅游开发》，《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第73～76页。
[115] 季剑青：《旅游指南中的民国北京》，《北京观察》2014年第3期，第72～73页。
[116] 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绪论：铁路与中国近代化”，第1～61页。
[117] 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铁路与旅游”，第493～502页；钱振文：《铁路的出现和风景的发现》，《博览群书》2008年第11期，第10～11页；苏生文、赵爽：《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旅游业》（一），《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第67～71页；苏生文、赵爽：《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旅游业》（二），《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第84～89页；马守芹：《“风景”的发现：近代铁路旅行风潮与国族建构（1923～1937）》，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3；杨东：《民国时期铁路乘客的旅行生活及其时代特征》，《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51～56页。
[118] 马洪元：《抗战前的铁路与旅游》，《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69页。
[119] 黄安、曹景皋编辑《京绥铁路旅行指南》，京绥铁路管理局，1916，“京师”，第97～98页。
[120] 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编印《中华国有铁路旅行指南》，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1922，“北京·各省会馆”，第16～17页。
[121] 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编印《中华国有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北京中国大旅馆”，第18页。
[122] 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编印《中华国有铁路旅行指南》，“北京·北京外国旅馆”，第18页。
[123] 京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编辑《京汉铁路旅行指南》第8期正编卷下《京师·商旅》，京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1923，第23页。
[124] 京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编辑《京汉铁路旅行指南》第8期正编卷下《京师·各省会馆》，第31～46页。
[125] 京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编辑《京汉铁路旅行指南》第8期正编卷下《京师·中西旅馆》，第58～63页。
[126] 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辑《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第4期，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1924，“北京纪略·会馆”，第22～37页。
[127] 平绥路局总务处编译课编《平绥铁路袖珍游览指南》，平绥路局总务处编译课，1931，“篇三·沿线胜迹述要”，第23页。
[128] 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总务处编查课编《津浦铁路旅行指南》，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1933，附《北平述要》，第249页。
[129] 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总务处编查课编《津浦铁路旅行指南》，附《北平述要》，第250页。
[130] 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总务处编查课编《津浦铁路旅行指南》，附《北平述要》，第250页。
[131] 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编《北平旅游便览·北平旅游便览序》，北宁铁路管理局，1934，第1页。
[132] 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编《北平旅游便览·旅行本市须知》，第2～3页。
[133] 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编《北平旅游便览·旅馆》，第16页。
[134]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九版增订中国旅行指南》，商务印书馆，1921，“北京·客寓”，第1～2页。
[135]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九版增订中国旅行指南》，“北京·会所”，第8～9页。
[136] 喻守真等编著《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卷上，中华书局，1925，第1章“北京·北京·市内人口”，第7页。
[137] 喻守真等编著《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卷上，第1章“北京·北京·马车、人力车”，第1～2页。
[138] 喻守真等编著《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卷上，第1章“北京·北京·旅馆”，第2页。
[139] 葛绥成编《增订全国都会商端口旅行指南》，中华书局，1936，第1章“北平市”，第282～283页。
[140] 马芷庠编《北京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8，“北京旅行指南增补·食住游览之部·旅馆公寓”，第4～5页。
[141] 正风经济社主编《北京市工商业指南》，正风经济社，1939，Ⅻ“交通旅行类”，第189～192、195～201页。
[142] 〔日〕石桥丑雄：《北京观光案内》，日本国际观光局满洲支部，1941，第1章“概观·在留邦人の概况”，第13～14页。
[143] 〔日〕安藤更生编辑《北京案内记》，新民印书馆，1941，第1章“观光篇·旅馆”，第160～163页。
[144] 〔日〕石桥丑雄：《北京观光案内》，附录六“支那宿の泊リ方”，第24～26页。
[145] 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第133页。
[146] 中国旅行社编《北平导游》，中国旅行社，1948，第十目，第20～21页。
[147] 马勇信编《北平名胜游览指南》，马德增书店，1948，第7章“食与住”，第63～64页。
[148] 马勇信编《北平名胜游览指南》，第7章“食与住”，第64～65页。
[149] 沈静：《旧京旅店琐记》，《北京工人》1998年第10期，第42页。
[150] 赵晓阳：《中外文版本的〈北京旅游指南〉比较——兼谈北京旅游空间的新增长》，收入朱明德主编《北京古都风貌与时代气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第462～467页；赵晓阳：《19至20世纪研究介绍北京的指南类西文文献》，《首都博物馆丛刊》，2009，第141～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