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史意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影响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并在当代继续发挥其标本式的巨大效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注的议题主要围绕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和种族、政府结构、政治运行、经济发展、外交政策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分析偏重策略，有助于决策，而不流于政治概念推演，当代学者对他们的援引从未间断过。

因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倡导的社会改良主义流派；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别国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理路，其主要特征是改变以往的两极化思维，在研究中注重糅合各种思潮的积极因素。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分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日渐活跃起来，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团体。但是他们超越极化思维的意图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完型，最终结果是折中主义倾向越发明显。公允地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结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见识和社会主义发展新情况制定出完整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并且通过其母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面貌。由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成员一般说来既是理论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理论具有的现实性和指导意义。比如，在对待苏联革命的态度上，鲍威尔的研究比考茨基更加深入，因为他综合考量了俄国的农业国性质、战争的后果以及内战的影响因素等主客观条件，这就比考茨基“民主还是专政”的两分法精确得多。又如，鲍威尔和伦纳提出了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一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二是党的组织管理。这反映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甚至与现在广泛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现实如出一辙。[7]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中派思想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一度存在的“第二半国际”的指导路线，并对合并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型，乃至晚近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以后，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虽然在奥地利国内，社会党的影响力已不如以往，但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德国）非常关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8]许多青年学者把麦克斯·阿德勒的意识批判看作研究当代社会组织的理论资源。德国学者乌利·舍勒尔1995年的文章《奥托·鲍威尔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梳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西欧鲍威尔思想的复兴到苏东解体后，奥地利遗产对新一代左派的警示。英国学者比尔·鲍林在著名的《欧亚研究》杂志中撰文，详细分析了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民族自治中的艰难时局，并推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派别和文化自治的理论框架，认为这是直至今日都有益的尝试。当代欧洲知识分子仍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维当作理论和实践的参照。欧洲共产主义和现代欧洲社会民主党都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统一欧洲共同体的社会民主政策源头。奥地利思想家沃尔特·拜尔[9]在题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左派》的文章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奥地利和许多欧洲国家政治建设的突出贡献。当然，随着欧洲政治的演进，他们的论题也在实践中不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