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这与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怀旧之风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所表征的里程碑式意义（尤其是对人性的贡献）的认识，我们的当代身份就会受到质疑。鉴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其崛起和衰落、创新和失误中的种种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与现时代紧密维系的纽带。
——理查德·扎格（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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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详细的、有意义的文本，这让人们能够理解文化历史学家理查德·扎格所言说的那种审慎态度，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文物，而是对这个思想流派以及众多思想家的案例研究，并且确证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性。根据扎格的说法，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了应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和被纳入这个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当代问题。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奥托·鲍威尔（1881～1938）、卡尔·伦纳（1870～1950）、麦克斯·阿德勒（1873～1937）、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成熟于20世纪的头十年，这也是欧洲民主政治党派充满活力的上升期。在整个欧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现实，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是主要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母体，它与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命运一样，在议会中被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击溃。然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创造性思维，为他们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我们发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在各自的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有扎实的学理基础，他们的教育背景涵盖了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是物理科学、认知哲学等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科学，他们试图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探索之后，改进艺术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认知的表现，即使是没有生命的物理世界也依赖于人类认知的角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预见了托马斯·库恩在二战后的理论创见——每一种艺术和科学都是一代人探索方法的产物，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假设也作为方法论影响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不仅要用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探求事实，还要去了解每一种方法的历史成因，从而将它推进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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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伦纳是一个法律理论家，他追踪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发展，并创造了与社会主义社会潜在可能性相关的法律思想。此外，他的政治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的发展，他的理论植根于奥匈帝国的需要，却为当代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日益成为主流。在经济学方面，伦纳领导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合作社运动（亦称奥地利合作运动）。伦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奥地利的第一任总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选为奥地利总统。
奥托·鲍威尔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专注于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行政现实的诸方面。他的“命运共同体”理论认为文化共同体的命运是由经济或军事征服者决定的，即征服者自己阐释了共同体生活中的构成因素。这一理论被“性格共同体”所平衡。一个文化共同体可能会明智地向本民族文化选择的道路前进，“性格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强烈目的导向的、通过教育实现的结果。在政治实践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确实高度重视教育对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念有某种开创意义。鲍威尔的观点被看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团体的动力源。1918年，他取代了奥地利社会党的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1918年去世）成为政治核心。直到193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法西斯党的暴虐下解体，鲍威尔一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和战术家。鲍威尔中晚期的核心思想被称为“整体社会主义”，有时也称作“第三条道路”。我认为，相比同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鲍威尔提供了较为务实的努力方向，旨在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第三国际联合对抗法西斯主义。然而，这一思想仍然是有待深掘的理论沃土，或者说它在现实层面“有待完成”，我将在这个序言的第三部分中做出更详细的讨论。
鲁道夫·希法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公认的经济理论家，他的“金融资本”论直至今日仍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因素，也是分析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重要模型。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挽救和希法亭早在百年前提出的原则是一致的。希法亭认为，银行承担了通过生产资料的把持而控制资本主义实体的角色，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银行来维持增长，这将使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其经济生存能力，银行的组织化和稳定化构成了工业体系的基础。希法亭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主要方面就包括在国家立法机构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本主义生产者、银行家进行权力制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银行等中介机制实现立法机构的社会主义化、实现革命的非暴力化——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立法机构可以和平地生成“无产阶级专政”。1906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的邀请下希法亭搬到了德国，并于1920年获得德国国籍。1923年8～10月他成为德国通货膨胀顶峰时期的财政部长，保证了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1924年，他继续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财务顾问，并在1928～1929年担任财政部长。
麦克斯·阿德勒在哲学上对人类认知过程做出了独特贡献，他的理论阐释了法律、政府结构和规范价值在历史上的塑型。他将康德的视角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讨论认识论问题，继而衍生出一种更深刻、更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麦克斯·阿德勒对后世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他的学生吕西安·戈德曼（二战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评论家）延续了人类意识研究的思想轨迹，通过《隐蔽的上帝》，戈德曼对17世纪法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个人思想和社会规范的关系。然而，即使麦克斯·阿德勒站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左的阵营当中，他还是保守地估计下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在两党或多党的立法机构中，上议院只能由社会主义者组成，既便如此，麦克斯·阿德勒仍拒绝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模式。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一种非康德主义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这一认识论强调了对现象的深入考察。他是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坚定追随者，因此采用了马赫的研究范式和实验方式。作为马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拒绝对知识的普遍性描述，他认为，知识要求我们理解在人类认知活动中语义学和形式理论是如何基于我们自己的偏好而产生了不准确的结论。因此，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强调在变动情境下更新知识，这种在哲学思维上的深入考掘使其与鲍威尔和伦纳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差距。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政治策略上与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非常切近。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主张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糅合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制订和策略执行中。当然，这个观点清晰地出现在孟飞这本专著完整的信息输出和富有挑战性的解释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这一政治遗产的流传关系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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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孟飞在本书第一章中观察到的那样，目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德国和奥地利，英语国家学者对它的兴趣微乎其微。在美国，威廉·斯马尔多内和我最近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集，我们力图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示这些理论家与当下社会现实的相关性。我认为，英语国家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主要归因于他们思想和实践的宏大理论结构，从理论上讲，更加务实的英美国家主动回避基于系统结构的欧洲问题。此外，美国从未有过任何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说，美国人只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视作“修正主义”的改良。
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写了一份名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研究报告。他的结论集中在以财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传统上，这当然也是美国诞生的思想前提。此外，桑巴特正确地指出了大量廉价土地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罗伯特·欧文在印第安纳州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实践——“新和谐公社”——最终失败。尽管许多成员致力于合作的共同体诉求，但土地对个人的诱惑却破坏了乌托邦式的奉献精神。美国的重商主义根深蒂固，由政府监管的计划经济对美国人是陌生的，因此美国想要冲破重商主义藩篱而让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组织形式困难重重。现实情况是，在美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多少认同。
在德国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直延续到当代。鲍威尔无疑是这些当代研究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绝对领袖，他的思想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辩证的。他持战略立场或采取战术行动时，全面展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鲍威尔没有在哲学上更多地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麦克斯·阿德勒的认识论复杂性对话，也许有人因此称他为“辩证实用主义者”。正如前文提及的，在20世纪30年代，鲍威尔创造了“第三条道路”或“整体社会主义”的概念，试图将第三国际与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辩证概念，与任何并行不悖或矛盾冲突的观点相适应。以当代欧陆学者的眼光审视鲍威尔，他的贡献在于给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提供了对立立场综合、多样模式统一的可能路径。“第三条道路”不是某种“遗存”，标榜一种在欧洲民族国家内部寻求社会主义的修正版本，其政策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妥协，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政治中通过政策杂糅惠及全体人民。对鲍威尔的研究兼及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比如正因为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略失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瓦解，这就表示可以从反面研判如何更有效地制定社会主义策略。作为“今日左派”的发言人，德里克·韦伯认为，必须制定新的有关社会变革的计划，以把握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这需要既在“整体社会主义”观点统摄下，又要避免鲍威尔理论中的“幻想”因素，这些幻想恰恰破坏了他那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社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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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孟飞的文本，首先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年轻学者对学术事业的热情。他用几年的时间填补了东西方文化上的沟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欧美国家著者的素材来接近百年前存在的社会主义团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变迁，而就每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思想轨迹（正如我在自己第一部著作中所阐明的）也遵从一种特殊的地理-文化-家庭背景条件。能回归到真实语境提出问题实属不易，孟飞抓住了这个核心，虽然更多问题有待深掘（比如探讨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度、广度等），但是不妨碍中国读者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某些关键问题的认识。
通过多次与孟飞的探讨，我发现他对研究目的的把握是显而易见的。他串联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较为相通的思想成果，找到思想史视域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涌动的潮流——社会改良。当然，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来理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它们的精神实质确实有效地保留至今，在哲学理论、经济结构探索、民族融合等方面继续给予当今社会民主党思想压力。如果说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观照，那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就不仅仅局限于奥地利帝国本身，孟飞和我所了解的中国研究者大概都以此为目标。除此之外，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几个未曾被发现的“闪光点”，比如希法亭转至德国之后的思想断裂、对鲍威尔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评价、“红色维也纳”和第二半国际在欧洲价值转型中的作用等。
中国目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多，他们的努力是西方学者不具备的。不过遗憾的是，孟飞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由于过分强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统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们之间明显的异质性。对于主要目标，孟飞并没有真正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欧洲左翼的系统关联阐释清楚。必须指出的是，我和孟飞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保持一致，这也是我愿意与其长期交换意见的根本原因。在迄今为止已出版的6部著作中，我的研究方法更侧重于个体意识的发生学，即思想家在阐释观点时的动力机制。孟飞则试图用一本书的篇幅去展现宏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图景，这是一种具有挑战的野心（抱负），并且他保证了足以支撑这种野心的方法论一致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唯一的方法，但一定是需要参照的重要方法。在这个文本中，孟飞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对比马克思的方法，唤起的应该不只是我对方法问题的自觉意识。总体而言，在众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本中，孟飞添加的不多也不少，这是他正在进行的下一步更出色出版计划的契机，我对此抱以热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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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结束我的序言了。我认为，地球上也许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去探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中华帝国和奥地利帝国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哈布斯堡王朝的公共政策延续了近500年的时间，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王朝统治，这是建立在其统治的土地和人民的文化差异之上的。实际上，从19世纪90年代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导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就开始挑战奥地利皇帝弗兰兹·约瑟夫的政策，他们努力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更多的社会平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精神导师的解释，都会通过“多样性统一”的理论来进行必要的过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奥地利，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形态将反映出“多样性统一”的形态，早在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隆决议”就清晰地展现了这样的政策偏好。年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中异常活跃，因为他们对奥匈帝国及其多元民族国家的构想原则上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与帝国现有形态相对应。
我认为，孟飞思想细致、分析透彻的文本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通过中国学者的视角去观察百年前奥地利帝国的生存境遇和现代化挑战。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孟飞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局限在某一个微小的领域，他广泛解释了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这正是我本人所赞赏的，面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变动，必须在“多样性统一”的理论前提下改进“多样性统一”的实际方法，以撬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结构本身，不然，社会主义共同体任何细枝末节的努力都是无效的。
马克·E.布鲁姆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