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证思路及章节设计

综上所述，对本书研究的问题，提出如下论证思路：

因为“救亡”和“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诉求（符合共和素养的新型人才的缺乏，和清末以来整个社会层面对新知西学的热情），加之知识阶层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向何处去”的社会功能需求，师范教育迎来蓬勃发展的良机。同时因为地方政治领导人、士绅团体在兴办教育上的共识，使得各地在地方政治社会结构上为师范教育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的师范教育志在培养“共和国的信徒”和“新知识的学究”，其教育方针、教育改制、教育措施，都是以共和精神为指导，具体至某一所师范学校内的办学理念、课程体系、培养方式也体现着共和因素。在民国初年师范教育的发展当中，形成了鲜明的“师范教育体系”（包括其独有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和“师范教育知识群体”（区别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本书将对“师范教育体系”和“师范教育知识群体”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要考察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如何贯彻共和理念，莫过于深入某一所具体的师范学校作为个案研究，从该师范学校的时代背景、办学理念、课程设计、培养方式，以及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和师范生的践行去寻找“共和”意识的影子，从而窥见整个民国时代共和与师范教育的相互影响。本书将选取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徽州作为案例考察。徽州地处黄山山脉，交通闭塞，传统教育文化氛围浓厚，同时东临江浙一带，加之受外出经营的徽州商人群体的影响，易于接近新风气新思潮，在民国初年新旧融合的时代气象下，走在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前沿。1913年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改名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安徽二师”），从时间节点、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来讲，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察对象。

以“安徽二师”为例，通过《二师杂志》《黄山钟》等教育志材料，可以深度还原彼时师范教育各个微观层面。师范教育知识群体可以分为师范教育家（校长胡晋接）、师范教师（教务主任方新等）和师范生三个方面。师范生又可以从其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的职业分途，分为从事小学教育的老师（如胡稼民）、学者（如章元石）和社会运动中坚力量（“安徽二师”师范生中在国共两党方面均涌现出风云人物，中共方面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国民党方面有胡钟吾、胡培瀚、程朱溪等）。通过对“安徽二师”毕业生的统计分析，可以对师范教育巩固共和制度加以论证。

本书将用以下章节进行写作、证明和陈述。

绪论部分，对课题的缘起、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课题假设、证明思路、研究方法等做系统的阐述。

第一章的标题是：师范教育的他山之石。这一章将在世界历史的层面回溯师范教育思想的滥觞和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特别是法国共和制下师范教育的全新内容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师范教育的发展，并以法国模式和日本经验为镜鉴引入对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考察。

第二章的标题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在清末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是清季以降面对“救亡”和“启蒙”双重变奏时代诉求的产物。清末启动了建立现代国家、培养一代新人的近代化道路。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学制——癸卯学制得以颁布，兴办师范学校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基石。“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同时，整个社会产生对西学新知的浓厚兴趣，加之知识阶层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向何处去”的社会功能需求，师范教育的土壤由此形成。

第三章将从徽州个案入手，结合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徽州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变迁，列举许承尧、胡晋接等开拓师范教育的事功，分析徽州为发展近代师范教育而做的初步准备。

第四章的标题是：培养“共和国的信徒”。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由千年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的转变，促使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蔡元培主导下教育方针的根本性变革，以及继而推出的“壬子癸丑学制”，导致师范教育也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胡晋接创办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努力，即是围绕共和主义的“道德教育”而展开。本章节将剖析师范教育在整个社会层面普及共和理念、弘扬共和精神、推进对国民共和教育的作用。

在对培养“共和国的信徒”论述完之后，第五章重点从教育技术层面谈培养“新知识的学究”。“安徽二师”的教育方针除树立“共和的道德”之外，还确定以发展社会经济主义为中心，并开展了“贩卖制”“乡土调查”和“旅行修学”等卓有成效的多重实践。

第六章将从各个角度阐释师范教育家胡晋接对徽州师范教育的领导者角色。第七章将“安徽二师”师范教师分为校务股肱和传道、授业、解惑者两类，剖析徽州师范教育中坚力量的作用。第八章将践行共和使命的“安徽二师”师范生视作徽州师范教育的硕果。此三章结合“安徽二师”的个案，围绕以师范教育家、师范教师和师范生三位一体的“师范教育知识群体”而展开论述。以师范教育家为核心，师范教师和师范生随之聚合，“师范教育知识群体”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人理念，并得到徽州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呼应和关切。此三章将从“师范教育知识群体”概念出发，从师范教育家、师范教师、师范生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其思想体系、教育实践与共和政治的互动关系，同时着重从师范生的毕业走向和长远发展，草蛇灰线式对主题加以论述。

第九章重点考察“安徽二师”以纪念“五七”“五九”国耻而开展的国耻主义教育并延伸至“五四”，作为对其施行共和教育的检验。第十章继而对新文化运动投于徽州师范教育的波澜展开讨论。第十一章从后来者的视角对“安徽二师”所承载的共和肇始下徽州师范教育的勃兴加以叙述，提出徽州师范教育的“纪念碑性”之概念。

结论部分，将在前述章节的基础上，总结民国师范教育中的共和因素及其对共和思想的传播、践行等方面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