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徽州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

宋元以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一府六县”建制的徽州（府治设于歙县，辖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绩溪县、祁门县、黟县六县）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区域发展和治理的典范。时至今日，以传统社会徽州经济、社会、思想、学术、艺术等为研究对象，同时建立在徽州物质遗存和文献档案等资料基础上的“徽州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

徽州传统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础，可以梗概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市场意识驱动的徽州商人在经济上的成功

“一府六县”的徽州山川秀美，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因生计窘困，很多徽州人被迫走上外出经商的道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则流传至今的徽州民谣形象地再现了徽州商人群体形成的最原始动因。凭借浓厚的市场意识和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精神，徽州人前仆后继，打造出称雄中国东南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对此作了解释：“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为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徽州商人的业绩与徽州本土经济的发展并非同一个概念。徽州本土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鲜明的“双重构成”：本土经济的主体是靠山吃山的“山林经济”，在外经营成功的徽州商人源源不断向本土输入资本和金银，增置了本土的“消费型经济”。

汤显祖“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一诗在明中期即广为传颂，往往被视作彼时徽州经济繁荣的佐证。根据王振忠的研究，明清时期不少徽州人对此诗颇为反感，反复强调：徽州土地贫瘠、生计艰难，声名显赫的徽州商人都是居住在在扬州、苏州等繁华都会，与徽州本土关系不大；恰恰相反，因徽州商人的富名远扬，反而使得“打秋风”性质的“黄白游”拖累穷乡僻壤的徽州本土。这也证明了徽州经济存在“山林经济”和“消费型经济”的“双重构成”。在这“双重构成”中，“消费型经济”无疑处于绝对的优势。

二、崇尚知识、隆兴教育的社会文化传统

徽州商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以雄厚的财力反哺家族子弟和父母之邦的文化教育事业，“由贾入儒”，“亦商亦儒”，“贾而好儒”。徽州本土有着“东南邹鲁”的美名，大小书院林立，社学、义学等遍布城乡，形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崇儒重教氛围。“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民谣、楹联至今仍然在徽州深入人心。

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镇四状元”“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佳话。据统计，徽州明清两代高中文进士者分别达到452人、684人，分别占明清全国文进士的1.82%和2.55%，位居全国各府前列。仅以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19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除科场的成功之外，徽州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盛的局面，涌现出以朱熹、戴震等为代表的杰出学者。特别是清朝中期以降，以戴震、凌廷堪、程瑶田、俞正燮等为代表的徽州学者形成并发展了徽州朴学，成为乾嘉学术的重要内容。徽州朴学把科学考据的精神广泛运用于音韵、训诂、天文、历法、堪舆等各个方面，成为一项专门的研究，引领一时风气之先。

三、程朱理学影响下宗族社会的发达

宗族文化的本质是：以儒家伦理为规范，突出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强调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和族众凝聚力。徽州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宗族社会。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经这样描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体，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抷；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二程（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祖籍都在徽州，作为宋明理学重要派别的程朱理学倡导以儒家人伦、宗法制度和家庭本位为核心的伦理观，是徽州宗族制定族规祖训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徽州官民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徽州休宁茗洲《吴氏家典》明确要求宗族成员服膺和奉行朱子的学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随着宗族社会的繁荣和宗族观念的强化，作为宗族社会标志的祠堂、牌坊不断兴建，谱牒族规陆续修撰，在今日的徽州仍然可见大量遗存。

唐力行的研究认为，徽州地域形成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经营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宗族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宗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功名和财力的保障；宗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及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之商人对教育的投资，使得徽州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科举上的成功不但提升了政治地位，反过来同时给予商人经营活动在特权上的庇护；宗族组织对徽商经营给予强有力支持，徽商则为建祠堂、修谱牒、置族田提供经济支持。徽商同时兼具儒商、官商和族商这三重身份。唐力行对徽州传统社会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经营三位一体的概括颇为精到，但笔者并不赞同宗族在三者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另表不论。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在传统社会取得了成功？按照笔者的理解，此中原因有三，或者可以说徽州传统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三为宗族——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传统社会发展的这三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来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基础教育和乡村治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一个拥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加之高度发达的宗族社会组织，便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辅以雕梁画栋的装饰；大力支持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散尽千金建桥修路，延揽名师崇儒重教；修祠堂、续谱牒、兴义学，以宗族社会为纽带，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19世纪上半叶，徽商在陶澍主导的两淮盐政改革中损失巨大。后又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历次兵燹，受时代变迁、内外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徽州商人群体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徽州商人群体的辉煌，塑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同时也给徽州父母之邦的文教事业、基础建设和乡村治理源源不断地“输血”。徽州商人的衰败，不但使得徽州本土经济的双重结构被打破，“消费型经济”让位于“山林经济”，同时给予徽州六邑教育事业以“釜底抽薪”般的沉重打击。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更给传统徽州教育事业以压倒性的重击。今天的学者这样反思科举制的废除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教育的普及状况亦不见改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而是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