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在清末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救亡与启蒙下的中国师范教育的发端

对中国而言，师范教育是舶来品。

根据刘禾的研究，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一些古汉语复合词被日语用来翻译为现代词语，而后又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刘禾将这些以日语为津梁“出口转内销”内生为现代汉语，并进而影响中国近现代思想话语体系的古汉语复合词称为“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师范”一词即归为此类，其相对应的英语、日语拼音和汉语拼音的表达方式分别为“normal（school）”“shihan”“shifan”。“师范”在古汉语中的用法大致有三层含义：①模范。《北史·列传·杨纪》：“恭德慎行，为世师范。”② 效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③ 师傅、老师。元乔吉第《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二折：“着宋玉为师范，巫娥女做生员。”

“师范”在中国古汉语中的出现，远早于刘禾所列举的南北朝时期。《后汉书·文苑传下·赵壹》记载：“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此处的“师范”当为刘禾引用的第一层含义，即“模范”。而“师范”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着全新的内涵。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师范”词条含义①师范学校的简称。而“师范学校”词条解释为：“专门培养师资的学校。简称师范。”

从词源上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师范”来自于日语“shihan”，而日语“shihan”之义又来源于西方。“师范”在英文中是“normal（school）”或“normal education”，更由法文“école normale”演变而来。法文“normale”一词又源自拉丁语“norma”，意为木工的规矩、标尺、图样、模型等，带有“规范”的含义，用此表示培养教师的一种专门机构。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萌生始于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浪潮。在此前的洋务运动当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自富”为口号，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选派留学生，翻译西学书籍，开启洋务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洋务派开办了以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为代表的外语学堂，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为代表的军事学堂，以天津电报学堂等为代表的技术学堂，总共三大类计三十多所新式学堂。但随着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溃败，洋务运动三十载成果一夕化为乌有，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啻海市蜃楼，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为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治社会的主题。此前应办理洋务需求而产生的专门教育，也随着维新思潮的深入而转向普遍设学“开启民智”的普通教育。以培养现代合格师资为目标的师范教育也因此应运而生。

著有《盛世危言》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曾在19世纪80年代初刊行《易言》一书，其中以“师道院”为名介绍西方近代师范教育，但影响甚微。甲午之后迎来维新变法的高潮，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敏锐地感受到建立近代师范教育这一全新的历史需求。1896年，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一文中专辟《论师范》一章，系统论述开展师范教育的理论认识。梁启超《论师范》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梁启超首先将目光投向东瀛，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教育基础。“善矣哉，日人之兴学也。明治八年国中普设大学校，而三年之前，为师范学校以先之。师范学校与小学校并立，小学校之教习，即师范学校之生徒也。数年以后，小学之生徒升为中学大学之生徒，小学之教习即可升为中学大学之教习。”诚如前述，1872年日本《学制》把发展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作为第一和第二要务，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师范教育伴随小学教育而生的现象，并慨言“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对师范教育的认识上升到国民教育基础的高度。

反观中国，“后世学校既废，天子不复养士”，“师道之弊”以致“谬种流传，每下愈况，风气日以下，学术日以坏，人才日以亡”。梁启超以此为镜鉴，匡扶师道，从教师的社会功能和知识结构角度阐述师范教育的意义：“故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

梁启超等维新派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亦日新。”但中国彼时的师资力量又是何种境况？“今日所谓耆学名宿，则彼方抱其所学，率天下士而为蠹鱼为文鸟，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若一如今日诸馆诸学堂之旧例，则为之师者固不知圣教之为何物，六籍之为何言。”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旧制的府州县学官、书院山长、蒙馆学究等，无论是在价值体系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无法承担维新变法时代“兴学校”“开民智”的重任。同文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所聘之西人教习亦弊端多多，无法成为中国普遍设学的中坚力量。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坚定地认为发展师范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梁氏引证日本寻常师范学校的课程体系：“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日本凡学校皆分二种，一高等，二寻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谓日本文语〕，四汉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数学，八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博物〔指全体学、动植物学〕，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十四西文，十五农业，十六商业，十七工艺。”以此作为范本，梁氏提出他对中国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蓝本：“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

继而，梁启超道出他心目中中国“学制改革”的轮廓，师范教育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故居今日而言变法，其无遽立大学堂而已。其必自小学堂始，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使课之以教术，即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简而言之，梁氏的教育改革方案以普及初等教育即小学教育为根基，以发展师范教育辅佐初等教育——“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日本学制次第开展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经验。

梁启超的《论师范》一文，对中国兴办师范教育的时代意义、课程体系和学制方略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此后师范教育的改革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也为其高等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补充。在梁氏1898年草拟的《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一文中，在第一章“总纲”第四节中提出京师大学堂开办“师范斋”的设想：“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梁氏的设想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四年后成为现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2年成立，即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与维新变法时期师范教育思想初步确立相对应，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实践的发端，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曾于1895年10月奏准开办天津中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中实施普通教育的先行者。但在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实践中，盛氏面临严峻的师资人才瓶颈，师资问题严重制约办学成果。他认识到师范教育对办好普通教育而言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原于师范”。

1896年，盛宣怀奏秉两江总督刘坤一于上海筹建南洋公学，常年经费由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拨充。南洋公学分为四院：师范院，即师范学堂；外院，即附属小学堂，为师范生实验之用；中院，即两等学堂（中学堂）；上院，即头等学院（大学堂）。师范生训练一年，挑充各院教习。外院、中院、上院修学均为四年，三级衔接，逐年递升。南洋公学师范院于1897年春正式开设，招收学生40名。1897年秋，南洋公学外院正式创办，招收学生120名，作为师范院学生的教育实习场所。南洋公学师范院于1903年结束，前后共招收师范生72人。

1897年3月5日，上海《申报》曾刊发专文《论盛京卿创设师范学堂之善》，赞许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创立。“令学为教弟子之法，而后可以为师，此盛京卿师范学堂之所以设也”，“京卿知中国之不振，则因乎无人才；所以无人才，则因乎不能兴学；所以不能兴学，则因乎师之不得其教。故特创设师范学堂，以教人为师之道”，“今京卿此意，远本泰西，而近法日本，将使中国学子各得名师，咸受薰陶涵育之益，蔚为国家有用之才，而先于为师者教之，正本清源，京卿可谓得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