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远古走来(1891年前)
第一节 无城时代：湮灭的巴国
一、 巴国起源
四川盆地犹如人之双手合璧，为盆地内早期人类繁衍生息营造了天然屏障。同时，由于双手之分工不同，盆地内出现了巴、蜀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文明。巴、蜀两族进入四川盆地的时间前后不超过4 000年，在此之前，元谋猿人的后裔丹犁人、资阳人、僚人、郪人等已经入居四川盆地1。巴、蜀两族在多族群竞争中最终胜出，在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分别建国，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关于巴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华族说，也有羌族说等截然不同的说法。邓少琴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 《后汉书·西羌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认为， “氐羌之族，从西汉水上源有龙之称，而为巴蛇之巴发源之地，……巴人出自氐羌。”2任乃强则认为巴族是由巫臷运盐工人起家的，但不是羌支民族，而是华族的一支。他认为巴人与华族是从桂林地区进入长江流域中游的云梦泽地区。云梦泽是今湖北省江汉平原上的古代湖泊群的总称，据传先秦时期湖泊群的范围周长约450千米。唐代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整个族群初期以渔业为主业，其后华族由神农氏始经营农业，并向中原移进，形成伟大的民族；而遗留在云梦盆地，从事渔业的部分，便是巴族。关于巴族的准确起源有待历史学家继续考证，这里仅展示任乃强一家之言。
巴族在夏朝时尚未建成国家，自为独立部落，部落核心在云梦盆地巴丘。由于他们历史悠久，族性顽强，不易被其他民族征服。夏王朝占领云梦地区后，巴族从云梦盆地溯江进入四川盆地，逃亡巫臷。云梦泽波高浪急，可能为巴族积累了丰富的行舟经验，因此，巴族到川东以后以为巫臷运盐贩卖为生3。殷代中叶，由于巴族运盐功大，巫王允许后照率族定居在鱼国之西的古陵巴乡，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臷人把巴族安置在这个地方，是为了向四川盆地沿江诸部落运销巫盐的方便，让后照与行盐的功臣们，往来取盐有个适当的地点休息和停留。 《山海经·海内经》载：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巴”正式实现地域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融合，并广为人知。关于“巴”字的来源，《元和郡县图志》认为源自阆、白二水东南六，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4。在有文字之前，后照因为带领巴人实现巴族形成这个伟大突破而被广为传颂。一如秦非子因养马有功受周天子赐封附庸国秦，开启一段伟大的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就这样，巴族承巫臷文化而兴，其时间晚于巫臷约一千年，比蜀文化的开展可能早几百年5。
巴人与世居在川东的濮人、賨人、苴人、蜑人等组建成为巴国。巴国强盛以后，开辟了涂井、渰井两处盐利，于是更加强大，境域扩展到枳县 (今重庆涪陵) 附近。大约在殷代末叶，巴族将国都迁移至平都 (今重庆丰都县)。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枳为今重庆市涪陵区，位于平都的长江上游不远处。此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巴族定都平都时间较长，因而有诸多先王陵墓修建在不远处的枳；另一种是巴族定都平都时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转变，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墓葬形式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七》记载，“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即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这些反映了古代巴族刀耕火种，祭祀神灵祈求农业丰收的场景。
商周之际，巴人帮助周武王伐商纣王有功，因有宗姬在巴，抑或巴人助周克商时冒名姬姓，故而被封为“巴子”。 “巴”为国名；“子”为等级，“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但此时的巴国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形态。巴国上层具备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下层仍在部落制的状态，国家形态是一种典型的“半国家”6。春秋初期，巴国的大致位置在汉水中游与大巴山之间的今湖北省襄阳市附近。关于巴国边界，《华阳国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但这是一个总体控制版图的描述，而非巴国某一具体时期控制的版图7。任乃强认为，常璩用“至”说明巴国的东西界是因为“鱼复、僰道为巴与楚、蜀互争地”，用“接”表明“汉中属秦，与巴国隔大巴山脉，互不相犯”。
二、 巴国迁都
巴国与楚国结盟多次联合出兵，但由于在周庄王九年 (前688) 一次联合出兵行动中发生楚国大夫阎敖污辱巴国士兵的事件，两国最终分道扬镳、兵戎相见。巴国在与楚国的交战中虽偶有胜绩，但终因实力不济，为楚国所败。此后，巴国多次迁都。关于这段迁都历史，《华阳国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8《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五》则参考《地理志》记载了作为巴国都城时的江州，“在巴县南五十步，东西十五步。〈地理志〉 云：周武王克商，封同姓巴子，遂都此地，因险固以置城邑，并在高岗之上。”巴国建都江州时在沿江地区建立了一些行政中心和军事据点的城邑，形成重庆城市的雏形。大约在西周初期，巴族国都从江州 (今重庆江北) 迁至垫江，关于迁都的原因，任乃强认为巴族贵族羡慕周王畿和蜀国的富饶，决心大力发展农业。究其原因，巴王族长期养尊处优，逐步腐化。他们要求实物征用的范围扩大，需要它的属民农业有所发展。大约在战国初期，巴族国都从垫江再迁往阆中 (今四川省阆中市) 等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巴国贵族已经不再是经营水上商业和煮盐等生产劳动的奴隶主，而是巴国官吏，只顾管理土民，发展农业，以丰富他们的寄生生活，所以要迁都到红土丘陵的中心部分。二是为了贩卖奴隶的方便。三是为了与秦、蜀、楚国互争汉中之地。战国中叶，巴国曾乘汉中人民叛秦之际，据有汉中和苴国之地，后又为蜀国夺去。
巴国迁都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任乃强的观点，赵冈提出的“游耕迁都说”或许对解释巴国迁都也有启发意义。上古时期，帝王都邑常迁徙不定，夏后氏十迁，殷人自称是“不常宁”“不常厥邑”。究其原因，乃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然：“以当时的环境与农业生产技术来看，游耕说接近实情。上古时期人民没有良好的耕具时，只能用火焚林，开垦农田，以火焚之灰烬做肥料，点种农作物。因为不用耜或犁翻耕土地，只利用地表一层之肥力，生长农作物，不出几年地力就会耗尽，产量下降。古人不明原委，以为天降灾害，不得不迁地避灾，另辟新田。”9重庆为山地丘陵地形，水土流失较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更为突出。而且，古人生活在沟谷底部、江河湖畔，放火烧林难以控制火势，因此，有理由相信其对周边森林植被的破坏影响远甚于平原地区。此外，巴国以盐兴族，而后才逐渐转入农耕文明。煮盐需要消耗大量的薪炭，因此对植被的破坏十分严重。 《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四》记载，涪州武隆县因为不断砍伐林木供应盐场，以致“两山树木芟薙，悉成童山”；武隆县白马津附近，有400余盐灶，“由是两岸林木芟剃童然”10。
由于巴国资料欠缺，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迁都原因难以准确推断。但是，根据史书上相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巴国也有可能存在王权斗争导致的迁都。如 《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11《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12此外，更为人所熟稔的是周平王避犬戎之祸，迁都洛阳。由于早期人们还没有形成首都天下之中的思想，并且早期的都城建设规模小、成本低，因此迁都较为频繁。后来，随着王权思想的形成，都城建设的人力、物力耗费巨大，王朝迁都面临着心理和物质两项挑战，因而也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宋太祖赵匡胤一直希望将都城由开封迁往洛阳，最终受各种势力和客观因素牵扯没有实现；明思宗朱由检在北京即将城破的最后关头也未下决心移驾南都南京，最终命丧煤山。除了王朝初创时期的迁都以外，成熟王朝的迁都更多成为走向没落的标志。
无论何种原因，正如任乃强所言，巴国都邑北迁，使其与蜀国、秦国的缓冲地带变窄，统治阶级直接暴露在冲突前线，最终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招致灭亡。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周显王时，巴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13
1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249.
2 邓少琴． 巴蜀史迹探索．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126.
3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264.
4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 同①书． 362.
6 周勇．重庆通史．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 22.
7 同上．
8 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
9 赵冈．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6.
10 赵冈．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76.
11 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36.
12 司马迁． 史记·夏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02.
13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