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制度建设与长期增长[2]——精校本导言

脱销多年以致洛阳纸贵的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以精校本的形式再版了。欣慰之余禁不住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想略书几笔谈谈我重读先生著述的感想，是以为序。

这部集先生一生努力探索长期经济增长规律的收官之作出版于2001年，饶有千禧年承上启下之意。该书的问世让那些需要以数据支持自己观点的增长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有了可以覆盖全世界所有经济体、时间跨度最长且概念一致的人口与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全部数据收入该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一书中）。二十年来，该书不仅成为众多经济、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案头书，也在一些有关重大经济增长和人类命运的辩题中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反复引用的观点和数据来源。然而，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媒体炒作的长期增长故事多津津乐道于麦迪森数据所展示的大国之间“老大”的易位，甚至用所谓“麦迪森趋势”去臆测未来“新老大”的故事，而忽略了这些数据所隐含的警示性的经济学逻辑。通过近来译校过程中的反复阅读，笔者深感人们还没真正思考过在麦迪森恢宏的千年增长叙事中，有关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讨论及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特别是重建地缘政治均衡的努力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在内的制度建设的促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如此看来，面对当今我们这个再度被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所困扰，甚至可能再次走向政治分裂与对峙的世界，重读麦迪森的著作凸显了其现实意义。

长期增长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概念主要被用来刻画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虽然不能否定这种关系中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其基础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关系。然而，单纯地谈论“国家经济利益”实在是对不同政治制度下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过于简单的抽象，无助于理解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所谓“国家经济利益”代表的是竞争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利益，还是统治集团抑或独裁者的利益；虽然前者的经济活力远胜于后者，但是后者的权力对前者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在一定的资源、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当然不是完美的和谐，而是暂时的、如地缘政治学权威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所谓的“世界霸权的地理均衡”。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因素的变化打破既有的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往往会酿成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就无法解决的地缘政治危机。

然而，以竞争性市场交易为核心的自然演化过程也是人类的学习过程。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是其中最重要的、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一个发现机制。它通过自然、自发的纠错进行学习，提高了竞争者对新情况做出反应，以适应未知商业世界的能力。为了让参与者各得其所，这个自发秩序逐渐导致了规则的建立和不断的改进，使人们尽可能地遵守规则或规则下的合约，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通过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跌宕起伏的历史，麦迪森饶有意味地讲述了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促进了有益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建设，进而刺激了技术创新，成就了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长期增长的成果。

地缘政治失衡与地理大发现

麦迪森的“威尼斯故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不仅是威尼斯人绝顶的商业精明，更是他们如何以“极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投机性，并完全致力于商业利益”的娴熟的地缘政治手腕，维系了当时东西方贸易世界的地缘政治均衡。这种均衡表面看来意味着威尼斯可以与阿拉伯商人和平地共享东西方贸易的巨额利润，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商业经济可以在西欧乃至北欧扩大与深化，从而刺激了旨在通过提高效率而增加商业利润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海技术的改进。由于各方势力没有意识到恪守一个共同贸易规则的重要性，经济丛林法则下普遍的重商主义行为使维系地缘政治均衡的成本越来越高，表现为宗教旗帜下以掠夺资源、控制商路为目标的日益频繁的战争。然而，市场交易永远是人类最好的导师。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无外乎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最终阻断了西方商人的东方财路。但这不仅没有断送全球贸易，反而刺激了葡萄牙人找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市场的新航道，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进而导致了于随后的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地理大发现。最终还是市场——那些航海家、商人、企业家的身上活跃着的是市场的灵魂——无情地抛弃了傲慢的、自以为可以永远雄踞地理霸权地位的奥斯曼人，创造了新的、更大范围的全球贸易。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克服地缘政治成本

事实上，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并没有直接克服因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而是通过扩大资源空间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从而间接地化解了危机。然而，对新资源的竞争意味着地缘政治均衡必然还会被打破，更大的危机还会出现。通向亚洲的新航道被发现后，捷足先登的是荷兰。荷兰以当时最高效的专业化生产管理和金融市场组织崛起，精明地抓住地理大发现的契机控制了亚洲贸易。麦迪森的计量结果支持了曾经让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都惊叹不已的“荷兰经济奇迹”：在从17世纪开始的约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欧洲最高的。但历史又以新面孔重复，荷兰的崛起先后严重地挑战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利益，打破了地缘政治均衡。尽管它不得不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规模（远超过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规模）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成为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失败者。

如果深读且思考下去，就会悟到麦迪森以其特有的计量和逻辑笔触勾勒的长期增长对我们的启发：市场内含的自然演化力量让人类学习的是如何竞争性和平共处，而不是丛林中永远的敌意对峙和血腥厮杀。增长产生于文明而不是野蛮。在讲述完荷兰的故事之后，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展示了，19世纪大英帝国的崛起是与其通过一系列法案主动放弃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战略、在主要贸易国家之间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的努力同步的。麦迪森以令人信服的增长计量结果，强调了这个变化是推动全球人均收入摆脱长期停滞的首要条件，并据此挑战了在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忽视市场机制中的自然演化力量、过分强调标志式历史事件的流行观点。他将1820年定义为“资本主义时期”的起点，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因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而突然诞生的库兹涅茨假说，也拒绝了长期统治经济史学界的所谓“英国例外”的教条。他进而将1870—1913年这一期间定义为第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区别于1820—1870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由贸易刺激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竞争性的资源流动，使工业技术得以从英格兰向欧洲和新世界迅速扩散，导致了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

战后地缘政治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期”

人类的制度学习从来离不开生命的教训，前进一步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强国之间不会轻易地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妥协，共同规则的建立需要政治家、工商领袖和知识界的思想成熟及目标上的共识，还需要国际关系上的政治智慧，这都需要假以时日。工业化时代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说明了地缘政治危机仍需以武力解决。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鼓励了大量东西方知识分子转而倾向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麦迪森以购买力平价方法对全球经济增长表现的计量显示，战后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奉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高度集中的、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的计划经济；尽管与前者相比，后者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理应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实证发现也许是对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弘扬的、私有财产制度下以法治规范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的最有说服力的支持。

在人类的第二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即麦迪森定义的1950—1973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5%，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3%，迄今仍是史无前例的记录。麦迪森认为在战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导致“冷战”的东西方严重分裂反而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调和，促使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政策，接受自由贸易制度。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为西欧提供了其急需的巨额援助，迅速推动了战后西欧的经济恢复。与此同时，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各种国际组织纷纷建立，继续推动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随着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缩小，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市场迅速地扩大了，这不但深化了市场竞争，也鼓励了技术创新。不过，麦迪森也特别注意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和就业政策对于稳定这个“黄金期”增长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埋下了伏笔。

“新自由秩序”下攀升的地缘政治成本

发生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终止了这个“黄金期”。这是继战后东西方分裂后又一场新的以能源为焦点的地缘政治危机，它与1979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一起，使美国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了持续的需求低迷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严重地挑战了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教条。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政策体现了减少干预、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复归的努力，但却付出了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的代价。这是一个让人们再次怀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时期。可能使一些读者不解的是，麦迪森为什么将1973—1998年这个时期统称为“新自由秩序时期”（1998年是麦迪森始于195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库的最后一年），并没有试图将其中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石油危机、里根经济政策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时期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不但反映了他基于增长核算视角的谨慎，更体现了他一向主张的把透明且容易质疑的定量观察置于定性推论之前，以使后者更加严谨的原则。

的确，从人均GDP增长上看，麦迪森并没有很强的理由将这几个时期细分，因为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在1%至2%之间，平均仅为1.3%，还不及“黄金期”的一半。可以说“新自由秩序”并没有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持续上升的地缘政治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麦迪森也看到，尽管在这短短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因石油价格上涨、拉美债务危机、日本资产价格暴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等等造成了跌宕起伏的地缘政治变化，但国际贸易体系仍然是稳健的，这对于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保持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压力，以致终结“冷战”至关重要。所以，相对解体后的苏东集团各国能否克服衰退，改革中的中国能否治愈国有部门低效率的痼疾，麦迪森更关心的是美国引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进步能否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进而通过自由贸易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全球化与新地缘政治失衡

真希望上苍再多给麦迪森20年时间，以先生在长期增长问题上的潜心研究，特别是对其中自由市场力量的感悟，我想他一定会对“冷战”结束后，几乎与ICT革命同步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产生的新地缘政治问题提出独到和睿智的见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否定了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乌托邦试验，也弥合了因这种实践导致的地缘政治对立和市场分裂，在客观上创造了战后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条件。根据麦迪森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结果，尽管刚刚遭受了资产价格暴跌，日本1992年的GDP总量首次超过苏东集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量已约相当于苏东集团的七倍，主导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此后，制造业在一个日益整合的世界市场中，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在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同时，也改变了主要经济体在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全球化由两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引擎所推动，一个是ICT技术进步，另一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两者相辅相成：于前者，更重要的不是ICT加快了制造业各个领域的技术成熟和扩散，而是以摩尔甚至超摩尔速度进步的芯片技术与摩尔定律假定不变但事实上迅速下降的芯片价格（进而以ICT技术为操作和运转核心的机械设备价格）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不确定性，强化了市场竞争。投资者希望在难以预测的、更便宜且更有效率的技术出现之前实现现有投资的利润最大化，因而需要更快且更自由的全球资源流动，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获得最低成本的要素组合；于后者，作为一个基于以往各种国际贸易协定和经验，在国际法治体系下发展起来的WTO自由贸易制度框架，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市场条件。

在WTO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能够在一个由中央政府保障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条件，赢得了国际投资者，从而得以迅速地加入全球价值链，使世界贸易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旨在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竞争性压低要素成本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明显符合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的利益，但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挑战WTO自由贸易原则的“重商主义”行为。的确，依靠如今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拥有比以往更强的谈判筹码，但是竞争者们力图扭转因此产生的市场、资源和技术等方面地缘政治失衡的决心，正在考验中国以及其主要竞争者的政治智慧。

敬畏市场，避免“致命的自负”

正是因为全人类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资源边界，所以在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中，各国之间相对利益的变化意味着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均衡。国家主义者们并不明白主导全球化的根本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市场，更不明白决定市场成长的不是国家的力量，而是自然演化的力量。概念上，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的经济活动，从接受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国家利益那一点开始，市场就受到了限制，因为市场的灵魂是竞争而不是合作与服从。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经济活动最终的效率目的，进而也就否定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一个国家不能在原创性的技术上胜出，往往是因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名义扼杀了创新。认为市场完全可由政府创造的观点不过是理论上的浅薄和历史上的无知，而这样的无知就是哈耶克所称的“致命的自负”。麦迪森为我们勾勒的人类长期增长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往往代表了背后的统治集团利益。世界贸易制度的作用是维护一个公平的、以法治下的规则为基础的、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交易的市场，而不是“丛林法则”下仅供个别集团以“国家”名义进行利益交易的俱乐部。

这个经济与政治文明演化的概念逻辑，与麦迪森在本书中所潜心演绎的地缘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经验逻辑是一致的。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睿智的启发就是自由贸易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否定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增长的目的与生命的目的相一致的经济哲学观点。生命的本质就是竞争，而基于自然演化的文明逻辑，就在于如何在充分满足自由且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建立起一个维系社会和谐的政治制度。对于任何国际贸易的参与者来说，只有求同存异才可以推进这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考察了长达两千年的世界经济史，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内，很多国家或经济体的边界甚至名称都有很大的变化。在以量化的方法重新构造增长轨迹时，除了一些传统很长且边界较稳定的国家或经济体，麦迪森通常是按照1990年的边界和名称来对国家或经济体进行界定，并据此对较早或较晚的数据进行调整，以保持统计上的一致性。对此，我们在书中以译者注的方式对部分例子添加了说明。

最后，我要由衷地表达对最终促成《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精校本问世的所有参与者的谢意。2003年中文首版发行后还是发现了一些错误。但是由于我很快开始忙于该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与施发启合译）和麦迪森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与马德斌合译）的翻译工作，再加上其他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无暇进行重新校对和修改。让我感动的是郝小楠编辑一直关注和搜集读者意见，不但反复校对疑点，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译法问题。她锲而不舍，直到离开北大出版社。接替她负责本书后续工作的张燕编辑继续发扬了北大出版社精益求精的传统。当然，这一切是与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林君秀主任一如既往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此外，我也要感谢担任北大国发院“世界经济千年史——长期增长的计量与理论探索”课程的助教、正在北大国发院研修经济学博士的吴紫薇，感谢她对所有疑点的反复检查和对全书概念表述的前后统一。

伍晓鹰
2021年初冬，初稿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寓所
2022年初春，终稿于东京西国分寺寓所